《中国文化》第十二期以《现代文化现象》为题，发表了三篇台湾学者论傅斯年的文章，并刊傅斯年遗作两篇。对于时人了解傅斯年于中国历史学的贡献及其为人，这一组文章，是有意义之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叱咤风云，声震四方；与北大诸同学所办《新潮》，几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唯较重于文艺，为不同耳。留学英德归来，执教中山大学，致力研究，此后数十年，他的最大功绩在创办和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是蔡元培手下的大将和干员。尽管他早年并不专研历史，在北大本科读的是国文门，留英时的兴趣在实验心理学和弗洛依德学说，由英入德，主要研究为物理学，尤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及后受陈寅恪先生影响，转入比较语言学研究，然其成就则在历史学。
可是，几十年来，对于傅斯年在历史学上的成就，似乎人莫能言其详。在当年和多年后仍占重大影响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判断学术成就与优劣的流风所至，人以反动派视傅斯年，不只不研究他的学术，甚而是完全无视。于是，对历史学家傅斯年，人们只是朦胧地知道他是个史料派，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是史料派大本营。蔡元培说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一句话，人以为蔡是受傅的影响发表此言。当年周谷城评蔡此言曰：“这个说法对历史研究有益，但不正确。”我写《蔡元培传》，引周此评以为至当。《中国文化》所载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梳理清楚了傅斯年的史学观，从赞成和大加颂扬当年同窗好友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到彻底反对其说，提出他重建史学的一系列观点，并为之而奋斗终生，所谓史料派只是他人所加的朦胧而不确切的概括。台湾有《傅斯年全集》，中央研究院有傅氏档案资料甚全，惜不得见，然读《中国文化》诸文，亦可得窥一斑之豹。
想起一桩往事。一九四七年夏天，傅斯年访美归上海，住枫林桥中研院上海办事处，我往访。本来在政治上就对他很有看法，见他肥胖不堪，穿一件其时上海未曾见的极花的夏威夷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就颇不喜欢。当时说了些什么，今全忘，只记得临别他的一句话：“请问候政之先生。”就是这个傅斯年，逼迫胡政之参加国大（他们同属于所谓社会贤达），胡在他的逼迫下（当然傅的背后是蒋介石），对人说“为了保全报纸，只好牺牲我个人”而去南京国大报到，签了一个名即返沪，落得个污名。
这一面之晤，增加了我对傅斯年的坏印象。前几年，与台湾朋友说及傅斯年，我讲了我的印象。来人深不以为然，说是“在台湾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翘着二郎腿大言炎炎”。于是，我想起了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大声急呼痛骂孔祥熙、宋子文误国的事，再想到他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受台湾临时参议会质询，当场猝然脑溢血死去，则此人是一有性格的血气之人。方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记载此事说：“故傅死后台大学生集会示威抗议参议员逼死校长，几乎酿成一场风波。”其详不知。
当年北大学生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傅斯年、罗家伦并称，其后数十年，罗家伦身为党官，与学术实已绝缘，傅斯年与学术终始相随，且很有贡献，二人不能并提矣。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原载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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