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史上，旅行不但是“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1]，而且是个“永远写不完的题目”[2]。西谚有云:“每个旅行者都有故事可讲。”[3]漫长的旅途充满了无止无休的冒险与传奇，不断激发着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导致了旅行故事传统在中西叙事文学中的形成。本书计划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中心，利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旅行故事的源流与特征加以考察:首先，梳理旅行主题的历史形态，探讨其与主人公身份的关系；其次，以旅行程式为切入点，考察若干重要的旅行因素对小说情节安排的影响；最后，探讨旅行场景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以及空间结构在小说中的作用方式。
要界定什么是旅行故事，自然需要先说明什么是旅行。“旅行”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去外地办事、谋生或游览”。“外地”是相对于“本地”而言的——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旅行是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是严肃的:办事、谋生；也可以是娱乐的:游览)，离开本地、前往外地的人类行为。由此可见，与强调娱乐性的“旅游”相比，“旅行”的含义更加广阔，也更加中性，一切前往异乡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旅行”。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旅行进一步界定为: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每个人都有一个日常的空间，即所谓的“本地”。在日常空间里，人有着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而从离开日常空间、进入非日常空间的瞬间起，固有的身份便退居次要位置，“旅行者”成为人的第一身份。对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陌生的、危机四伏的，又是新奇的、诱惑重重的。对非日常空间来说，旅行者是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异己力量，又是代表另外一种生活可能的变革力量。因此，旅行者和非日常空间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提防，同时又互相吸引、互相融合。这便是旅行故事之中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那么，什么是旅行故事呢?旅行故事，简言之，就是以旅行作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故事。在旅行故事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是旅行者，那么旅行故事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旅行者的故事。本书之所以选择“旅行故事”而不是“旅行小说”的提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从叙事学角度说，故事(story)和文本(text)指的是不同的层面。某些小说从文本层面看，旅行并不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但是从故事层面看，旅行则是一个关键因素。以商人家庭的离合故事为例:此类故事或以出门在外的商人为中心人物，如《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或以留守在家的商人妇为中心人物，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后者虽然未将商人的旅行放在叙述的焦点位置上，但是却是理解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的重要前提，称为“旅行小说”略嫌勉强，称为“旅行故事”则比较妥当。因此，“旅行故事”要比“旅行小说”拥有更广阔的涵盖性，涉及更丰富的文学话题。
《汉语大词典》将旅行定义为“去外地”，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多远算是“外地”?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城镇?另一个行省?另一个国家?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旅行的发生，重要的是是否获得了非日常的空间经验。比如，到隔壁的杂货铺买米，到街对面的饭馆吃饭，自然不能算是旅行，因为人仍然是在自己的日常空间中活动，没有获得非日常的空间经验。但是，清明节去郊外踏青，观音菩萨成道日去著名的寺庙烧香，虽然郊外和寺庙距离都不远，对于主体来说甚至毫不陌生，但是特殊的节日和心情可以使日常的空间也变得“非日常”起来。按照本书的定义，旅行也由此发生了。不过，旅行故事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一个本质性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其找到一个绝对严格的定义。最好的办法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和调整。
对小说研究来说，旅行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却又体多性殊。如今所谓的“古代小说”实际上是一些产生背景不同、文体性质各异的作品的集合。换言之，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清晰的、一以贯之的“小说本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为小说史的写作找到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的逻辑基础——无论是时间上的承接性还是题材上的相似性。不过，如果我们从某一侧面切入，深入到故事生成的历史语境当中，从文体、题材、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或许可以把握到这一复杂能指的某些历史面相。旅行正是本书选择的切入点。在本书的实际操作中，旅行视角有着三重含义。
首先，旅行视角即审美视角。旅行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主题。从《诗经》的“杨柳依依”到楚辞的“上下求索”，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到唐诗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旅行中的感受与见闻在诗人笔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题材层面，成为人生境遇和真理追求的隐喻。古典诗文作为代表士大夫阶层之思想趣味的文体，在文学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某些固定的写作模式和关注焦点，因此，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主题上，对旅行经验的表达都有着某些天然的局限。与之相比，作为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间趣味和底层视角的虚构叙事文体，通俗小说对旅行经验的反映更加全面和具体，构成了与旅行诗文迥异的文学景观；在诗文美学范式的基础上，小说家开始了对小说美学之独特范式的探索。
第二，旅行视角即空间视角。空间视角从宏观上关注的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从微观上关注的是某一具体空间的文化含义和结构特点。既然小说情节只有通过空间场景才能得到展现，那么空间的特点就不能不对小说叙事造成影响，空间的结构特点决定着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方式。因此，在古代小说中，空间场景是一种独立、灵活、积极的力量，影响着、有时甚至决定着小说的情节演进与叙事展开。当前，从空间角度研究古代小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既然旅行故事的定义本身便决定了空间因素在其中的中心位置，那么旅行故事自然是探讨古代小说中的空间问题的理想案例。
第三，旅行视角即意识形态视角。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无法回避中国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在很多旅行故事中，人们围绕孰“居”孰“游”争论不休，二者似乎成为一对互相对立的价值因素。实际上，“居”与“游”本身并不是对立的，因为二者都可以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找到支撑。二者互相协作、互相补充，维系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架构。人们的“居”与“游”都不是自由的，都要受到人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动，而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行为。因此，旅行故事是剖析文学之意识形态本质的有效案例。
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本书拟以明清通俗小说为考察的中心。明清通俗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的高峰，因此，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旅行故事，自然需要将重点放在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考察之上。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流动日益剧烈，旅行文化之发展达到巅峰，对通俗小说的题材、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有四。第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达。作为平民进入社会上层的正途，科举在明代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信念。为了获取功名，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奔波在赶考的道路上。即使获得了功名，也只是意味着更加漫长的宦游生涯的开始而已。通俗小说家大多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人，科考之旅的经历很可能对他们的构思和创作发生直接的影响。另外，社会大众(通俗文学的接受主体)对科举制度的关注也推动了科考之旅题材在通俗小说中的流行。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崛起。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太祖苦心经营的以“重农抑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模式趋于瓦解，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商人阶层日益壮大，商业流通频繁密集，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为了追逐利润，大量商人利用明代发达的交通线路，日复一日地奔波在中国大地上。北到辽东，南到安南，西到川陕，东到苏杭，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作为通俗文学的消费者，他们的文化诉求、文化品位和旅行经验对通俗文学的题材、趣味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流民问题。明清时期，传统社会的高度发展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4]由于战乱、自然灾害和赋役剥削，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成为明清时期引人注目又始终无法根除的社会问题。由于民间性的文体特质和底层视角的写作传统，逃户和流民的旅行经历一直是通俗小说中的热门题材。明清通俗小说家们不但在对前代乱离故事的书写中寄寓了现实关怀，而且也敢于直面当代题材，描写里役、赋税、兵役、战乱所导致的流亡与苦难。
此外，明代中后期的旅游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晚明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一股旅游热潮。文人们不再以好游为耻，反而乐于标榜自己的山水之癖，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和成熟的旅游服务系统也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了方便。他们走出书斋，走向自然，走入社会，在旅行中记录自己的感受，产生了大量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和山水诗，甚至出现了以壮游为事业的职业旅行家。士大夫阶层之外，普通民众和妇女阶层也对旅游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他们一方面热衷于模仿士大夫的风雅游道，一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士大夫阶层的独特趣味。民间百姓的节日旅游故事是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常见题材，值得从文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加以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论述中将根据需要对明代以前的旅行故事——尤其是先秦至唐代文言小说中的旅行故事——加以关注，与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旅行故事进行对照研究。文言小说虽然在文体特征、文化特性等方面与明清通俗小说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在题材、趣味等方面却又一脉相承。只有将先秦至唐代的小说作品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实现对旅行故事之历史形态的更为翔实的描述，才能使本书的小说史观照获得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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