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思考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各个方面有其内在的联系和相通的解释。钱穆把文化分为上层与下层，说是“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为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消而云散”⁽¹⁾。这话是有一些道理的。一个开先路，一个打基础，是文化的两头，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何在？一言以蔽之曰：尽管是多元存在，大体可以以儒学或儒家思想学说为代表。孔子并非儒家的第一人，但是其集大成者。孔子死后，“儒分为八”⁽²⁾（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此后两千余年，儒学历经演变，或有菁华，或有糟粕，然其核心，总是顺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即随统治阶级所需而解释，而变化，而发展；一个“道”字，可以随心所欲，无往而不可释，无往而不可融。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也”，鲁迅讥之为摩登圣人，用今天的话说，颇有善观风向的意思。这正说明儒学可以随时而变，所以林琴南强行辩释说，“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³⁾。却不知儒学之变是有一个极限的，其根本之道不可逾越。由此所谓上层，深入各个范畴与领域，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无往而不在，贯穿着一切。由此，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特别强，排它性也就特别突出。

儒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所谓严夷夏之大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民族与异民族，中华民族与他民族之间，文化之交流融合，受到严重阻碍；或者只能是单向的化，即用夏变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用夷变夏则目为大逆不道。尽管历史上除了胡人汉化，亦颇有汉人胡化之事，细加考察，所谓汉人胡化，多只属于物质文化的吸收，而精神文化的改变则较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时成风，那只不过是衣着上的改变，如同胡床等的引进一般。红衣大炮，外来钟表，以至声光化电之物，尽管可以被斥为奇技淫巧，以其毕竟有用，也就可以不反对其技其巧，而得以流行。这正如同现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同样可以很快畅行于中国。精神文化的吸收就困难了。历史短，文化传统不深厚的国家，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容易；历史愈长久，文化传统愈是深厚，可以称为骄傲，反之，也就成了负担，吸收外来文化困难愈大。佛教入东土，被认为是汉唐文化的兼容并包，殊不知其间的艰难曲折极大，有唐一代，以儒反佛，声威极盛。严夷夏之大防，无父无君，就是反佛者喊得最响的口号。“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渡流沙？只今中国已多事，何事无端更乱华！”⁽⁴⁾把一个文化输入的问题政治化了，简直是自己不材而无端怨人。以此为理，那就不可理解鉴真东渡之被视为中日友好的象征。终而至于佛教被改造为中国化的禅宗。这就证明，外来思想文化其与儒家思想相抵触者，表面上看，似乎也能吸收之，实质则多已儒化，与原来面目大异了。

至于近代，大清帝国式微，随着洋枪洋炮俱来的，是西方的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孕育的古老帝国，抵御不了洋枪洋炮，传统文化本身也招架不住无限新奇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民族文化遭到了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包括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睁开眼睛看西方，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灵丹妙药，渐渐对传统文化有所不满，有所批评。于是，乃有西学中源之说，中西比附之行。

所谓西学中源，清初已露端倪，而以鸦片战争之后大盛，无非是说，西学来源于中国，“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⁵⁾。其说之荒谬显而易见。所谓中西比附，是将绝然不同于西学的老祖宗的一套，与西学相比附，认为西方文化所涵盖的某些内容，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洋务运动的提倡者，维新派人士，以至革命派思想家，都曾唱和西学中源，实行中西比附，以致一时成风。尽管他们用心良好，以此作为武器，也曾在同顽固守旧派力图保持传统而不变的战斗中发挥不容否认的作用，毕竟造成了混乱，而无补于中国的近代化；同时，也说明了西学中源论者，中西比附之实行者，实质上对西方文化全然无知或不甚了了。其结果则是，西学一入中国，成了不中不西，似新又旧的东西，与本来面目相违，甚至面目全非。

西学中源论不讲什么道理，一看便知是揣度之词，中西比附有所不同，似乎有所对照比较，也就比较能使一些人相信，因而其法为时人所习用。严复批评梁启超《古议院考》以西之新附中之古的做法，梁启超复书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我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⁶⁾以在报纸上（按指《时务报》）为文向一般知识分子作宣传为理由，不免中西比附，已属牵强。既经严复指点，“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似乎不会再行比附，其实此后的梁启超，还是“往往不自免”，他的此类文字仍多见。这就证明，思想实质原本如此，一面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一面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一面批判传统，一面接受传统，往往是从传统的这一面反对传统的那一面，实际是以传统反对传统。如此，脚跟不牢，每易动摇，中国革新之士每易倒退，在文化史上是一突出现象，其故安在，发人深思。即使是较同时代人为最通西学的严复，晚年的倒退亦属惊人。凡此，足以说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凝固性之强，势力之深。

宋育仁与蔡元培都认为：“西政之善者，多与中国古制暗合。”⁽⁷⁾蔡元培读了宋育仁（芸子）随清驻英公使出使欧洲归来所写的《采风记》一书，赞同宋氏“西政之善者，多与中国古制暗合”之论，还进一步称扬宋氏所谓“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为“通人之论”。⁽⁸⁾那么，中国古制是比西政尤佳了，那还须要什么维新改革，只要恢复古制就行。蔡元培此语，写于一八九七年，他以后特别是数次留学或出访欧洲之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大有改变，不再有此类论调。早年的梁启超，一面竭力介绍和赞扬西方思想文化，一面猛烈抨击秦以后至清的传统，一面则称颂古制不绝。凡此，不经意或有意识地，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章太炎是反对代议制的，他认为西方上下议院之制，在中国周朝就有了。⁽⁹⁾于此，亦给赞成代议制者以恢复中国古制之思想影响。

民国元年，蔡元培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改订学制，他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其中颇有中西比附牵强混乱之处。清末学部所订学制，共五项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蔡元培据此五项，或废除，或更改，或新增，易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此五项宗旨，有的有其时代因素不得不然，有的有进步性，特别是提出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可见此公卓识，尽管美育教育在当时未必能行得通（果然数月之间就为临时教育会议所取消了）。他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本属通人卓识之举，当时中国社会恰恰是缺乏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精神。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特别是前两项，属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所称天赋人权观念范畴，强纳入公民道德，总有些磗格。蔡元培进一步解释说：“以古意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仁，可以解释为儒家政治思想、政治手段，但和义、恕一样，通常只是做人道德，为人处世之道，它和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西学完全走了样，由此不难理解中西比附之弊。贤如蔡元培，尚不免此，等而下之，他人无庸论矣。

除了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甚焉者，西学传到中国之后，完全翻了个个儿，与本意截然相反。举一例：民主一词，含意本来甚明，而在清末一些思想家的文章中，民主则是“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之音译。于是，民主成了民之主，或是主民，人民作主成了总统专制。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早期的文章，即如是理解。这种奇怪现象，令人咋舌。

不真正透彻了解西学，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了解西方文化之真谛；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深入了解，对中国长期而深厚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实质不深入了解，就会造成上引的种种混乱，其可怕的后果，将是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倒退复倒退。

中西文化差异过大，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也未必真了解，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还不免于只是摘取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片言只语，贴上西方近代政治名词的标签。比如，经常引用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以证孟子的民主思想。和孔子的重君轻民相比较，孟子确重民轻君。但孟子讲的是为政之道，不能附会为近代的人民为国家主人的学说。至于人的价值，人的平等之类思想，也不能用墨子的兼爱思想去等同。如此等等，就不用多说了。

检讨儒学得失，非本文所涉及范围。我只不过意在说明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深厚的传统，其阻碍于中国社会进步者至多至大，近代思想家介绍西方文化，而不免于中西比附，乃成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不可取之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来有故，其反传统之功虽然未竟，终不可没。走笔至此，仍油然思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就精神文化言，首要在于文化现代化，对于儒家思想文化，须要认真清理、批判继承。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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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文化史导论》。

(2) 《韩非子·显学篇》。

(3)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4) 韩愈《赠译经僧》。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

(6) 《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7)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8)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9) 《代议然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