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史官·史家

记者与史家有差，但不是泾渭之别。虽不能夸张地说成只是一线之差，至少可以说是相距有限。古之史官，出以今名，只不过是皇帝的御前记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把皇帝的一言一事都记载下来。今之记者是记全社会和人民也包括领导人的事，其情不同，其记事则一。

古之史官有好史官，忠实于职守的好史官，其著名者如晋之董狐，如齐之实写“崔杼弑其君”的三代史官。皇帝最怕这样的史官，所以要强迫他们改写原来的记载；不改就杀了他们的头。他们一字不改，被杀了头，留下好史官的声名，可惜没有留下他们详实的作品可以使后代称呼他们为史家。

皇帝忌史官，怕史官，忌怕无所隐讳的史官，就是怕他们直书其言其事。贤如唐太宗，还想查看史官是怎样记载他的言行的。王允（虽非皇帝实同皇帝）必杀蔡邕，就是怕他修史记其实，他的说法是：“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谤书”为统治者所最忌，成为杀史官的藉口。蔡邕连史官也未做成就被杀了，自然他的“谤书”也就没有写，蔡邕只是被时论认为可以修史，其实也并非史家了。

真正由史官而成为史家，且是中国历史上大史家的，是司马迁。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他立志继父业而修史，不惜忍受残酷的宫刑，发愤写成《太史公书》——《史记》这样一部通史。司马迁说，史官是“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带有自污之意，尽管（在汉代）并不一定如此下贱，至少是不那么高贵的职业。史官成为史家，第一得有作品问世，第二得作品佳上。后于司马迁的一些大史家如司马光、欧阳修等，是奉命修史，本人并非专职史官。当然，《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是至上之作。至如韩愈，本为文史大家，也是奉命修史，可惜是奉命写成的《顺宗实录》，因为“书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致文宗命路隋修订。韩愈代表国家记叙当朝重要史事的《平淮西碑》，更被诏令磨文，改由段文昌重撰。唐人不平，无可如何，留下了李商隐“吾于韩碑歌万遍”的绝唱，留给后人深思。可见，做史官之难。

这篇文章拉扯上记者，只是意在说明记者的职业可以类同昔日史官。如果再按社会习俗的看法，所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则记者之作与史家所写，亦可谓同。史家之治近现代史者，都必须翻阅旧报纸，就为了找历史材料，从历史中找材料。然记者与史家，亦毕竟有异。记者之未必为史家，正与史家之毕竟不是记者同。其中经纬，非一言所能尽。但是，记者应读史，史家必知今，应是不易之理。史家虽所业在史（昔），知今可以有助于了解昔（明史）；反之，记者知史，则今事之渊源变化，当可以更明白一些。是否如此，姑妄言之。

记者，史官，史家，有一个最大共同点，那就是以真实为生命，写真实。记者是照实报道，让事实说话。史官则须秉笔直书，否则就不能说“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了。史家最要原则是按历史事实写，一切纳入历史环境，方能在历史中求史识。三者合一，都是真实，或合乎今天新闻报道事件的真实，或合乎昨天历史的真实。尽管有时历史事件的真相也许难求，然所写历史事件则必合乎历史真实。果如此，记者，史官，史家，三者任务虽异，性质实同。

一九九八年一月

（原载《新闻记者》一九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