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旭麓同志的朋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和他临去前很近还相见的人。十二月一日，也就是旭麓突然去世的那天，我和他上午一起开会，中午一起吃饭，下午一点半分手。谁也未能料到，五个小时之后，他竟撒手长逝了。
旭麓是可与深交的朋友，可以切磋学问的同道。从读他的著作文章，从相与畅谈身边琐细、学术活动，直至国家大事，从他的处世为人，我在在受益良多。我认为，一个人的立身行事，道德文章，应该是一致的。虽然滔滔今世，并不那么一致的人是有的。然而，旭麓则不然，在他身上，体现了这种协调一致。也就是说，他的人品、学品、文品一以贯之，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旭麓为人，襟怀坦白，刚正耿直，疾恶如仇，从不阿谀逢迎，从不作违心之言，遇不平事，不管是对自己对他人，辄拍案而起。旭麓治学，博闻强识，所涉范围至广，而归于一专，平生所学，寄之于史，可以说是求其有以用于当世，旭麓的著作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有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
他一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著述累累。他的门墙桃李，遍布南北，卓然成家者颇多。他一生乐于助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热心提携后进，热忱帮助青年，无论识与不识，凡在史学研究上有所求，他总是热情提意见，改稿子，并介绍给出版社。处理他人稿件，占去了他大量时间。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多年来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学付出了这么多的历史学者，社会对他又付给了什么呢？前几年，风风雨雨，深文周纳，使他竟然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精神痛苦达于极点，甚至一个教授职称也历久不能解决。他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研究生，可是连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也屡遭顿挫。外地史学界对此议论纷纷，称之为上海的怪事，历史对于一位历史学家其不公正也如是。然而，历史毕竟还是要回归于公正。这几年他的状况改变了，他的情绪转好了，他的创作欲望高涨了，可是天竟不假以年，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今天参加向他遗体告别的人数之多，悲痛之切，反映了学术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旭麓的尊重和怀念。这就是历史对旭麓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万分悲痛之中，我欲有所言。那就是不要再折腾甚至折磨知识分子了，我们知识分子之间的内耗也应该尽量减少了。史学界最近连续死人。十一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民国史专家李宗一死了；十二月七日，我们上海历史所的明清史专家王守稼以四十六岁之年而告别人世；我四十五年的老朋友、好朋友黎澍，也在九日死了。黎澍对马列主义有极为精深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而又独具胆识，面对真理，敢说敢写，就因为这样，这些年来，对他也是风风雨雨，使他精神上受到折磨。他遗言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向遗体告别，三不进八宝山，可谓超脱了。但是，这犹如鲁迅临死前所说：“死了，赶快埋掉拉倒。”他内心的沉痛感可想而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专家学者更少，经不起任何折腾和折磨，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治学条件。
其次，旭麓未完成的稿件甚多，阐发他的近代史新陈代谢之说的宏著已有部分初稿；他生前对近代史中的各个问题，有很多想法。我希望他的学生即陈门弟子组织一个班子，整理和完成他的著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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