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叶圣陶先生

写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多矣。以我与叶圣老交往之浅，忽然来写这一篇文章，缘于所见文章，似多侧重于先生的著述和道德，这自然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而于记先生在全国解放前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有所不足，是为一憾。写此短文，记所知二事，以供研究者采择。

其一。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成都各大学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于著名的华西坝广场，中心内容是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到会的人极多，广场几为之满。当晚的形势极为紧张，早有传说，特务要抓人。会场周围虽不见着制服的军警，大家都知道，必有特务甚众。而广场之侧华西大学办公楼前的小草场，由青年党出面拉起了另一个场面，亦以纪念五四为名，有该党姜蕴刚教授演讲，到会的人数远不足以与广场之众相比，其声势竭矣，然零落的叫声时起，亦足以影响广场的晚会。显然，青年党此举是与国民党相为配合，意在破坏营火晚会的举行。

适得其反，这么一来，更加刺激了到会群众，营火晚会士气大张，开得激昂慷慨。青年党主持的晚会逐渐偃旗息鼓，参加者相率而去。为营火晚会励士气壮声威，居首功者是叶圣陶先生。他是大会邀请的三位演讲人中第一位出场者。叶先生素不擅于作公开演讲，他的苏州官话亦难于听懂，且嗓门较低，这都是对于当晚如此紧张繁嚣的大场面不适宜的。叶先生毅然肯来，虽然大家敬佩和信服他的声望，但对他讲话的效果，则未免有所担心。殊知叶先生竟别出心裁，在会场上高声朗诵了他为这个会议做的一首新诗。叶先生那时似乎很少写新诗，这首诗切合实际，真是雷霆万钧，震天动地，把全场情绪立刻推入高潮。

会场没有搭台，主持人介绍了叶先生后，叶先生步入会场中央，仍然着长衫一件，迎风而立，朗声说：“现在是民主时代，皇帝早已打倒。有人要做皇帝，我们不答应。我写了一首诗，现在念给大家听听。”此语一出，全场肃静。接着，叶先生高声朗诵了他的诗。全诗不长，只有几句话，今已不能复忆，只记得第一句是：“现在，没有什么皇帝不皇帝。”叶先生以苏州音将“不”读成“弗”，大家居然听懂。叶先生讲话和念诗，不过三五分钟，其效则远过长篇大论的演讲。且矛头所及，直指乘舆，极为尖锐。日常接触，觉叶先生温文尔雅，彬彬君子，没有想到竟亦擅长在稠人广众中以最精练的词句鼓动人心。不忆此诗在当时报纸发表否，编叶先生文集更不知收入否。此是叶先生别具一格之作，应予搜求。

附笔一记，继叶先生而演讲者是加拿大传教士、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James Endicott）博士，著名的民主运动支持者。叶先生头场唱文戏，文幼章先生二场唱武戏。他以最地道的成都话说：“今天有特务在场，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你们有胆就站出来，来和我打架。你们敢吗？……”一边说，一边卷衬衫袖口，两手不停挥动。他人高马大，确乎是长靠武生架子。如此一来，全场大乐。会议进行顺利，所谓特殊人物，早已悄悄溜走。文幼章先生后来终以支持共产党之名为他所在的教会解职，归国后从事世界和平工作，为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他的儿子文忠志（Jr．James Endicott）为父亲写了一本厚厚的传记，蒙加拿大巴锐特教授赠我一册，传中多记文先生与中国学生运动及民主运动的关系，闻四川出有译本。第三位演讲人是陈中凡先生。

其二。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成都部分报刊杂志发起了拒绝接受政府图书杂志报刊检查运动，成立了一个拒检委员会的组织，编辑出版了一个《拒检周刊》。一时声势浩大，重庆起而响应，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成都拒检消息，转载成都拒检宣言和《拒检周刊》文章。叶圣陶先生代表开明书店成都编辑所参加拒检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同时担任《拒检周刊》主编。叶先生欣然从事。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人物是黎澍，骨干分子都在《华西晚报》，《拒检周刊》就在《华西晚报》编辑发行，陈子涛（后为上海《文萃》三烈士之一）独当编辑之任，唐海、黄是云和我几个人跑腿写文章。叶先生时来《华西晚报》，关心《拒检周刊》的事。这场运动虽很快成为过去，《拒检周刊》也只出了三期，然如老虎头上拔毛，过去无人所为，其影响也就甚大甚大。叶先生以一温柔敦厚君子，毅然为此“作乱犯上”的事，诚可敬也。

叶先生思想与时俱进，恐怕在成都居数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之时。总括一句，时势使然，当时知识分子俱如此。他离开武汉大学到成都定居后，未再教书，但和成都各大学学生时有联系。他住在南城陕西街，对面就是燕京大学，学生文学团体常请他来演讲和座谈。学生们从他受教，反之，他亦必受青年的影响。我去他府上拜访一次，所居甚狭，只占这个小院落的西厢房两间或三间。去时，见室中年轻人不少。

叶先生是成都文协副主席（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抗战胜利，取消“抗敌”二字），主席李劼人先生以经营嘉乐纸厂故，常居乐山，文协各种会议多由圣老主持。记得一次是遥祝茅盾先生五十大寿座谈会（茅盾先生居重庆），圣老主持，讲了一番话，至今不忘。他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由茅盾先生为编辑予以发表的；茅盾先生的第一部小说是由圣老为编辑予以发表的。茅盾先生署名“矛盾”，圣老先生为之加帽，易“矛”为“茅”，从此便用一生。此亦文坛佳话，诚然使在座后生小子增识，我则因此想到，编辑与作者应该是朋友，是同道，互学互长，相得益彰。

时成都文协诸理事及各部门负责人如陈白尘、黄药眠、陈翔鹤、叶丁易诸位，皆敬事叶圣老，他们之间的思想亦必互为影响。成都文艺界的运动中心在《华西晚报》所在的著名的五世同堂街，叶圣老不时来此走走，犹忆一次在此吃中饭，时《华西晚报》已穷得不能维持，屋主又逼搬迁，菜饭自然极劣，连坐凳也没有，叶圣老和我们一起站着吃了这顿饭。

抗战结束到上海后，我只去拜望过叶先生一次。一天，忽闻朱自清先生逝世，但未得确讯，急往福州路开明书店访叶先生。叶先生告所传是真，我即请叶先生谈朱先生家世生平及二人友谊，叶先生在悲痛中详举以告。我复请朱先生的学生魏金枝先生作了一些补充，魏先生和我同住在麦伦中学，甚熟。我当天据此写成记朱自清先生及其逝世一文，载上海《大公报》，署名郑常。文题我本写《长留“背影”在人间》，编辑易为《记朱自清先生——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了！》，以朱自清先生穷病而死，自亦未始不可。

此是和叶先生最后一面。及一九四九年，叶先生来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日黎澍、唐海和我过海去九龙某旅社拜访，适先生外出，只见到同住的傅彬然先生，乃留条而去。越数日，萧乾告我，谓昨晤叶先生，嘱转致彼日未能迎候之歉。我听了真觉惶悚无地，学界敬重的长者前辈，对一个后生小子如是客气！回想访叶先生于上海开明书店楼上之时，告退，叶先生坚执送我下楼，我坚请不必，未蒙允。看见他走下那陡峭的楼梯，送我出门，如此长者之风，油然更增敬意。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日

（原载《书城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