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姜义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进行论文答辩，其中一位的论文题目是张东荪先生思想研究。从历史上突然消逝了四十年，且消逝之因局外人近于不明，消逝之后行踪更所不知，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有人来做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把历史的空白填补起来，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杨国强近在《学术季刊》发表文章论述二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讨论的历史，评论了张东荪先生；《读书》杂志张汝伦之文，则着意介绍张东荪先生的哲学观，二文均为填空白之作。张汝伦对于张中行先生的《张东荪》文，有语焉不详之憾。我写这篇短文，语焉将更不详，盖不知也。只是识小事二件，也许从中可以窥见张东荪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分别囚禁在北平和天津日本监牢里长达四年的十一位燕京大学中外籍教授自然出狱，其中有两位，为时不久后分别先到了重庆，后到了成都，那就是校务长司徒雷登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按校务长一词，英文为Chancellor，在美国某些大学即为校长，英国某些大学或为名誉校长，或为校长。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之时规定，所有教会大学的外国籍校长都必须换为中国人。燕京大学乃易校长为吴雷川翰林，原校长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实际换汤不换药。这颇有一点像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在英文为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词义很明白，在中文却叫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称工部局，和中国明清两代的工部之称相含混，以此愚弄中国人。校务长也就有点像教务长这个名称，实则一字之别，天上地下）。他们两位都是监牢里出来的英雄，确乎狱中表现可称坚贞不屈，自然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受到欢迎。司徒雷登还和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见了面，自然也和蒋介石会面。据称，毛泽东对司徒雷登说：“你有很多学生在我们那里”（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其时正值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高涨之际，司徒雷登在成都燕京大学全校师生的欢迎大会上做了讲演，中心是赞扬中国的学生运动，词中颇有精辟之处，他以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在全世界有独一无二的可贵之处，那就是和商人、工人、店员等的市民运动相结合，发而为巨大的力量。他以五四、五卅等为例讲起，滔滔不绝，全场鼓掌称是。事过四十八年，我对此记忆犹新，因当时写了一篇长文记其事，载于以进步著称的《华西晚报》。现在附记此事，表明历史如此。一九四六年六月后，司徒雷登做了美国驻华大使，执行的自然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他本人虽有联系，亦有区别。
话题回到张东荪先生。他在重庆的活动我不能详，只时见报载，投身于民主活动中，为民盟的活跃人物。张先生到成都，自然也到燕京大学来了。他对全校学生做了演讲。今已不能忆其所说，但他丝毫没有讲哲学，也没有发挥他研究有素的民主学说，他所讲是时局。只记得，以其雄辩之才，分析中国出路何在，中心不外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当时的张东荪先生，颇露踌躇满志昂扬奋发之气，我们学生听了也是深受鼓舞的。附带想到，张先生去了不久，梁漱溟先生来成都。梁先生时为民盟领导人物，此来或与民盟政务有关，住在民盟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张志和先生家里（张志和先生为川军刘文辉部下师长，本人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为“右派分子”，“文革”惨死）。我校学生自治会要请梁先生来校演讲，因我与张志和先生相识，乃写一信与张志和先生，求转恳梁先生允学生自治会所请。梁先生的演讲，调子较张东荪先生为低，表现了相当的冷静。其时正当苏联军队接收东北搬走器材之际，并盛传苏军打死我工程师张莘夫，因而内地一些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演讲毕提问，有人问及此事，本意想借梁先生的回答以证明张莘夫事件为国民党所伪造，借以批判反苏运动。梁先生却冷冷地回答说：“不清楚。苏联军队，很粗吧。”算是浇了一勺冷水。我们这些自命左派学生，大失所望。历史终于证明，梁先生所言不虚，而且他答问时已作大量保留，我们这些人当年何其天真！反过来看张东荪先生，彼时正是热得很。
众所周知，张东荪先生和张君劢是多年至交，同出研究系，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多相近，又同为民社党党魁。至国大召开，民社党与青年党入阁，张东荪先生毅然退出民社党，并与张君劢割席绝交。时人壮之。此亦张东荪先生之热也。
不忆是一九四六年还是一九四七年，张先生来上海，我们同学数人宴之于一福建籍同学家中，我们还邀了同为燕大著名民主教授的沈体兰先生作陪。大家所关心的是政局。希望能从张先生口中得知一些消息，并聆听他的分析。张先生依然甚热，慷慨激烈，多豪爽之语，满斗争之词。想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先生曾经鼓吹社会主义，以致维金斯基代表第三国际于一九二〇年来华时，曾和张先生晤谈数次。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其时张先生已经远离社会主义而大张资本主义的旗帜了。则二十余年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张先生热衷政治，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憧憬中国共产党所希冀与奋斗的未来，也就是张中行先生文中所谓的“不忘朝市”，当又回到了他早年为之鼓吹的社会主义。其然欤！
于是，当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运动方起之际，忽闻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仍兼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先生“出事了”，但语焉不详，不免一惊。然当此时，如我这样的所谓革命青年，是必然相信与不容不信果有其事的。和张东荪先生出事连在一起的，还赫然有燕京大学末位校长陆志韦先生在焉。记得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沈体兰先生，沈先生自然也一样的不甚清楚其事。
此后多年，陆志韦先生在报章上渐有露面，且出版了他的著作，张东荪先生则真正消失了。只是偶见海外及港台文章提到他，有人把他归入新儒家。姜义华的弟子对我有所言，张东荪先生所出之“事”果如何，吾仍不得而知焉。只是谈到张先生子女诸人的遭际，则不能无感。张先生诸子女皆甚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张先生事颇受株连。诸人中，我只知道张先生长子宗炳先生。我负笈燕京大学时，他是生物系主任，同时兼华西大学教职，不常来燕大。其人美姿容，除身材瘦长与张先生相近，和张先生之喜着长衫迥异，穿着当时颇时髦的西服，戴狭盘小礼帽，帽上且有一羽毛为饰，态度极为潇洒。我没有读他的课，据生物系同学言，张宗炳先生冰雪聪明，IQ（今世称作智商）极高。张东荪先生次子张宗燧教授则以自杀身亡。张东荪先生一家皆学人，乃兄张孟劬（尔田）先生，亦著名学者，张先生多受其教。
我的语焉不详的短文，到此为止。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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