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玄“法师”杂忆

吾乡周太玄先生是一代通才，他是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早期青年运动的倡导者、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又是政论家和教育家，早在二十年代还是一位诗人。郭沫若笔下如是写周太玄先生：“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文章。”这写的是清末郭老与之同在成都石室中学（时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同学的青年周太玄先生，此后成就自然远远超乎郭老笔下所写。四十年代末，香港《大公报》同人则称周太玄先生为太玄“法师”，王芸生先生一时兴起，还戏称之为周和尚。

进入中年以后，周太玄先生好佛理，精研佛经典籍，从著名的能海大师学。能海法师原为四川一位军人，全国解放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寂于五台山，至今山上有骨塔焉。太玄先生既悟法，极尊能海法师之学，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能海法师讲经于成都文殊院和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先生与乃兄著名地质学家晓和先生，每日前去虔诚听讲，风雨不辍。其时我尚读书从中学以至大学，读过太玄先生文章，心仪久矣。不只一次，我在少城公园得见先生昆仲听讲归去，步行园中，其虔诚肃穆的形象，历四十余年而未忘。

一九四八年底，太玄先生终以多年《大公报》客卿的关系，担任了香港《大公报》顾问，在董理报社大政方针之余，常和我们谈禅理。我们自然是似懂非懂，而先生总是严肃认真而又虔诚地娓娓道来，绝不敷衍了事。同人中除费公彝民似乎颇有所悟外，能与先生对谈禅理者只有陈凡老兄。先生讲佛，口头语中常用“快乐”、“配合”二词。先生说，学佛法讲究配合，理性配合，心之所思与行之所为配合，万物配合，那就是一致，就会感到快乐。先生每日坚持静坐，清心寡欲，只日中一食，这是学佛的人所应做到的。先生常说“打坐入定，真是快乐呀，快乐！”先生与我为小同乡（近见先生哲嗣孟璞、仲璧昆仲与刘恩义君合写的《一代通才的科学家周太玄》，始知先生祖籍河南祥符，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之后），我学他说话，自能入神。时报中同人每有集会，茶馆之际，费公彝民要我学太玄先生口语，并仿学费公自己的夸张动作，我不能却，静坐而语曰：“配合，快乐呀，快乐！”第一个笑起来的，往往是太玄先生。

据孟璞、仲璧文，先生原名焯，字朗宣，后改名无，字太玄，赴法国留学后，废名而以字行。名字相连，本为传统方式，先生易此名与字，未知其所本，也许从《易经》衍化，是否年轻时代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亦所未知。先生青年时代的思想极为活跃，为时代的先锋，开风气的先河。最著者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及参与华法教育会选派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共七人，最主要的人，是太玄先生和他的知友王光祈，加上李大钊。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七月，早在两年前，先生在北京任职于《京华日报》和《中华新报》时，即与王光祈和李大钊多所商议，决定成立此会。发起人会议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宣武门外岳云别墅举行，推定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先生任文牍。先生后来为文追忆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动因说：“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发起人会议时，所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成立大会上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精神是一致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其成员遍布国内外，总会设于北京，国内一些地方设有分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又于巴黎成立分会，太玄先生当选书记，会员之在国外者，均由巴黎分会联系，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当时来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皆一时青年之精英，后来成员思想分化，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一批人成为共产主义者，曾琦、左舜生、魏嗣銮（即魏时珍）等一批人成为国家主义派，然在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之时，则不能不说有一致的拯国家于水火的思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恩来宴请民主人士，太玄先生被邀三次参与。席间，毛泽东主席曾询问太玄先生，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其言也许有因，也许纯为怀旧，就不得而知了。

先生早有赴法意愿，初在北京，经吴玉章介绍，入华法教育会学习法文。一九一九年一月赴法之后，曾与李璜（字幼椿，后为青年党党魁）、李劼人（后为著名文学家）共办巴黎通信社，把巴黎和会不利于中国的事实尽快传到国内。后又创办《旅欧周刊》（想来必得到华法教育会李石曾、蔡元培等的支持），提倡勤工俭学，宣传工读主义。继又与李立三、赵世炎合办《华工周刊》，于在法华工遭际，多所维护。先生初在法国学教育学，得蒙彼利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学生物学，成绩优异，发表论文及报告多篇，于一九三〇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先生归国返川，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教授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及成都师范大学任教，翌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先生出任教授，并兼理学院长与生物系主任。一九三六年重游欧陆，多有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及《大公报》。开此一张清单，以明先生前半生之大略。于此，可以看出先生经世及治学所涉之广，思想之活跃。

这里，应该写到先生和《大公报》的关系。先生和张季鸾先生有旧，与胡政之先生关系尤深。先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五年卒业，胡政之先生曾在中国公学任教，于先生有师生之谊，但我不知道，究竟胡政之先生是否教过太玄先生。太玄先生很敬重胡政之先生，胡先生亦甚尊重太玄先生。《大公报》星期论文的一位主要作者就是太玄先生，据说胡先生经常以办报所涉问题征询太玄先生意见。

记得一九四七年先生由成都来上海，住在南京路《大公报》经理部三楼胡政之先生办公室甚久，隔室就是我在那里工作的采访课，日见先生出入。一日登门求见，我想先生自然不知道我，自报家门之后，接着说我是先生的学生刘芃如的好朋友。不料先生说：“我知道你。你在《新世纪丛刊》写过文章。”此言一出，我不禁愧煞。那是一九四五年，先生在成都与张友渔、黄药眠、沈志远等先生创办新世纪学会，出版《新世纪丛刊》。黄药眠大师忽然要我写一篇论战后处置德国问题的文章，我于国际问题几无所知，何敢命笔。一再推谢，黄大师不许，告诉我英国新闻处有资料，去查阅整理即可，并指示了一番大意。我勉力写成，黄大师总算同意了我的话，说我确非写国际问题文章之材。文章经黄大师修改后，发表于《新世纪丛刊》第一辑，从此决心不再写这类文章。太玄先生提到这篇不及格的文章，我怎不脸红。此次与先生初谈，虽所涉不深，只是先生谈了些对时局的看法和在上海的行止，并嘱我为安排会见几位他指名的文化界人士，然于先生的学者气质、长者风度，深所不忘。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到香港，不久之后，太玄先生也来了，正式“下海”，为香港《大公报》顾问。紧接着，杨东莼先生亦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周、杨两先生为知友，我估计，是太玄先生推荐东莼先生来的。香港《大公报》之完全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报社上层决策言，太玄、东莼两先生的功绩，是一因素。周、杨两先生、王芸老、费公彝民、杨刚大姐，均逝矣，《大公报》内旧人明白此中原委者，只余李纯青公一人了。李公多病，不能命文，那么，这段史实或将湮没不明了（李公亦于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逝世了——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校稿补记）。

太玄先生在港期间，寓六国饭店。先生夫人王耀群女士是四川留法勤工俭读学生，英年早逝，遗数子，先生父兼母职，抚养数子成人。先生伉俪情深，多年未再娶，独居静坐，已成素习。这时还是一人在港。住六国饭店，是《大公报》对先生的优待。时《大公报》物质条件极差，宿舍既极挤塞，报社办公只有一间房子，白天供经理部及编辑部日班人员办公，夜间作编辑部之用，要举行一个会议也很困难，有些会议便在太玄先生住处召开。

在港之际，太玄先生除了参与《大公报》决策，写文章之外，还和杨东莼先生辅导同人学习。时报社同人有一学习组织，我记得为此组织演讲的第一位是夏公（衍），第二位为东莼先生，太玄先生是第三位。只记得三位讲学之风度与方法截然不同，夏公是深入浅出，切中实际；杨东老则轶闻掌故不绝，引古证今，妙趣横生，太玄先生则多作理性探讨，不失哲人风度，当然不是谈禅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回上海后，太玄先生尚留香港，此后未再见一面。如果要报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听起来似乎也堂而皇之：荣誉名称上，他是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特邀代表，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行政职务，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及所属文教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五三年调北京后，所历职务为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又兼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但是，我总感觉太玄先生似乎沉寂了，像没有见到他发表什么文章，现在看见他的哲嗣昆仲文章所列举先生译著十一种之目，都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所出版。又风闻先生时与旧友周恩来先生泛舟昆明湖，倾诉心曲，并求教正。我不明白先生所思所想，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学佛谈禅。虽然我不敢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甚至于是“志士凄凉闲处老”，但毕竟听不见先生的声音了。作为晚辈，我为先生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独居生活之后，先生结婚了，新夫人喻培厚女士，乃堂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大将军喻培伦之妹，喻女士在四十年代末任国民政府苏浙皖监察使之时，我曾有一面之缘。老友陈凡，“文革”前每自港赴京，总往拜谒周太玄先生，他以四川话效喻女士之言曰：“我这辈子有两件事做对了，一件是跟共产党走，一件是嫁给了周太玄。”以喻女士之乐，推而及之于太玄先生，则太玄先生晚年得佳偶，当可稍慰其寂寥了。

于太玄先生敬而佩之，爰作是文。抑更有补者，只是前几年，我方才知道，我早已成为太玄先生的亲戚。太玄先生长公子孟璞娶了我的表外甥女陈菊元为妻。只是他们夫妇向居成都，我无所知。前数年，孟璞、菊元夫妇短期作客香港，我才在港数晤孟璞。一见其人之貌，恍如见了太玄先生；听其谈吐气质，更使我想到了太玄先生。

前辈风范，典型犹在。此文未能描述其万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

文中所记太玄先生生平，采自周孟璞、周仲璧、刘恩义《一代通才的科学家周太玄》，载《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版，未参照他书。曾听孟璞言，有人写了一本《周太玄传》，未及见。

（原载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此处所说的《周太玄传》业已出版，作者刘恩义女士年前来沪找过我，蒙惠赠一册，甚谢。

（原载《川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