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陈白尘答谢我寄赠的悼师友集《往事如烟怀逝者》，有句云：“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这自然是开玩笑的话，然以多年衰病之身，写此不祥之语，不免令我心惊。今天真的执笔悼白尘了，这些年他的衰病之情，悲怆之心，思之凄然。
两天前，得知噩耗，即发一唁电给金玲嫂，中云：“五十年相交，厚我爱我，此情长在。”五十年前，白尘早已是负盛名的作家，我是个爱好文艺的青年，他主编成都《华西晚报》副刊《艺坛》，兼编《华西日报》星期天的文艺专刊，因为写稿，我们认识了。他不以我年少无知见弃，常相来往，时作鼓励，并主动介绍我加入文协。此后我亦入《华西晚报》工作，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处，同在这家穷得来不堪言状的报馆为理想而奋斗。其时也，白尘方三十余岁，我则二十出头，人世艰辛，浑然不觉，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今日回念前尘，真放翁所谓“早岁哪知世事艰”也。此后数年，同在上海，每多过从，杯酒共话，笑谈天下事，乐以忘忧。他北迁以后，是个大忙人，我北去，他南来，还能碰杯。他还是老样子，不堪酒，多醉，出言纯真如旧。
忽然听说他谪居南京了，其故语焉不详。“文革”乱定，他忽然寄来新作《大风歌》油印本，并云，《剧本》月刊求他荐人写一评论，问我愿写否。读竟为之大悦，即写一长文寄给他。至今犹觉歉然的，我文直写，多繁体字。白尘收到后，请其夫人金玲按通行格式抄录一过方寄《剧本》月刊发刊。宝刀不老，其笔如椽，《大风歌》可称传世之作。我始终不明白，后来改编电影，终致停拍，其故安在。此事甚伤白尘之心，亦未便多问。其实，《大风歌》是真正的历史剧，所写皆于史有据；白尘也一再说过，所写是历史，无所谓影射。如云讽喻，它毕竟是剧，非历史学论文，兴观群怨，读者之感，那是作者所不能负责的。
白尘写《大风歌》之时，他的“案子”尚未了结。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日夜奋战，写成剧本，全家努力，自刻钢板油印，其志壮矣。白尘“案子”得以了结，且神速惊人，近乎传奇。他写信给时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胡耀邦从中央专案组调阅材料，约白尘谈话，很快就解决了。白尘每语及此，总不免泪下。
白尘受人尊重与推崇，自然由于他在中国文坛和剧坛的业绩，早年之作，举世公认，中岁以后历遭大劫，而继《大风歌》之后，佳作频出，亦为众所公认。由于任教南京大学，他在创作之外，又复兼及戏剧史及戏剧理论，主编巨著，为中国戏剧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晚年在南京，生活渐趋安定，心情渐畅，这得亏他早年难友匡亚明的助力。匡亚明把他请到南京大学任教，在生活上安排至善。惜乎患病，壮志未酬。他想写的东西还很多，最重要一项，是完成关于太平天国的话剧巨著。白尘早年即以所写太平天国话剧负盛名，历劫之后，他仍不能忘情于此，想继前作，续写数部。当未病之时，我去南京看他，他详谈其所构想，并提出三个问题，不耻下问及我。我们畅谈终日，饮酒及醉。我期待着他的太平天国话剧续作问世。天不佑善人，白尘病了，根治难从，被迫搁笔。数年前往访，相见执我手久不放，我问安否？他答语却云：“无所事事，不知何以终日。”言讫泪下。我亦泫然欲涕。此去南京本为开会，他邀我住其家。我知道他的作息时间安排，心念住在他家必打乱他的日程，于养病不利，坚谢之。两年后，又去南京一次，他说话已感吃力，早年口吃之习更烈，已经难于畅谈了。坐终日，竟是相对无言之时多。我知道，此后恐怕再晤的机会更少了。
不久前，白尘的学生、侄女婿李天济告，白尘已入危急状态。我只能默祷，期尚能挺住一时，而终于撒手去了。白尘所给予这个世界的很多，而世界给他的远不足。壮志未酬，然遗泽已将及于永久。
一九九四年五月卅日
（原载一九九四年六月五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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