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辛死了，死而有怨。这是我的看法，他自己生前没有这么说。
一辈子从事话剧、电影工作，贡献多多，尤以所写电影剧本《燎原》、《大泽龙蛇》（均写刘少奇之领导早期工人运动）、《南昌起义》名于世，一九八一年中风瘫痪，再也不能执笔，使中国影坛少了几个好电影剧本。这似乎只能怨他自己，但时代与命运对他几十年的折腾，于其身心影响至巨，他的病与此自有关系，则其怨也，便不止于此。
他写的电影剧本没有完全拍成片子，据我所知，《康熙大帝》已近完成，后以身体故，无法再改。还有一部似乎叫《祭红》的写瓷器老工艺人，剧本在杂志上发表了，始终未见拍片。“文革”后所拍，非其原作。此又一怨。洪辛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从不吹嘘自己，即使在《燎原》名震一时之际，他亦从无自得之状。几十年的交往，我只听见他偶露对《祭红》不拍有不满。他把剧本给我看，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部片子不拍是错误。”我读了剧本，深为折服。何以遭毙，我不明白。
洪辛早岁从事话剧工作，流徙大后方，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话剧运动献身，衣食不饱，身心两困，他甘之如饴。任演剧队长、戏剧学校校长，还得为大家的衣食奔走。他从四川到了西康，所遇之艰苦，更非常人所能身受。这段生活经历，给了他创作的灵机，于抗战胜利之后写成多幕话剧《大凉山恩仇记》。洪深见而大赞，称之为同于莎士比亚之作，亲任导演，演出《大凉山恩仇记》于上海兰心戏院。其时我不识洪辛，看了戏，心仪其人。至今将近五十年了，剧中歌词“铁弹弓，铁弹弓，枣红马上称英雄”，尚能忆数句。洪辛可谓一剧成名。
上海解放不久，洪辛据他人小说改编成电影《两家春》、《有一家人家》，上演之后，却受到了渲染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洪辛于此有戚戚焉。从此，他似乎受到了另眼相看的不公之遇。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以洪辛之才及其创作经验，竟不能做编剧，当其宣布为编辑之时，人或有所不平，然莫能言。渲染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不轻之罪，其时也，业务总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再加上，一个谁也不明白的“历史复杂”的乌有谈，就足以置人于万劫不复之地。
洪辛于任编辑，未见得心甘，但他从无一语表露，相反，他极为认真地做了多年编辑工作（后任编辑室副主任）。他的工作极为出色，他本有编剧经验，又认真地学习了电影理论（那时自然全是苏联一套），而好学深思，兼通文史，素养极深，于扶植电影剧本，他的贡献极大。《铁道游击队》的写成，洪辛有大功。鲁彦周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春天来了》，得力于洪辛的拔识和扶植。《林则徐》原本有两个本子投来，各有短长，洪辛费尽心机，使之终抵于成，他实是电影战线的无名英雄。后来他终于改做编剧了，尽管来得未免太迟，而其才华的大露，依然令人欣慰。《燎原》一剧轰动一时，就说明了一切。
洪辛的成就，得力于学。他为人木讷，不善交际，不喜应酬，除了我们几个熟朋友时打五百分为戏，他平时唯读书，而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用力尤深。前不久有电影连续剧《康熙大帝》放映，我每见其浅薄，就深憾洪辛多年经营的《康熙大帝》未能献诸影坛。他中风之后，起初还用左手在修改。在我的鼓动下，洪辛在六十年代初写过几篇极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均足以置诸电影史而不移。尤忆其《评塔曼果》一长文，金公仲华读之而逢人宣传。
“文革”使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在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我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吃吃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真是笨人有笨法。
我为失去良友痛，更为中国电影事业哀。
（原载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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