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报国难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值王芸生先生九十五岁冥诞之期，先生家人拟举办纪念会而未果，《新闻春秋》杂志特出纪念专辑，以光先生之德，因草是文，略述所知。

先生执业报纸，始终如一，终生无他就。一九二七年，以一无学历的青年，始为天津《华北新闻》写言论文章，翌年转入天津《商报》。一九二九年，进入《大公报》，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事起，《大公报》莫明所以地被迫停刊，在这家报纸连续工作了三十七年。先生一生事业在《大公报》，《大公报》因得先生而益彰。先生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论述先生其事其人，文章报国，四字可尽。然而，这极简单的四个字，包含了一生的辛酸，无穷的曲折。所谓文章报国，无非传统的书生老话，志在立言，为文以垂后世。先生出身贫寒，父亲和大哥都是厨师，二哥为人看门守院，先生以幼子得父兄庇护，入私塾识字读书。十三岁起入社会为学徒。一面发愤自学，一面投入爱国斗争。在五卅运动时主编工会出版的刊物，并加入国民党。遭军阀褚玉璞通缉，于一九二六年逃往上海，经秦邦宪、彭述之介绍，加入共产党。四·一二政变之后，对政治失望，脱离政党组织关系，决心专意新闻工作。文章报国之念，奠于此时。家既贫寒，乃深知民间疾苦，世态炎凉，其所企求报国之文章，便超越了传统的以垂后世的立言之意，而为匡时救世之策，是社会性的。及后，苦学不怠，学问日增，阅世渐深，所见愈广，而为庶民知识分子之代表。其文章报国之心，愈演而愈强烈，至死不衰。

先生为人，疾恶如仇，一身正气。先生行文，痛快淋漓，气贯江河。前者是他文章报国的基础。有此正气，乃能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做。后者是他文章报国的秉赋。有此擅长，方能挥洒自如，一吐块垒。于是，先生之文，不胫而走，人争读之。

略举数事，以明先生之人与文。一九四六年《大公报》复员上海，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发“劫收”财，先生愤怒之下，当众打了这位经理耳光。一九三七年淞沪战起，《大公报》经济困难，先生提出不领社评稿酬，继又提议减薪一半。三年困难时期，先生三次提出自动减工资一百元，未获准，便在银行专立户头，按月存入百元，以备上缴。“文革”之后，他以此款凑足一万元上缴。因为不是党员而未被接受。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国民党中宣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以敢言出名。一次招待会上，主持人凡问不答，先生怒斥之余，鼓动与会者退出会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市政府招待会上，每与市长吴国桢争论，痛斥腐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更是我所亲见。《大公报》有记者被捕，先生不但力救，且著之于社评以抗议。

先生以忧国报国之心，痛哭救时无长策，发而为醒世惊俗之文，永在人心。其文甚多，仅撮其影响最大者，分述如后。自九一八事变后多次为文反对不抵抗，及后痛斥塘沽协定为卖国。抗战事起，写了大量的社评，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在《不投降论》中高呼：“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三字——不投降。”抗战初期，台儿庄大捷，他连写两篇社评，励人心而激抗战。重庆大轰炸，百业凋敝，民生艰苦，他写了名文《我们在割稻子！》，以示全民长期抗战的决心。

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他愤怒已极，拍案而起。并写文章屡予痛斥。藉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他写了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语锋一转，揭露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从香港飞渝，带来“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振常按：是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接着说：“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暗示时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应该下台。语锋又一转，揭露某部长（按指外交部长郭泰祺）以六十五万元巨额公款购私宅，且私行不检，而作结语云：“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真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笔酣意畅，正气凛然，难怪其文传诵一时了。社评发表的当天，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郭泰祺撤职。而社评所揭露的飞机运狗事件，则激起遵义和昆明的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三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如坠地狱。先生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为引，写了著名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照河南与重庆，作了血泪的控诉，矛头直指统治高层，揭露无情，斥责无遗。文章一出，人民传诵，蒋介石气坏，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则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他痛感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奸商横行，民不聊生，发而为《为国家求饶》的呼吁：“诚恳地向那些官僚国难商人以及一切社会的病菌们求饶，为国家求饶，请您们饶了国家吧！”言之极其沉痛。当战火烧到独山，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他一篇《晁错与马谡》的借题发挥之作，明言：“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权相孔祥熙，败将何应钦，不呼而已出。

其后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烽烟再起，他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而再，再而三，声嘶力竭，呐喊不衰。于学生运动，他发表自己署名文章，公开表示同情与支持。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以日本问题专家的眼光，加以战后亲身访日所见，洞烛机先，阐幽发微，多次著文，言人之所未言。文章报国家，夹缝求生路，王芸生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大公报》之所为，可谓至矣尽矣。然而，文章报国难，夹缝求生更不易，凡王芸生先生所为文章报国种种，前既遭国民党当局多次的攻讦，最后复又总爆发，在一九四八年七月间，藉王先生一篇抗议查封南京《新民报》的社评，由蒋介石命令陶希圣，以《中央日报》社论名义，发起了对王芸生先生的所谓三查运动，连发三文，险辣罗织，大肆攻击，并组织其他报刊进行围攻。王先生以个人署名文章答之。虽遭攻讦，未初改衷，他还是抱文章报国之心，写其所写，斗志不减。他写过一篇题为《我的人生观》的文章，以太阳发热为喻，称赞太阳“我要发烧，就是要发烧，非发烧不可”的精神，提出“太阳式的人生观”，即：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创造。从哲学上说，此文所析，或不免于无系统，但说明了他抱定初衷勇往直前的精神，于了解他不移文章报国之心可为参考。

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性决定性的胜利，终于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王芸生先生应毛泽东主席邀，离上海，经台湾，转香港，到北平，参与筹建新中国舆论的工作。他自视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以为献身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文章报国，素志可达。从此时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尽管于报事于人事，他亦有不愉快的遭遇，然基本思路如此，文章报国，初衷未改。所以，上海解放初期，他倾心办报，奋发为文，并热心于社会活动。至一九五二年，《大公报》面临诸多困难，他写了长信给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请示方略。蒙示进京面谈，毛决定上海《大公报》迁天津，与已由原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合并，用《大公报》名义出版。毛曾当面对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王此时欢愉之情自可想见，天真之念亦由此生。比如，他和李公纯青曾以为，将来的《大公报》是全国政协的报纸，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如同苏联之《消息报》与《真理报》的相并立然。过去的《大公报》以国外特派记者的通讯为一特色，迁津之前，王先生颇思将来沿旧习派记者出国。一次闲谈，他要我赶快把丢了多年的英语拣起来。而其所思，事后想来，殆为天方夜谭。

与天真同时存在的，是“左”的时代风尚。观王先生所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及其与曹谷冰先生合写的《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的旧大公报》二文，于《大公报》的性质及为谁服务的论断，颇不合乎事实，且自责过甚流于自污，历历可见。《大公报新生宣言》谓：“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更全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贤如王先生，他是否写此而不自知其说？恐未必，此所谓时代的痕迹也。

即使如此，王先生得免于一九五七年右派罗网，已属大幸。据说，鸣放之时，他在文化部脱产集中学习哲学，未曾有所鸣有所放，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在“反右”中奉令检讨；他准备接受宣判为“右派”了，亦不明白何以奉令离去会场，无事了结。但是，他奉令写的揭发他人材料，适于开会前送出，得罪了一批朋友，追悔无及。从此，他变得小心谨慎了，昔年敢言敢写之风不得再。尽管如此，一块多年的心病，还是不可避免地触机而发。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九月二十日，《大公报》于报社宴请毛泽东等，席间，王曾提出“不要另起炉灶”之说。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事过多年，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舌战，毛在斥责梁时，忽然冒出了一句“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王在座位上突然下意识地弹了起来，说：“这话是我说的。”说完久久未敢坐下。我听说此事，想起王先生过去在闲谈中有触电一语，他说上海的京戏剧场，演戏时场内全黑，女明星出场，身上珠光宝饰，闪闪耀眼，一刹那间，全场灯亮，照着这明星，观众有如触电，继之狂呼。王先生在最高国务会议场中，突然起立，真是有如触电，可见他自己对于“不要另起炉灶”一语，忐忑不安于心者久矣。那么，会完回家，不安者多日，亦乎可想而知。悲乎！

“反右派”斗争之后，王先生只挂了个《大公报》社长的名称，于报社事不再与闻。除了参加社会活动，他重理旧业，写了不少历史论文，观其所作，在文字上已失昔年锐利之锋，措辞显得拘谨，而其多篇论柳宗元之文，论旨近乎趋时，远非当年痛快写来，任意挥洒了，更失“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因为历史已经被改造了。王先生写文章是第一流高手，他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中曾说，张季鸾先生在文章表现技巧上，曾授他秘诀，即“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此言极佳，照我理解，此实不止于言技巧。王先生亦善于此道，惜乎，多年来，未再见他此类文字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果如此，文章报国难，我重述此语。我一向尊重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佩服他的史论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煌煌巨著，他晚年于此两事费力甚多，自应尊重。然写此类文字是否合乎他文章报国的本心，窃疑之。因为他的本业和他多次表示愿为之献身不移者，毕竟是报纸。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草成

（原载一九九六年七月六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