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名维周，后以琴南行。河北束鹿人，以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五五年卒。早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自一九二一年进入新闻界，一生笔耕，辗转各报，为著名的报界前辈。只在晚年，曾出任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非本愿也。
琴南先生初入报界，在著名的北京《晨报》任编辑，历时七年。一九二八年为北平《京报》编辑主任。此后转入天津《庸报》，任总编辑。主持编务，撰写社论，对报纸内容、编排，以至印刷，大加改进，使《庸报》面目一新。一九三五年《庸报》变卖易主，先生转入天津《大公报》工作，其间曾一度应邀去上海主持《神州日报》。抗战军兴，举家入川，任成都《中央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二年秋，燕京大学复校成都，先生应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之邀，专职任教授，以迄于一九四六年夏。复员北上，先生复返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其中一段时期，仍兼燕京新闻系课，每周往返平津间。一九四八年天津解放，《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先生续任总编辑。一九五三年一月，上海《大公报》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名《大公报》，先生亦任总编辑。中国报业史上，深印着先生的业绩。
我既是琴南先生的学生，又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尽管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时间甚短，但离教六年之后再亲謦縕，其情更亲，其感更切。先生离世已经三十五年，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非我这个离开新闻工作多年的人所能缕述，这里只是记下一些昔日印象，以志不忘师恩之意云尔。
文人办报，是中国近代报纸的特有传统。中国新闻事业从一开始起，就不同于西方国家报纸之与资产阶级紧密相联系，而多是文人为论政而办报。这里所谓论政，其实就是为救亡而图改革。远者可以追溯到文廷式等之办《中外记闻》，梁启超、汪康年之办《时务报》，章士钊、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之参与《苏报》笔务；近者如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之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大公报》，无非都是一批文人要发表政见，凑在一起去办起了报纸。当然，这中间得找一个或几个有钱可出的老板拿出资本来才能成事，至于近代以党派为背景办起来的报纸，似有不同，但离不开笔杆子——写政论的文人，其揆一也。这个传统究应如何评价，似乎未见新闻业务刊物曾有文章讨论。多年的传统是个事实，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个传统全部抛弃了也是事实，其间得失，倒是应予注意的。
琴南先生历经较为老式的报纸，又入按新法经营的报纸，天津解放后之数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办报，他的思想，尽管是随时代以日新，前进不已，依我看，他还是典型的文人，典型的报人，典型的文人办报。我这里所讲的文人办报，是说他一日在报，就一日不放下手上的笔，无一日不以笔发议论。这种份内之责，求之于今日报纸的总编辑，当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如以京海两派来划分中国的新闻文化事业，先生当属正宗京派。这京派的作风，是实在、厚重、一丝不苟，当然，其创新精神就逊于海派。又，无论京海两派，我这里说的是报纸，它总免不了与官场相接。先生则了无此风，与官场无缘。这是先生的独特风格了。
先生体素弱，时常咳嗽不绝，当由于长期的夜生活所致。好饮酒，吸烟似亦无度。终年一袭长衫，劣烟在手，谈话间气喘不定。从先生受业，时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其时先生不过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正是壮年。头上二毛已现，瘦骨嶙峋，面容之老，体质之弱，学生辈总以为先生当在六旬开外了。
先生为人，蔼然可亲。爱学生如子弟，而温文有致，言语温和，从无疾言厉色。洵洵儒者，四字足以当之。对学生亦从不直呼其名，课堂点名，则在名前加“密斯特”一词；课后接谈，则略姓而称名。先生这样做，纯出乎自然，无半分矫揉之气。学生们在背后，往往称先生为张老夫子。后来我知道，报社同事，包括先生的同辈，亦多称之为张老夫子。这个称呼，丝毫不表示以先生为迂腐，恰正是视先生为洵洵儒者的典型。
那些年，知识分子生活清苦，漫画家丁聪画教授，标题曰：“教授教授，愈教愈瘦。”时见此画，我想到了琴南先生，他不但愈趋于瘦，且是面有菜色。先生子女多，家累重，所入自然不敷。时先生寓学校所在的陕西街一楼之上，与陈寅恪先生为邻，家中除桌椅之外，别无长物。每饭，真是四川人所说的但见豆芽、青菜而已。而先生甘之，自如也。一杯在手，怡然自得，有学生来，娓娓而道，不改其乐，学生心中则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先生哲嗣张磊世兄最近对我说，先生携家人往游花会（每年春季，成都西郊青羊宫举办花会展览，货摊林立，小吃无计），孩子们多么渴望吃点零食，而先生身上之资，仅足以付茶钱，孩子们的失望可知。忽然，堂倌（今称服务员）送上来几碗面，用手遥指，说是那位先生请客。原来是时为《中央日报》社长并在燕京新闻系兼课的张明炜先生所命。琐事一桩，足见其时先生生活的清苦。
先生在学校教《中国报业史》及《社论写作》二课。均为高年级生必修课，共计六学分。教《中国报业史》，先生有手写的讲义，唯甚略，讲起来则原原本本，细节俱全，熟极详透，如数家珍，而不假之于本本。《中国报业史》一直讲到其时之当代，于各报均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和简要得当的评论。所历者多，所见者广，胸中自有丘壑，行家本色，自然精当。
教《社论写作》，另是一种法门。从来没有人熟读了《文章做法》之类货色而学会写文章，我自己就从来不相信这种事。掌握文字，了解语法、修辞基本之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在多写耳。先生在这门课上，只约讲社论写作要点，并讲解报纸社论出色之作，重点在于要学生动手写作，先生出题，定期习写社论，先生详为批改。习作不批分数，而代以划圆圈。最差者划一圆圈，中等者划两个相连的圆圈，最佳者划三个相连的圆圈。报纸编辑都知道，这种划圆圈的办法，是编报特有之法。一个圆圈是题文短栏，二圈相连是题二文一，三圈相连表示题二文二。先生在批改习作之时，不忘其编报旧业，亦有趣也。
一九四六年夏，学校毕业即将走入社会之时，先生召我谈话，意态真诚，言之谆谆。犹忆先生问我，入报社后何以展其所长？我回答：做记者非我所能，愿以编辑终。先生稍作沉吟：“你应该多写文章。”自思先生此语，非夸我会写文章，似已见到我做编辑亦非所长。此后滥竽报纸，忽忽多年，我回答的前句确得明证，先生意在不言中的我的后句之答，也证明了我自估失当。一九五二年底，报社北迁入津，谒先生。不数语，先生即问近来写了些什么，关切之心，离教六年后仍如当年。
自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主持天津《大公报》之后，国内形势变化极速，先生思想亦当于此后数年间飞跃变化而精进。其时我虽不知其详，只偶从南来同门中悉其一二，但先生一篇社论，则是最好的证明。当一九四八年北平围城之际，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了一架飞机，从北平接运了一批著名学者飞往南京。先生在天津《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题曰《送名流南飞》，为南去的学者惜，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颂，态度鲜明，寓意深刻。而文气之酣畅淋漓，亦与往日先生文章之凝重老练有所不同。这正是思想精进所以致之。其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与同学同事刘克林、谭文瑞共读其文，喜极而愈敬其人。其人过早离世，其文应有以传，出版一部先生文章选集，似为应有之举。
一九九〇年元旦
（原载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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