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先生诗有句：“文化神州丧一身。”盖陈先生以王先生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哀其丧也，既哀王先生之丧，复哀中国文化之或随王先生而丧。陈先生情系中国文化，表于诗句，诚令后生矢志关情中国文化，永不敢忘。李天纲选其近年所作都为一集，命题曰《文化上海》，即秉陈先生之教而矢志于此。
此集所写，皆属上海史研究范围，全为上海文化的研究。曰“文化上海”，除秉陈先生之意，以我揣度，尚有古典今意二端。古典者，昔日上海之文化。我尝言：“上海是个有文化的城市，上海人是有文化的人。”上海历史不过七百年，尽管被颁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其不能夸古以自高如中国的古都名城，信然。上海历史的突飞猛进，在近代，在五口通商之后。五口通商之前，为广州一口通商，而百几十年之间，广州几无所变化，何哉？与上海同辟为通商口岸的，尚有四埠，惟只上海一口日新月异，变化迅速，独耀其辉煌，又何哉？如果不从文化上去研究，而只着眼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商业的发展之类，仍将不明其究竟。天纲此集，足证吾言。集中所着力研究者，如市民意识与上海文化之关系，如晚清独擅胜场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如教会与上海文化之渊源，等等，既着眼于文化，复探源究底，考中西文化之同异，究上海文化之源流及其变化，便能见出上海之异于国内他地所在，明白所谓上海文化者不是虚语，而是实在。且上海文化应属多元，绝非一个含义不明任人臆说的海派所能索解。
所谓今意，或在题外，或在言中。近年上海，确乎变化惊人，不只是外地或域外访客再莅斯地有此惊叹，即使是上海居民，数月足不出户之后，伸出头来亦必叹旧貌之不可复见而多新意。然，此外观之变化也，此房屋建筑之异也，此道路桥梁之拓宽与新构也。如求其实，有识者难免不在文化二字上去思考，因而有惑。经济之兴，如无文化之建随之，或者说经济独腾而文化落寞，终不可恃。考诸上海历史的发展，就不能不重文化。这个文化，绝不只是文化事业所能涵纳，而有其更根本更普遍的内涵。考诸中国历史，汉唐风度，天水文化，其所包容者至大至广，亦是明证。明清之际，某一地域，如山陕之商，也是和两晋之学，之文化，之戏剧，之古建筑，同时与俱进者。人们更熟知徽州文化的称雄一时，其内容包含了徽学、徽商、徽戏、徽菜和徽州乡土文化建筑，而非单一的发展。条件成熟，一荣俱荣；条件丧失，一损俱损。念今日上海，不能忽略历史的轨迹。阅天纲集中诸文，如谈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如提出重塑上海都市形象，如研究九十年代上海文化形象，作者当亦有感于今日上海文化之不张而出此耶？则“文化上海”者，以文“化”今日之上海也，希望上海多一点文化，亦即《易》“以文化成天下”之意。其用心深矣。
天纲的这些文章，在报章杂志发表时甚或发表前我大体看过，我傲然引他为同道。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研究上海文化史的学者，着眼者广，着手者深，是以大有成。约在八十年代初，始识天纲，是被邀去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所作论文是关于《万国公报》的研究，即惊服于他下功夫之深，立论之精与确。距此十多年了，他在卓有成就已是研究员之后，又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乃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大事“礼仪之争”的研究。我亦被邀参加答辩。洋洋二十五万言，博涉旁览，立论有据，是这一问题的罕见佳构。一头一尾（指到现在为止），都是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教会史研究。如天纲者，可谓深深钟情于文化史的志士。以其勤奋，以其智慧，以其周游外邦所得，必更有大成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在华教会史的研究，是可断言；而中西文化交流史，则是研究上海文化史重要之枢纽，可以预期，天纲于上海文化的研究会有更大的贡献。乐为序之如上。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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