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与不可比

昔年陈寅恪先生应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先生请，代拟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寅恪先生命作文试题为《梦游清华园记》，以为此类题目，可如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谓唐人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与议论之意。之外，先生复采对对子之法，命“孙行者”一题求作对语。先生之所以出此，本有深意。时人不解不察，交相指责命题作对之不当，一时舆论哗然。先生乃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长文以释命题作对之义。文载《学衡》第七十九期，并为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所转载。硕学谠论，人惊其通，讶其专，服其说，群议乃寝。

这是寅恪先生从东西语言之学之异同的阐释，进而论东西文化比较、文学比较的极重要文章，非一代大师之文史哲专家不能为此，非博通中西、多识各国语言文字之通人不能为此。事过六十余年了，今日读之，犹感掷地有声，特别是对今天动辄夸言比较研究之士，不读此文，不得其本，必蹈其末。戒之戒之。

先生认为，语系之异，语言之异，必致文法之不同。中国其时真正之语文文法尚未成立，盛行一时的《马氏文通》，不过是马建忠采印欧语系化的文法，如西晋僧徒竺法雅之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马氏“格义”式的文法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的中国语文。先生谓之：“呜呼，文通，文通，何不通如是耶？”先生定为规律性的说法如后：“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乏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准者也。”然后旁征博引，引述各民族各语言之不同，论证文法之异，提出同系语言互相比较研究之重要，文不具引。

所欲特加标出的是，先生引申而为的中外文学比较之言。先生说：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诚哉先生之至言，似乎早已预见到今日某些言比较文化者的比拟不伦。先生及其挚友吴雨僧先生为中国比较研究的先驱，雨僧先生在中西比较文学上作了范例，寅恪先生于文史哲类多有比较研究的创造之作，引寅恪先生之说如上，不知是否所有比较研究学者都读过这篇文章。

近读杨东平《城市季风》，深感它是一部严肃的研究著作。书的副题叫做“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作者对于这两个地方的文化精神确实做了认真的研究，所言多有据，还在调查研究上花了功夫，因此，大体而言，它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有些内容，能够由表及里，言人所未言。总体说，我以为他写北京比写上海更见功力。比如，写北京的拆城之争，老北京的破坏，读之令人心酸。写昔日王府名宅，实地调查，以可信的事实，感叹历史无情。写北京的两种文化，于胡同文化着墨不多，读之颇感不足，而对于北京无知如我，则于所谓大院文化不胜惊讶，以不长的篇幅，刻画了这样一种捆死人的文化方式，“小人同而不和”，孔夫子早说过了，然我们就是求同，铁板一块，读之犹感窒息。我读作者笔下的北京，油然而生一种感觉，是“全能型的城市”破坏了古城，破坏了北京的文化精神。这是否是作者本意，我不敢说。

相对于北京，作者对上海的了解和写作功力都有所不足，他留给读者的上海，只是一种表面，而缺乏深层的分析。这里，请允许引用我的一篇旧文《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来说明我对昔日（指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理解。在这篇文章里，我把上海的文化精神归纳成三点：有容乃大，生意盎然，为天下先。所谓有容乃大，是说上海本是移民城市，很难界定上海人和外地人的区别，如果真要从上海人中找出真正的几个上海本地名人，恐怕除了从徐光启到李平书再到杜月笙，没有很多。上海人不排外，不但不排中国的上海之外，也不排外国人。外国侨民居上海，最多时达六万多人。而二次大战期间，全世界都在排犹之时，上海则以其大度，容纳犹太难民多至数万。与外人和租界俱来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行政制度和议会精神。如此等等，我想，引用李斯《谏逐客书》中的三句话，可以说明上海之有容，那就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所谓生意盎然，讲的是上海这个商业城市的节奏之快，之必须求其快，不快无以生存。节奏快是上海人竞争的必然表现，非只商业、金融等为然，文化、出版、新闻亦如是。上海把走路叫作跑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上海，每个人在马路上都在跑，此与地主文化城市之人在马路上踱方步迥异。跑路，竞争，效率高，实质是敬业精神的表现。

所谓为天下先，是说上海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先，不惧人以异端看我。租界兴起，物质层面的先进设施、公用事业，日新月异，北界（租界）先进，南界（华界）落后，南界奋起直追，亦跻于先进。租界带来的政治制度、参政意识，也影响于华界，早在清政府一九〇九年颁布《地方自治条例》之前四年的一九〇五年，华界即已按租界之例实施地方自治，做了许多上海以外城市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是以，清末新政成绩之最著者，舍上海莫属。市民意识，向为中国所无，而上海有之。这是西方文化带来的产物。

以上三条，统起来说，就是上海之“异”。尚同之说，非独墨子为然，影响于中国者甚大，也多少窒息了中国的生机。上海尚异，无异便没有上海。我以为研究上海，当多着眼于这个异字。

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一偏之见，自无意强加于《城市季风》的作者。更何况我所写的只是一篇文章，即使把我所写的其他有关论上海的文章加起来，也还是如散钱零置，非如杨东平先生这样一部系统性的长篇巨作；更何况，他的研究中，也自有其独到之处。既然如此，写这篇文章究竟要说什么？

这就要回到本文开始引用陈寅恪先生文章的意思上来。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城市，实是不可比的。尽管它们同是中国的城市，如果引用陈先生的话，那就是以“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去看，两城市的文化精神具有不可比性。一是八百年故都，历史久远，文化深厚，地居内陆，地主文化所创造，生活早成定型，至少六百年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为心存魏阙之士所景仰与向往。一是历史短浅，沿海一渔村，因渔务、酒务而成村落，建县不过七百年，从建县到清乾隆朝方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实际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县邑。至一八四三年开埠，上海方始起了最大的变化，总括之，上海是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商业是它的精神集聚。而开埠百年的巨变，市政居全国之首，商业、金融、贸易、经济乃至文化，成为全国的中心，所有这些，无不与中西文化的汇合相连。从这些性质上说，上海是不能和北京强拉在一起去比较的。如果硬要作两个城市文化的比较，则毋宁把北京和其同属一类性格的西安、成都去作比较，上海倒应该可以和天津或东南沿海港口城市作比较。有其可比性，方可以论其异同，评其优劣，明其所以然。

如果以上的说法能够成立，我以为《城市季风》这部书分则两利，合则两伤。前面说过，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如果补益增损，把这部书分为北京与上海两部书，北京归北京，上海自上海，不必去作比较，可以成为值得参考的佳作，而不是现在这样的近乎“拉郎配”。

还须补充一点，正因为作者态度严肃认真，便在京派海派文化上花了大篇幅做了大文章，因为这是三十年代两地文人之争的大问题，多年来为人关注，至今议论不息。我以为，所谓京海派之争，实际是北京的周作人、沈从文等在那里骂人，骂上海人，骂上海的作家。上海的曹聚仁等，起而回骂之。一场相互攻讦，演成后人写下许多论证分析。起两造始作俑者于地下而问之，谁也恐怕说不清楚。实是玩笑一场，文人故技而已。

不自杨东平始，许多人都从绘画、戏剧上探讨过海派的起源。也不自杨东平始，以为海派文化即为市民文化，意思是俗文化。但是，如果真有所谓海派文化，真要说海派文化，忽略了徐光启以降的实学，无视清末在上海的中西交汇之学，不写王韬、蒋剑复、龚孝拱这样一批海上兼通中西的文士，总是说不清楚的。更不能以市民文化和精英文化来分雅俗定优劣，随便举一个例子，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谓雅文化的昆曲，在北方早已衰落，响彻北京古城的是皮簧梆子，且梆子尚有压倒皮簧之势，以致日本著名中国戏曲史研究者青木正儿在北京求观昆曲而不得，愤而斥之为“激越鄙俚之音独动都城”。到上海，饱看了有文化的资本家穆藕初创办的仙霓社传字辈一帮小娃娃演的昆曲，方大快。能说上海就是海派之俗吗？还是那句话，上海是有容乃大。至于到了今天，有的人还在那里说是要为海派正名，无论衣食住行，都有了海派之说，更是胡调了。这么说，并不否认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之不同。但是，那是无从比，也不必去比的。

《城市季风》，洋洋大作，此文非属评论，亦无力评论，只是就两种文化之不可比，稍稍论之而已。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

（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