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见《新民晚报》有文谈陈寅恪先生出题对“孙行者”事，近日又见《文汇读书周报》刊邓云乡先生一文再谈其事。摭引轶闻故事，发为新谈，嘉惠读者，本是好事。然若穿凿附会，尽管言之似乎成理，则尽失本意，未免与真实相违，反近乎眩惑矣。有关“孙行者”一对，陈先生自己有最好的说明，那就是《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先生于一九六五年五月所加写之《附记》。一文一记，已将此案说得再清楚不过，今人重议旧事，如果不看先生本人的文章与附记，真近乎缘木求鱼了。
寅恪先生之文，主旨论述世界各大语系之异同，兼评世所谓语言之比较研究，而落笔于先生主持一九三三年清华大学国文试题所以出对对子之故。其文博大精深，言简意赅。是文一出，众口纷论先生为堂堂大学入学国文试题出“孙行者”一对之论息矣。先生文章具在，一经覆案，当可明白。时下诸文，论此旧事只着笔于“孙行者”之对应以何者为佳，而忽略了先生此文之真意所在，诚所谓未得其本。先生地下有知，当作一叹。前两年，我曾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席发言中，略引先生此文关于比较研究之先见卓识，以论当今之妄作比较研究者。主持会议的美国杜维明先生，会后问我此文出处，称先生之论为前人所未发。可见许多学者并未注意到先生此文。尔后我在《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收入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一文中，也谈了先生这篇文章。
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孙行者”的最佳之对究应为何，寅恪先生意中最佳之对又应为何。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只要一读先生的《附记》即可明白。惜论者不读《附记》（或许连先生原信也没有读。因为《金明馆丛稿二编》原信后即附此记），发而为文，不免差池。
为此，最好是将先生《附记》中有关“孙行者”一对之句摘抄于此：
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人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集七《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十《齐策》三“齐欲伐魏”条及《史记》七《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四五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一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先生意中之佳对为“胡适之”，何以“胡适之”为佳对，也谈得最清楚。邓云乡先生学有素养，从音韵上以为“祖冲之”是佳对，自有其说，但臆想“祖冲之”为寅恪先生意中佳对，则大谬矣。
至于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是否如近见文中所云，有人写了“胡适之”为对，我不甚清楚。昔年在寅恪先生门下时，未闻先生对此有所言及。但是，十年前曾有友人惠借早年受教于寅恪先生的天津某君之笔记，记先生谈此事经过，谓答卷均不甚合格，只有人答写了“祖冲之”稍可，而没有考卷答“胡适之”的。笔记中也写了先生以为最佳之对应为“胡适之”的理由。如笔记可信，则如先生所理想的答案为“胡适之”的，当时并没有。可惜我借阅时没有抄录下来，现在成了口说无凭了。
（原载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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