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迎来了三联书店五十大庆。如果以三联的前身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计，则寿不止此，而是超过了六十。年满五十或六十，自然是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旧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新相对，利用旧的根底，达到新的途径，旧新统一，便成有利。五十知天命，天命所在，乃为维新。究三联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维新二字，当之无愧。观昔验今而知来，下一世纪的三联，亦必以旧邦而获新命，焕发光彩。
出版社绝非可有可无，它于国家的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关系甚大。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及其程度的高低，出版事业的兴旺繁荣与否，是标志之一。清末维新，西学东渐，出版机构起了重要的作用，商务印书馆可为代表，而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先驱，所着眼者，非只是一书一卷的出版，而实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事业躬行实践者之所为，所以成就便大。及至后来，中国出版事业之兴旺繁荣，集中表现于上海。上海之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其一个标志，是上海占有全国出版事业的百分之八十，冠绝全国。上海的出版家可以此为骄傲。
三联前身三个出版社，崛起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形势所决定，登场便出手不凡。惨淡经营之中，出了许多好书，使人耳目一新。厥后三店合并于香港，亦夫形势所决定，以其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于全国。三联及其前身之创业者，其所着眼，亦夫是中国的进步，他们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躬行实践者，受到人们的尊敬。
五十年来，三联的出版物，林林总总，都数千种，品类繁多，各得其用。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它的功用，是否可以说是：传播知识，开启民智，提高学术。此三者皆永无止境，须坚执以赴。我不知道三联的出书方针，见其书目，似是中西并重，新旧兼顾。换言之即所谓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三联的胸襟，正如蔡元培之称为古今中外派。而古今中外派的思想由来，乃在于蔡元培标举的《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王国维说：“学无新旧，学无中西。”这是讲学之为用的至理名言。三联之维新，正由于深明此理，大通世界，上下古今，乃兼容而并包之。听见一个奇怪的说法，谓蔡元培主兼容并包，包容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已执政，兼容并包不适用于今日了。如此狭小的胸襟，何以了解兼容并包的真义！出版社自不同于大学，不同于当年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然蔡元培认为大学的首要职责在研究高深学问；一家以学术为重的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推进高深学问的研究，亦是职责所在。推进高深学问研究，而不釆兼容并包，是自塞门户。三联没有闭目塞听，其命维新，是所贵者。
出版社的任务，除了提高学术，如前所举，还须传播知识、开启民智。这较之于提高学术，可说是责任更重。民智不开，百事无从。物质先进，文化落后，遑论国家之现代化？昔年所谓清末维新派，最大的成绩，就是坚执开启民智，毕生以赴，这恰恰是所谓革命派未曾去做的。感谢维新派的努力，通过他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民智得以大开，为其后的事业创造了条件，昔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谓之为“在报中为中人说法”，因而主张通俗化，容许“中西比附”。姑勿论梁启超所谓“中人”的提法是否妥当，读者层次不同，知识差异，应有不同的读物，别其深浅，这个道理则是对的。移之于出版社，所谓中人层次的读者，无疑数量众多。三联出书，有一大类为此种读者而设，功用甚显，其命维新。
中国向以典籍丰富、读物众多著称，此诚足以骄傲。然，较之今世，其所未备，亦是显然。古籍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或失之于简，沿用多年，也未觉得大不当。在读书人的传统观念里，经史最为重要，读经诵史，足用一生了。昔人有单日读经、双日读史之说，适足以见其狭窄。章学诚谓六经皆史，更是狭之又狭了。苏东坡有句云：“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尊经而轻史，不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多年以来，读书人不以苏东坡、章学诚之说为怪，亦可见古昔读书之狭隘也。无论如何，今世之书，其类别，其内容，丰富多了，四部之不能涵盖，是明摆着的。今人须要了解的知识，须要读的书，远远过于古人。如此，各类出版社的任务，三联的任务，较之古昔，重多了，这也是明摆着的。
在各类出版社林立的今天，我所尤称道于三联者，还可标举二端。一是三联未曾去盲目追求“大”，跟随整理古籍搞大而无当不断重复的什么丛书、全书之类。二是不去出版只图赚钱的书。三联始终是一家严肃的出版社，出书严肃，临事以敬，旧邦新命，为读书人所爱。愿三联永葆其新命。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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