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议

本期（一九九八年第八期）《读书》有两篇文章引起我注意，一是王梅《翁文灏的六十年》，一是钱理群《“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两文系同一类型，主题亦相同，即如何看待国民党统治时期学者从政的问题。所不同者，前文似系出于翁文灏的研究者，其内容所及，止于对翁文灏个人的评论。后文作者则具两重身份，他既是学者，又是他所编《钱天鹤文集》主人公之子。作为学者，他从一个普遍现象谈问题，即文中所谓的历史观（作者谓之为“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作为家属，他以几十年切身所感看问题，即其所谓伦理观（作者谓之为“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于是，作者“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在本世纪屡见不鲜？”两文所显示之深浅不同，看问题之厚实与浮泛不同，令人感受到的沉重与淡然不同，以类属相近，便并而论之。

钱文提出的问题，其实在他自己的这篇文章里都已经解答了。文章提出了“强迫遗忘”一词，这“强迫遗忘”自然不止于文章举以为例的我国农业科学界先驱之所实践，实及于一切科学救国论者之所探索，之所从事；进而，凡是主张点滴改良以达到国家现代化的一切努力，只要不赞成和从事于用武力推翻现政权（即革命），无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就通统被称为改良主义。这改良主义，乃是对革命的破坏，而对于当时的现政权言，则是做装点门面的工作，是帮闲，是帮凶。自然，也许找不出有以上说法的法令根据。唯其找不出，就更可怕，更见深入人心，对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作为过来人都是如此。那么，对于钱文所问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在中国近代史著作上何以成空白，也就不答自明。

至于钱文所说的“父亲被儿女们遗忘了”的现象，同样是“强迫遗忘”，而为儿女的切身利害，这现象要比前者（“先驱者被研究者遗忘了”）深入得多，普遍得多，影响大得多。岂只是“遗忘”，还必须背叛，必须划清界限，必须鸣鼓而攻之，这更是很多人所经历过的。这种状况，近年颇有变化，然其变化，亦非趋于正常，而是以政策所需，入另一种状况。

历史研究之未入正常，自然是大势所定，历史学者无力无法与之抗。但是，历史学者是否都感觉到了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否都曾与之抗？这也显然未必，有的禁区实际是历史学者所自定，画地为牢，禁了他人也禁了自己。好在，这种现象逐年有所改变，在学术研究上，禁区之能趋于无存，毕竟是可望可及的。以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说，所谓改良主义的紧箍咒念得少多了，而能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历史地评价改良主义的功用的作品，亦从社会进化言，改良未必不如革命，革命未必胜过改良。从实际功效言，已有明证。今年是戊戌维新百年纪念，政变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失败的原因很多，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把事情看得太轻易是其一，这就是蔡元培批评的“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亡命海外的维新人士，吸取了教训，他们乃倾全力以开民智。其所作为，远较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多，功效也远较革命党人所为要大。经历一场运动，社会总前进一步，即使对于当政者的施为亦然。试看距戊戌仅仅两三年之后，经庚子之败后的清末新政，所改革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新政即可知。而其后（一九〇二年）梁启超与汪精卫为中国国民资格是否可为共和革命一事反复争论，孙中山未置一词，反于民国成立历经混乱之后，写《孙文学说》，创革命阶段论之说，以为中国国民资格是时不足为共和国之民，其所立论，皆当年梁启超之所已言。于此，足可破当年章太炎“民智未开即以革命开之”的大话空言了。

据此，回头去看民国时期一大批寻求和致力于点滴改良的各类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学者等等，包括《读书》上举两文写到的翁文灏、钱天鹤，他们实是致力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躬行实践者，是中国先进人士的代表。这些人中，其著名者，如晏阳初之创平民教育，梁漱溟之办乡村建设，侯德榜之创久大公司，卢作孚之建民生航业，均属一类。翁文灏、钱天鹤属于学者从政。否定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改良的功劳，甚而以为不过是为腐败的国民党装点了门面，只有功于国民党，那就如同“文革”时期被制造出来的“清官比贪官更坏，清官延长了腐朽的统治”的荒谬说法。这里，只说民国时期学者从政一事。

先举近来所经之事。一次参加一位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论文为关于胡适派自由主义者，中心即是这批自由主义学者的论政从政。它不过以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大陆的几家杂志和五十年代初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为代表，尽管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并没有深厚的传统，而这篇论文所列的名单，数量已经不少，其中由自由主义学者转而从政的，亦有相当数量。但是，对于所谓自由主义学人，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认为凡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得有学位的人都是学者，回国后服务政府就是学者从政。而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更须有特定的思想内涵，不能以一时一事为定。曾见一位硕士研究生写学位论文，他的研究对象是上海市长吴国桢。他以吴国桢为学者从政，亦示意吴国桢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都说不通。吴国桢从美国留学归来，只是在上海一家无籍籍名的大学教了一年书，即入仕途，一路顺风，官居高位。论学术，只是一本英文学位论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再无任何学术著作，何得谓为学者？何得谓为学者从政？吴国桢只是国民党政权中的一位官员，一位务实、任事和能干的官员，本人作风较为民主，与旧官僚有不同而已。不能论定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亦不能因其晚年由反蒋经国而导致与蒋介石决裂，远走美国，论定为自由主义者。其间界说，不划分清楚，便易致混乱。

谈学者论政从政，或说从论政到从政，追溯其源，得论列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宣言。宣言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发表在胡适与丁文江等主办的《努力周报》上，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签名者共十六人，皆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以北京大学教授占数最多。十六人之名及职业依次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教员王宠惠，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干，医学博士汤尔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知行（即行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王伯秋，北京大学教员梁漱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陶孟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北京大学教员张慰慈，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美国新银行团秘书王徵，前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

宣言引起广泛注意。时值南北分裂，北京政府极为腐败，宣言提出了后来名著一时的“好政府”主张，此后相沿称为“好人政府”主义，自然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宣言首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标，认为国内优秀分子无论其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作为最低要求，则应以成立“好政府”为目标，“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中国恶势力作战”。次列“好政府”的涵义，谓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以监督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在：一为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二为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进而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再而宣传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在于须要奋斗的好人，须要有决战的舆论。最后提出他们的具体政治主张，分别为：南北议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

这是一批自由主义者比较完整的政治改革主张，为国为民，用心良苦，而在宣言发表当时的激进主义者看来，自然以其为改良而嗤之。后之治史者，亦以其改良而不予认同。这中间包括我自己，十余年前，写《蔡元培传》，我认为这个宣言“带有明显的改良色彩”，“寄希望于‘好政府’，而事实上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好政府。”此种误断，今天看来，说得轻一点，是简单化，绝对化。说得重一点，是无知无识，不谙历史。今日深自愧悔。

这个宣言，从酝酿、组织、起草到发表，核心骨干，最积极任事的是胡适。《努力周报》于此有载，而现存《胡适日记》，则连续多日记载了经过。在胡适的促动下，他们经常有茶话会的举行，所说已超出了这篇宣言之筹措，而实拟成立经常性的论政组织，并酝酿推动成立好人政府内阁，这就是后来的王宠惠内阁。可注意的是，胡适虽于此最为热衷，他却没有从政。他的朋友们相继为官之后，他始终是在野之身。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应蒋介石之邀，初以民间身份游说美国协助抗日，后来勉强担任了驻美大使。留下来一首写给陈光甫的诗，即著名的四句：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从诗看，亦可见他不热衷于当大使。后来，他果然在美国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了，而热衷于去校《水经注》。胡适从政，仅仅是这一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要他竞选总统，这明显的只是施以口惠，胡适也明知为虚，经不住蒋一说再说，胡适似乎也心动了一下，最后自是笑话。之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之后，在美多年，颇不得意。勉强地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大言从政，而自己并不热衷于从政，这个自由主义者，毕竟为学者，为国共两党所同不喜欢的人。王梅《翁文灏的六十年》说胡适在学者从政风中当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大谬。

“好政府”宣言主张好人参加政府，无补于大局，王宠惠内阁以失败告终，厥后因罗文斡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誓不与北洋政府合作，又成另一阶段。时在一九二二年底至一九二三年初，先有北京教育界和各校学生反对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继之，司法总长罗文斡（为“好政府”宣言的列名者，原北大教授）前因金法郎案被捕，业已宣告无罪，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出狱，至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开会忽由彭允彝出面干涉，提出再议，罗文斡被非法逮捕。蔡元培愤司法不能独立，人权遭受蹂躏，经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人会商，于一月十七日向大总统黎元洪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呈文，并于同日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视事”，又于二十三日发表《为罗文干遭受非法逮捕启事》，此启事刊登于《努力周报》时，易题为《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蔡元培一生多次辞职，以此次辞职目标最为明确，即反对蹂躏人权，反对黑暗政治；态度最为坚决，说走就走，且从此离开了他奠基的北大。他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引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堂堂之鼓，阵阵之旗，一呼而百应。胡适在《努力周报》连发所写三文，《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予蔡以支持，无异为将一年前他极力主张的好人参加政府转换为好人退出政府。因形势的变化，政治主张亦有所变异，而自由主义的理念不变，且正因是持此理念，而须有所变易其政治主张。

蔡元培参与列名《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之前，对于参加政府与否，已经有过一次考验，那就是接受担任北大校长的事。当时的北大极为腐败，他的多数友人认为赴任于他的声名有碍，劝他不就，而少数人认为，既知腐败，就该去整顿。蔡元培以为，这少数人的劝驾，“也是君子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此事得到孙中山支持，孙以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就任北大校长。此事，南方革命党人对他仍有误解，以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选举他为监察委员时，颇有不同意见，而孙中山对人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在北大实践的结果，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为北京大学奠立了自由主义的可贵传统，其得失之间，所收获，所受益，又岂能论定只是北洋政府之一面，深所受益者其实不是北洋政府，而是民族、国家与学术。此事甚明。以此看南北统一之后，以至于三四十年代之间，大量学者专家转而从政，从表面看，是为国民政府增加了生气，而实际所在，亦在于民族、国家、学术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这些从政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参与中国现代化的躬行实践者，不能仅以他们服务的这个政府的性质而片面为论，不能仅以这个政府的统治者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而片面为论。

对上举《读书》两文所写的翁文灏、钱天鹤两位之所为，亦当如是看。翁文灏先生学术成就，众所周知，他的政绩也并非就是随着国民党政权失败而失败。就我所知，他主持的战时生产局在抗战期间就极有作为。于钱天鹤先生，我稍有所知。我的一位至亲，是著名的兽医专家，钱先生为农林部常务次长时，他是渔牧司司长，此后亦长期在钱先生领导下工作，日常谈话所及，他对于钱先生的学术与治事，甚表钦佩。赴台后，钱先生所主持的农复会，对于农业经济的治绩，亦曾多闻赞声。由事及人，再返观其事，乃有所感，为《“学者从政”议》，以补《读书》两文之未备。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九月五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