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荦孤怀身殉道

前以《孤怀卓荦殉道真》为题写成《吴宓自编年谱》读后所感，今复以同样意义之题稍易其字，写作此文，盖以为今世学人唯陈、吴二先生最称得上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终至于以身殉道，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二先生之一生与道业亦密切不可分也。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人生有此一苦，已不堪受，陈先生兼而得之（吴先生晚年亦受失明断足之苦），所受之痛苦，远过古人，何其深也巨也！然而，以此视由于先生肩负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为此文化所化”极深，在此文化衰落之时，所受之精神上之痛苦⁽¹⁾，则失明、膑足之身体上的痛苦，于先生可谓渺乎小矣。盖身体之痛苦，可以忍受，能够治疗；而心灵之痛苦，则难以忍受，不能治疗。然而，陈先生所以异于俗流者，厥为对于此种心灵的痛苦早有所见，其忍受与治疗之方，乃为起而保卫和发扬此文化。

早在王静安先生自沉之时，陈先生即深知此文化使命之将终其身以任，心灵早有充分准备，是以能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的终结。因此，陈先生能免于所断论的和王静安先生同样的以身殉文化的结局，王先生以身殉，陈先生以道殉，其实质同，其方式异。以身殉易，不过一念间之举而已；以道殉难，须持之一生而不衰。是以，陈先生能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诸多领域里留下鸿篇巨著，闪耀着先生生命的光辉，蕴含着先生毕生大声疾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万丈光芒。距陈先生逝世二十有七年，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毕，益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²⁾。

数年前，三联书店潘振平君为编辑《陈寅恪先生全集》来沪过我，言及广东某君写了一本陈先生传，潘君力言其稿写得很好。此即近日新出的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得之，数昼夜阅读不能止，每至传神处，或掩卷太息，或废观泪流，或回思陈先生音容笑貌，或忍不住背诵陈先生的诗章。数日之间，低徊反复，情不能已，思不得绝。读既毕，掩卷而叹曰：陈先生承传继往，以生命为中国文化和学术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是书作者以心血呕歌先生之人及先生之学，述而有作，其作岂只“很好”，而实多年罕见之佳构。侧闻作者陆键东尚为中青年，非治历史学之人，能成是书，能达如此佳境，真是愧煞陈先生门下。

作者以其著作表明了对陈先生的人格有很深的了解，对陈先生的博大精深之学有较深入的钻研，能领会，有见解。不只此也，作者更进而能将陈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融而为一，写此即写彼，写彼亦写此，浑然天成。于是，陈先生之人，在作者笔下，正气凛然，千古所钦。陈先生之学，独立苍茫，境界空前。人与学相统一，人由学而表现，学由人而完成。作者以无限景仰的心情去写陈先生，敬其人，佩其学，高山仰止，望之弥高，钻之弥深，不如此写不出陈先生。大处着眼，细处落笔，通读全书，处处见出正气凛然的当代硕学大师的风貌，而所环绕所以状陈先生随时呼之欲出者，厥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视书内间有叙述的与陈先生同代诸学人，其所不及于陈先生者，非唯学之不逮，更由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之缺乏。无论书中写到的诸如新史学权威郭沫若，陈先生早年所佩服的陈援庵，以至曾有可望传陈先生之学的及门弟子汪篯、金应熙，皆是如此。

犹忆陈先生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有传郭沫若将由重庆来听课之说，如为谣传，亦符当时的历史真实。此种可能性，随一九四九年之到来而消失，是以其后郭老对陈先生《论〈再生缘〉》的态度便索然可解。抄引拙作旧文一段：“郭老之文（按指《陈端生考》），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³⁾只涉《再生缘》与陈端生，郭老已采如此态度，其后之屡指陈先生之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予以蔑视，可知矣。惜无产阶级史学权威晚年之《李白与杜甫》，陈先生已不及见了。然本书透露，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陈援庵先生自是极受人敬重的史学大师，然因政治之影响学术，两位陈先生在学术上晚年亦殊途矣。至于陈先生弟子汪篯、金应熙两位，由于政治和学术的矛盾，皆与陈先生决裂，前一位中道而殂，后一位且屡受命而批判陈先生，更可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易。我有幸在金应熙晚年借调香港时认识他，虽交往不多，亦感实是好人一个，唯其为好人，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批判”谁便“批判”谁，落了个背叛师门之名，良有以也。

书中对于以上所列，除关于陈援庵先生一段外，都有较多的描述，甚至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掌握可信的材料，对照陈先生为学术巍然不动的精神，便能使读者得到超乎所叙述的收获。正由于对陈先生之人之学了解甚深，全书末章以《绝响》为题，论陈先生之学在中国文化上体现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标举为以下三条之总结，就非常恰当。爰摘为之记如后：一、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者，是陈先生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历史文化观”，可分为“人与文化”及“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二、陈先生的文化情怀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精深掌握密不可分。先生的文化视觉与“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及“抱残守缺者”皆有本质的区别。先生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先生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之主旨。三、正因为有此支点，陈先生毕生对中国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便有了甚为沉痛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心路历程的苦炼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灵魂号哭。以下作者从陈先生历年文字中共摘引了十三处以说明其所据论，而作结语云：“（这些引录）虽不足以反映陈氏文化思想的全貌，但已见用情之独切，冀望之独厚，苦痛之独深，其毕生的抱负昭然。”作者所论，发人深思。

此书的基础是翔实而可靠的材料。陈先生墓木已拱多年之后，搜集材料，爬梳成书，且有些材料，主管者也未必愿意示人，搜集之难，可以想见。书中所用材料，或见之于报刊记载，但大量材料是有关档案材料，凡所涉及陈先生以及其他人和事者，作者恐已涉览殆遍。文字材料之不足，辅之以口头访问。被访问者除了当事人，还多有家属与友人。一人之说孤证不立，乃及于多人。多人而有歧说，乃采两说并存，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试举一例。一九六一年三月郭沫若拜访陈先生（此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未载），根据访问知情者所得，书中对此作了较详的记载，叙及郭沫若当场口诵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谓有另说：联系两人所对。作者采取两说并存的态度，似较相信前说。此事可留待读者判断，郭陈皆是对对子高手，陈先生尤然，提倡以作对于锻炼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⁴⁾此联下联对仗工整，具见功力，似为陈先生之作。从两人相见时的情状论，郭是以居高临下的自得之情往访，有和缓之意，不会当面作“马牛风”这样对立的表述，陈先生以谈笑方式对下联，较多可能。

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作者写作出以真实，不回避，不虚饰，读来真切感人。主人公陈先生是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所做的事，所写的文，所赋的诗，纳入时代大背景，一以贯之，保卫与发扬文化而然。由陈先生而带出了一批学人，如吴雨僧、向达、陈序经、梁宗岱、刘节、蒋天枢、冼玉清，皆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写及了一批官员，如陶铸、陈毅、胡乔木、康生、周扬等，各有其貌，亦皆真实可信，其中写与陈毅的会晤，最为生动，佐证和丰富了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谈叙欢洽”的记载。陈毅访先生，不谈政治，而“论文说史”，尤其谈《世说新语》，深得陈先生之心，致陈先生几天之后对人说：“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托人找了陈毅的诗来看。写周扬拜访，多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写到已公布的周扬另一次讲话，是为不足。在这次讲话中，周扬对一九五九年访问陈先生表示了内疚之情，说是当年他不该激怒陈先生。而康生因陈先生以病拒绝会晤，恼怒报复，后竟以陈先生“反对社会主义”为词禁出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段描述，具见其人。书中还写了一批环绕在陈先生周围的非名人，如黄萱、高守真，中山大学的护士、工友等，均显露这些人物对陈先生的真诚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陈夫人唐禹筼师母，本书以专节描述守护在陈先生身边的这位志行高洁的人，最能理解陈先生的人，读来感人至深。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书已远超出了个人传记的意义，而写出了时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群，作者驾御全局之力，亦可钦佩。

文末，附述一个细节，言材料之尚可追探。

一九六四年，陈先生年七十五岁，早年弟子蒋天枢到广州拜寿，抄录了陈先生诗稿一册，返上海后遍觅不得。书中记此，似有责蒋掉以轻心之意。今检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六四年条载：“记曾录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蒋天枢此书时，有不少文字刊落，我曾从友人处抄得全部刊落之文。按此条末句后尚有一句：“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被删。则此事尚有内情，未必即为蒋天枢粗心遗失。陈先生诗作，除赠人者，向少示人，蒋天枢是除了先生亲属最早得见诗作的人。在中山大学校内，有人曾多次想得到陈先生的诗，“以窥其心”。则蒋天枢之“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语，非妄疑之词可知。

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自然知道陈先生的学术与气节，对陈先生极为尊重，但校内系（历史系）内，总也有人想整这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而当风暴一起，不管是否出于本愿，许多人也发疯了。于是，陈先生也就岌岌可危。陈先生对那些整人者，表示了愤怒之情是自然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被刊落的原文，抄两处以为历史之证。

一、一九六九年条，“小彭（振常按：陈先生次女名）又回家探亲”下，有这么一段话：“（先生）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十二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蒋天枢注）”

二、同年条，美延（振常按：陈先生小女）致蒋天枢信，“（父亲骨灰）寄存在广州火葬场”句下，被刊落文为：“其他在广州书箱，一律送交中山大学（母亲意见），中大图书馆还想要存在复旦的书，想和复旦联系。由他们去搞好了。（中大好像以孤哀女继承人自居似的。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竟贪饕至此！）（下略）”

文字的刊落，使原貌不全不真，这自然非本书作者之事了，然说明材料尚可追探。

生前受辱，身后受欺，一代大师，遭际如此。感谢本书作者，努力地写出了陈先生，写出了这个时代。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

（原载《史林》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

(1) 参阅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及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四七页。

(2) 陈先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碑铭》。

(3)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4)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