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的《记胡愈之》（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十月出版）是一本别具一格之作。按他自己所说：“我知道我写时没有顺序，没有章法，没有造作，不是传记，不是评论，不是历史，我只是追记一个伟大的智者在我们中间的往事。”确实如此。全书冠以《开篇》，下写三十四节文字，各成一题，每题之间，有的有联系，有的没有联系，确实没有顺序。没有造作，诚然诚然。作者正是根据他在胡愈老手下工作三十年，以诚挚的感情，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来自如，读之可信。作者用不着作评论，记叙本身就是最好的评论。胡愈老一生丰富多彩，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出版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一生所为，又非出版、学术和社会活动所能范围，《记胡愈之》当然就不是传记和历史，可贵的是正是这部书为历史作了佐证，为传记提供了资料。时下传记之作，往往缺乏情节，尤缺细节，而情节尤其细节最足以表现传主所为之事，最足以刻画传主的性格。离开了情节与细节，写其事必流于干涸，写其人必不免于空洞的分析。有丰富的情节与细节，其事乃显，其人乃活，事与人得统一，其事必其人所为，其人必为其事。《记胡愈之》有众多的事；记胡愈老其人，多有情节，且以不少细节出之，读之如见其人，深感其事。这也许正和作者在书中引用的《希腊罗马伟人传》作者普鲁塔克的名言同一意思。普鲁塔克说：“最显赫的事迹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件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趣向。”
说到章法，为文有时应守章法，有时不必拘章法，视其所须耳。有一类文章，如按章法则必拘死。《记胡愈之》按作者所身历，信笔为之，正无须讲什么章法。且其实小之看不出什么章法，从全书看，正有一个大章法在。比如《开篇》讲作者回忆往事为什么从胡愈老的世界语活动开始，他认为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八六年漫长的七十三年间，胡愈老所经之事多矣，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语。世界语——这是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武器，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正是按这种分析，全书在《开篇》之后，连续以五节文字《“奇遇”》、《尼古拉》、《德列辛》、《波加列夫》、《罗比赛克》记载了有关胡愈老的世界语活动，把事情从一九三一年胡愈老通过世界语的关系游历苏联，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开始，一下跳到了一九五六年五月胡愈老重访莫斯科的“奇遇”——在马路上巧遇一九三一年接待过他的一位世界语同志，然后根据陈原于一九五六年七月参加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赴丹麦，在莫斯科和世界语者接触所知，逐一展开，把《莫斯科印象记》中提到的五位世界语者专节作了介绍，写了这五人几十年的遭际。一九五六年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之得以组成，正是胡愈老在这年六月报告陈毅副总理，主张恢复中国的世界语活动，开展对外活动，得到批准的。此后各节中，亦多有谈胡愈老与世界语者，书中记下了胡愈老多次精辟的谈话。胡愈老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举办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十年灾难结束之后，全国世界语协会活动渐趋正常，胡愈老所热切盼望的第七十一届世界语国际大会，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一日在北京举行。可惜胡愈老已不及见，他在这年年初辞世了。
我说《记胡愈之》全书有个大章法，正是说此书所记虽广，却是抓住胡愈老与世界语为中心，为线索，由此伸展开去，及于作者所熟悉并按胡愈老的指导亲身所办理的各个方面之事。由此，写来就亲切，具体，读之则感人至深。我对于胡愈老所知甚少，对于世界语活动全无所知，通过这本书，我看见了活的胡愈老，感受到了他最崇高的品德，那就是作者陈原所概括的一个革命的智者所能持有的最崇高的品德：勇敢、务实、谦逊、澹洵。
书中还有一段话：“在那动荡的十年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如果没有像胡愈老那样一个有地位、有威望、有超乎寻常的毅力，对世界语充满了热情和信念的‘犟老头’，那么，世界语就会在这片黄土地上被埋葬了。”时限仅指的是灾难深重的十年间，范围指的是世界语，然仅就书中所涉及，我们可以明了，实际是在胡愈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漫长的七十三年之间，在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正因为有了胡愈老及其一大批同辈的智者、“犟老头”，才使得中国革命文化开放出奇花异彩。仅仅书中写到的在“孤岛”上海胡愈老白手起家主持出版和组织出版《鲁迅全集》和主持组织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就足以说明问题，就足以见胡愈老的实干精神及其贡献。
前两年，陈原老和我同时应邀访香港，他在中文大学，我在香港大学，相晤数次，当时即深佩他以八十高龄仍孜孜从事学术研究的精神，一个事业家的实干精神。去年底到今年初，我们又同时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访港，同主讲一个专题讲座，专题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实践者的典范》，他讲张元济，我讲蔡元培。我去晚了，未闻他的高论。我以为胡愈之也应归入此列，及至现在看了他的《记胡愈之》，更增此念。
在香港时，某晚饮聚，陈原老、赵令扬、陈万雄和我相与畅谈，从蔡元培谈到张元济，也谈到胡愈之，谈到《东方杂志》，感念不已。陈原老向我要《蔡元培传》，我只存一本，无以报命，当时不好意思向他索讨《记胡愈之》了。后来我还是请《读书》杂志的朋友转求，陈原老即从尚滞留的香港寄来两本，有来无报，惭愧惭愧。拜读一过，急草此文。
（原载一九九三年五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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