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回忆卫立煌先生》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到北京，老友赵荣声、靳明夫妇也从山东来，相晤于他们所住空旷荒芜的招待所。老夫妻寄居斗室，门前放了一个火油炉子，自己烧饭。他们在这里坐待落实政策。我不由感到凄然。十五年不见，各道身受，初以为荣声必有一番险历，谁知他道来平常，又复漫不经心，间杂以一二警句，如说他人轶事。问以今后行止，他说是只待问题解决，能给他一张记者证，各地跑跑，写些文章，书生本色，记者行当，此志依然如故，全不顾年龄和曾经患脑血栓方愈的身体，更无因其革命经历而有谋求一官半职的愿望和获得物质待遇的要求。我的心情由凄然而肃然。

他说，“文革”期间，最感麻烦的，是应接不暇的内查外调，不知写了多少材料。这样也好，倒把自己一生清理了一下。

几天后，荣声来访，带来一部分他所写的那些材料的抄件。接连几天，我看了这些材料。又在他那间斗室作了一次长谈，听他讲了许多在卫立煌部队里的生动的往事。他写的材料和谈话，使我甚感兴趣。我建议他把这些东西写成文章，写成书。他似乎成竹在胸，说是看过材料的其他朋友也有此意见，他准备这样做。

此后数年，他回首往事，梳理成文，日夕经之营之。他南来，我北去，辄多道此中辛勤。今年六月忽然收到他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这二十八万字的著作，就是这么写成的。

作者在书中两次提到，他不是给卫立煌立传，只是提供一些史料。书名《回忆卫立煌先生》，用意自亦在此。因此，它自然不是采取通行的史传写法，只写传主其人其事其思想其时代，以及和传主关联的人和事，而是有了作者的羼入，即所谓书中有“我”。然是透过作者去看卫立煌，是以亦复无“我”。这就增强了史料的直接感和真切性。但是，此书和一般回忆录又不尽相同。它采取作者亲历为主，又不限于亲历，而写了卫立煌一生。作者经卫立煌邀请，由八路军政治部指派，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卫立煌身边工作，至一九四一年十月离开，历时三年八个月。全书所写，即以这段时间所见的卫立煌为重点，在三百九十页的一本书中，共占了约二百页的篇幅。此前所记，作者说是“为了说明卫立煌过去的历史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此后所记，则完成了卫立煌的一生。这一头一尾，加上作者所亲历的大肚皮中段，合起来乃成完璧。读它，可以了解到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从黑暗走向光明之所以然，可以具体地感染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工作的辉煌成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必然。

史料的可贵，不全在于它提供了人所未知的史实，也不全在于它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还在于它提供了来的线索，去的经过。这样的史料，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探索事物之规律。卫立煌其人，戎马一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誉为能征惯战。十年内战，“剿共”有功，进犯红军大别山根据地一役，尤其给皖北人民造成了惨重灾难。他虽非蒋介石亲信，却属蒋介石嫡系。以这样一个人，居然在一九三八年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要他的秘书——本书作者立刻去延安联系，真属石破天惊，令人震动。读了本书在写此事以前各章的铺叙，诸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对卫立煌的影响，八路军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本人抗日的决心和表现，对八路军的支援，对蒋介石的不满，以至本书作者经常陪他读马列基本理论和进步书刊，为他讲解天下大势，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如作者所谓“童言妇语，百无禁忌”，日深月久，作用起于无形，则卫立煌的要求参加共产党，也就可得其解。这是所谓“来的线索”。

何以见其“去的经过”？卫立煌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之后，书中对此事有所叙述交代。作者到西安找林伯渠，作了详细汇报和分析之后，林老说：“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一个月之后，作者奉召到渑池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批评他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向他分析了卫立煌参加共产党对工作的不利。同年冬，朱总司令曾和卫立煌密谈两天，作者估计“可能谈到这个问题”。一九三九年，卫立煌又向邓小平、杨尚昆两位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他们过去对卫立煌没有接触，感到很奇怪，没有作什么表示”。此事经过，书中所写，约止于此。可证卫立煌要求参加共产党并非一时冲动或别有他故。此后，卫立煌几落几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被撤，赋闲成都，又被起用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抗日战争结束，落职远游欧美。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了，卫立煌又被召回任东北“剿共”总司令。蒋卫之间矛盾已深，通过切身的感受，卫立煌对中国未来当有了深一步的认识，何以这个曾经几次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人，竟然到这时还要为蒋介石卖命，后来还因此名列战犯？这时的卫立煌自有一番打算，通过他在法国的亲戚——著名的科学家汪德昭，辗转和中国共产党联系，意图有所作为，卫、汪还拟定了互通的密码电报，所以冒此不韪就任了总司令。书中对此作了叙述，作者有其分析，皆可提供研究。见其来踪，知其去迹，卫立煌于国民党政权灭亡之时，冒生命危险，不去台湾而走香港；新中国成立，立电毛泽东主席驰贺；之后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到大陆，乃顺理成章。

回忆录总是通过自己的接触去表现事与人，把自己写得多一点，要在如何去写，如何通过自己去表现事与人。回忆录之作为史料，于史学界兴趣不是很高，原因所在，倒是该从写作者的传统思想去加以纠正。那就是：写他人，为尊亲贤讳；写自己，不那么坦白。“一自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中国传统观念永远产生不了把自己赤裸裸暴露出来的卢梭《忏悔录》，二者都与真实背道而驰，为害甚烈。

回忆录为史料之一种，尊重真实，人众皆知。我不敢说《回忆卫立煌先生》材料绝对真实，年深日久，记忆容有不真。事非全属亲历，访问调查，或有失实。要之，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在表现一个真实的卫立煌，没有隐讳，没有拔高；分析事实，遇有歧异，采两说并存。这种做法可取。

《回忆卫立煌先生》还是一部写得生动的作品。书中少发空论，多写事实。他写的事实，有头有尾，铺排得当，波澜起伏；大小情节，穿插其间，使事实予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最终是写出了人。作者的经历只是一个局部，所写自有片面，但能照顾全局，有所点染，读后对全局亦可有所了然。

作者早年写过一部报告文学《活跃的肤施》（肤施为延安旧名），早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译本，在抗日战争初期于大后方出版和流传。这本书向读者报告了延安概况，丁玲说：“那时各地进步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这本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¹⁾确乎如此。诗人贺敬之在《放声歌唱》一诗中这样写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躲过／三青团的／狗眼，／在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呵，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我的／《解放周刊》，／我的／《活跃的肤施》！／—‘决定吧？！’／—‘决定了！！’／‘我们／到‘那边’去！—／到／我—们—的／延—安—去！’……”（贺敬之《放歌集》第七四～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多年，作者虽亦时有文字之作，究以所业不同，为数不是很多。建国以后，他仍然默默无闻做些实际工作，如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把一切献给党》（第一版），即是他根据吴运铎口述，执笔整理而成。此书颇享盛名。一九五八年，整风补课中，他被补进了“右派”行列，从此与文字绝缘。如今，年过古稀，却因“内查外调”的强迫行动，触机偶然，写成这一本《回忆卫立煌先生》，为历史提供证据，为时代留下记录，读后乐为此文，更望他续有作品问世。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

（原载《书林》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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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玲《序》第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