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一生治学精神，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真，是基础，是前提，脱离或违背了真——历史事实，便不能得其是。为了求真探是，他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庶几近之。一名之立，一事之探，循回反复，劳心焦思，必达于底而后止。
于是，我们所看见的谭其骧先生，早岁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老师顾颉刚先生讲“《尚书》研究”，以为《尧典》是西汉武帝以后时代所作。因为先秦时代著作称述上古州制的只有九分制，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州为名，此时方有十二州之名。而《尧典》称虞舜“肇十有二州”。可见《尧典》的著作年代在汉武帝以后。谭其骧先生仔细翻阅《汉书·地理志》，发现顾先生所称十三部并非西汉制度，实为东汉制度。他对老师讲了此意以后，在老师鼓励下，他写成一信，送交老师。老师得信，当天即作五千字长信复学生，进一步讨论此事，表示对谭说“赞成一半，反对一半”。此信激励谭先生广搜材料，续作深研，补充事实，再呈老师。老师再复信，相与探讨，如此往返，直到师生二人都认为得到了相近的结论。顾颉刚先生把两人来往的讨论信件编成讲义，印发全班，激发了全班学生问学的热忱，以此为契机，也决定了此后六十一年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方向。
这种始于课堂的求真求是的精神，贯穿于谭其骧先生一生的教学、治史之中，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谭先生原为疑古派大将，曾为禹贡学会重要成员，并编辑过禹贡杂志，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从疑古派走了出来。疑所不当疑，以史所未载为史所未有，和一切信古之误相同。谭先生走出疑古派，唯实事求是是趋，是学术上的飞跃。他亦以这样的精神去教育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容有高低之分；但是，得师之传，一秉实事求是以治学，则无所分别。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本《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就是一个例子。谭先生高弟葛剑雄先生为老师写的这本书，既着重地写了老师的这种精神，亦夫得师之传，写老师的前半生，一切皆出之以真，写之以实，使我们得见一个真实的谭先生。上举顾谭讨论，是葛书浓笔重写的一节，其下所状多端，无一不见谭先生这种精神。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实事求是，之认真严肃，最足以为代表。而为曹操评价、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问题，三次写文论郭沫若著作之不实，亦为谭先生治史求实求是之表现。其文举事信而有证，立论公允恰当，人所信服。其时郭沫若先生一言九鼎，如日中天，人以“无产阶级史学权威”目之，郭亦以此自视，谭先生据实而写，据理而驳。葛剑雄先生详细描绘了这一桩事件，文末谓曰：“郭沫若对不同意见，一般都要著文加以反驳，但对谭其骧这三篇论文居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事实确乎如此，势所不能驳也。
在我与谭先生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及日常交往中，无处不见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稍举数例以明。八十年代初，我们同在太原参加全国地方志学术讨论会，众推谭公在会上作一报告。我与谭公邻屋而居，亲见他连夜草写报告提纲，一丝不苟。由于他学有素养，博闻强记，大会报告中，他历述史学与志学之精要，博举众书，得其要领。他不只是讲书本，更重要的评论得失，提出了精当的独到之见。如对章学诚，他既讲其对方志学的重要贡献，又论其错误与偏见，此从未有人所曾言的议论，大开会众之心窍。大会对谭公报告作了详细记录，后刊于上海史志研究会的《上海史研究通讯》，我为之加题曰：《论史志有别》，许多刊物作了转载。这篇文章在当时方兴的修志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谭公在见到这份刊物时，亦笑对我说：“记录得很不错。”写此一段，想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全国修志，一面已有大成，一面则颇感于食古不化之弊亦大露，动辄以章学诚言为不变之准则，削足适履，而不知形式由内容定，理论须经实践的检验，实践不同，旧日理论不能全作依据。这样食古不化的人，更应该学习谭公不迷信不唯书的求是精神。
于上海各县修志，谭公有重要的贡献。在各县志稿的审定会上，他每会必到，发言最多，议论最详，对于各县的建制、沿革，都有详实的考证，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指出谬误，详道实情。他的发言，为他人所不能道。他不以大学者审定县志为小事而卑视之，一样地临事以敬，认真对待。
再举一个小例。我的一位居国外长达五十余年的老友和同行，要我转请谭公为他的册页写几句话，希望所写的不是古人诗词一类的门面应酬，而是日常随意之谈。谭公对此，同样认真，他用宣纸试写了几次，然后选择一张较为满意的字贴在册页上交稿。所写字句，是郦道元《水经注》关于某个地方考证的错误，指出不可轻信古人。这位朋友得到后大为满意，以为存其本真。
谭公逝世之时，我曾引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先生诗“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易一字为“文化神州系一身”以悼。谭公之逝，诚为中国学术与文化之损失。然，谭门有继。中国历史地理之学，是历史学科中最实在的学问，最应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待的学问。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地理之学发展日壮，成绩可喜，这当中，以“谭派”为标志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是重要的一支，这是谭公多年亲手培育所成。喜读谭公高弟葛剑雄先生为谭公立传之佳作，更念谭公，这本传记不但于谭公之学得其真切，也如实地写了谭公之待人接物，乃至于在几十年各种政治运动中之表现，之天真，之“忏悔”，亦一切如其实，存其真。葛剑雄先生既亲聆谭公之教诲，又广得谭公留存的文书记载以为佐证，既悉其事，复明其心，是以，葛书是一部可读的信史。于此，亦感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一套“往事与沉思”的学人传记丛书之可珍。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原载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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