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京都，连续两天去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五月八日下午去演讲，系由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长井上清教授邀请，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花园大学学者作学术交流。此前一天的上午，小野和子教授陪我参观了京都大学，下午同到设在校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并由谷井阳子女士陪同参观了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书库。人文科学研究所建筑之美，书库设计之妙，藏书之丰富，实在使人羡慕。如非小野信尔教授已候于花园大学，等待我去访问这个大学及其禅文化研究所，黄昏之际，还要和他赶去游岚山，我会留守书库而不出。在书库短短两小时，实在说不上看书，乃借用觑字为题，实无暇细看藏书也。
我去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分部，六十余年来。其间沿革多所变化。这个分部，是一九三〇年用庚子赔款建筑的。日本朋友对我说起这点，都要说一声“很抱歉”。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心里却想人家用赔款的一部分（恐怕是极小部分），建立了一座学术殿堂，我们呢，如果有应得的赔款，是否也会以极小部分去这样做呢？建筑为西班牙式，除了书库是极高的正方形三层楼，主体均两层，房高室大，设备齐全，两排长廊，有深邃之感，花园草地，一览绿青。大门外左侧，以不甚粗高的圆柱二十根围成；右侧，是更为低矮的漏空的栏杆，内外相合，整幢建筑显得协调。
入门，首得身心之爽。入后室，进书库，那就是进了宝山。中文藏书共三十万册。原始的底子是民国年间从天津购得的武进陶湘的藏书，共二万八千册，以后逐年添备，渐成大观。中国藏书家藏书流入国外，多年来成了见怪不怪的事。陶湘的藏书为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文藏书奠了基础，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参观，近藤邦康、滨下武志两教授告诉我，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许多书，得自徐世昌大总统之藏。而莫理循（G．E．Morrison）死后，他在北京极为可观的藏书，本来可以由中国买下，竟也全部为日本东洋文库收去。五十年代，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为图书馆搜罗了许多名贵中国古籍。书是要流通，供人用的，只要大家能用，藏在哪里都一样。问题在于，国外的汉学家毕竟数量不大，所用者也就有限，大量须用的人毕竟在中国。如果很多书在国内无法觅得，则中国学者能到国外者有多少？即使去了，能够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得以细心查书看书者更有几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档案资料至今在英国，国内能有几人去看？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原始资料在大英博物馆，前几年，一家出版社从国外请来一位看过这些资料的学者，请他编写一部书，花钱费事，终无所成。此事多人所知，但如何去解决问题，使中国学者不出国门即能看到应看的书和资料，似乎至今未闻良策。至于国外有些资料，规定所限，难于看到的，就更没有办法了。研究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有宋子文档案资料，我在这个图书馆询问查阅之法，难乎其难。
话扯远了，回到原题。入库，上楼下楼，上梯下梯（取书之扶梯也），自由取书，随手翻阅，极一时之乐。我无从说出藏书的特点。该馆所收中国公私藏书目录之丰，却有深刻的印象。在几排书架中，中国著名私人藏书家所刻藏书目录，近代以来，中国各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排列了一大堆。我在这里看到了以下这些鼎鼎大名：藏园、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天一阁、嘉业堂，以至《西谛书目》。随手取来略翻一下，时间匆促，未及去翻的其他藏书家书目还更多。至于公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印本，亦不在少数，我特意翻看的，是四川图书馆书目。华阳林山腴思进先生，蜀中名宿，著名文学家、诗人与书法家，历任各大学教授多年，于我为父执。先生曾长四川图书馆七年，于蜀中藏书多有贡献。我发现了先生所刻《四川图书馆书目》，由今文学大师廖季平先生作序，林先生作跋。廖先生序多言读书之法，其中颇有与众不同之论，想文集中必收。林先生跋，则在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由林先生门人编辑的巨册《清寂堂集》（林先生别署清寂翁）中，列为《四川图书馆书目序》。此书自然算不得什么名籍，唯抚触乡先贤遗物，亦是一快。
最令我惊喜的，是得见《绛云楼书目》抄本两册。钱谦益藏书甚富，而有“大江以南，藏书之家，无富于钱”之说。牧斋之友倦圃老人曹溶为此目写的《题词》说：牧斋藏书“所积充牣，几埒内府”，营造绛云楼藏书，“大椟七十有三”，牧斋“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而云富矣’”。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绛云楼大火，藏书尽毁。曹溶说：谦益“谓予曰：‘古书不存矣。尚有割成明臣志传数百本，俱厚四寸余，在楼外，我昔年志在国史，聚此。今已灰冷，子便可取去。’”。曹溶后来并未得到这批史书，几经努力，抄得了绛云楼书目，流传于世。这就是这个抄本的来历。国内自然还有抄本流传，黄裳告诉我，他原来就有，后佚。先师陈寅恪先生写其巨著《柳如是别传》，对绛云楼定名、营造、地址、火灾等事，作了精深的考证；对于曹溶《题词》所写，先生指出一处含糊，一处“于绛云楼所在之地，颇与拂水山房（庄）及红豆山庄牵混不明”。尽管如此，曹溶抄录《绛云楼书目》传世，对于研究钱牧斋、钱柳姻缘，却是一功。《题词》中指出牧斋藏书有二弊：“一、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一、好自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纸不肯借出。仅存单行之本，烬后不见于人间。余深以为戒。”很有道理。
抄本抄录工整，册中多朱文批注。册后贴有一纸，草书甚佳，叙购得此抄本之经过，谓乙丑春日谭仲仪以白金四两购于福州陈氏带经堂，后为长州枚庵诗老吴先生翼凤得。此纸自是原件，惜未落名。
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一向是日本汉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有这么好的图书设备，难怪其所以然。现在他们检索资料都已用电脑了。被邀参观电脑室，以电脑检索该所所藏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六年中国史学著作及期刊中我的作品名称，顷刻立得。凡此种种，我们应该想想怎么办，而不是片面地要科研人员去赚钱。
（原载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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