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陈多先生来一电话，说是他们编辑熊佛西先生选集，找不到佛老的《山水人物印象记》，问何处可得。此问事出有因。缘三年前辽宁《书趣文丛》拟收《山水人物印象记》入辑，编辑以为佛老久已为人淡忘，今日青年甚或不知其人，要我写一篇前言，介绍其人其事。文章是写了，也发表了，可是这本书并没有能出版。原因是书的字数过少；要找佛老他作增入，亦未能成。辽宁《书趣文丛》出佛老书的设想，本来甚小甚小，不过是企图以佛老的散文作一个契机，引动人们重新忆起这位中国戏剧运动的拓荒者、教育家、剧作家和文学家，其事未成，不免可惜。如今由佛老手创的上海戏剧学院来完成这件事，且计划颇大，包括佛老的各类作品，据说大部头之作不列，也有一百多万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佛老于上海戏剧学院，皆得其宜。此事毕功，庶几上海戏剧学院校园之中，佛老的巍巍铜像得有良伴，不致独立冷落了。
庆幸还有一个上海戏剧学院在，还有佛老众多的门弟子在，他们想到了这件事。如不然，当今的选家和出版社未必能想到佛老。近年，出版事业可谓兴旺，各类选集出版甚多，但是，被选编集的面不广，往往集中于少数甚或是几位名家，甚而选之又选，集之又集，出了多次，而冷落了一些不应冷落的当年也是有影响的人。
韩石山先生倾数年之力，写成《李健吾传》，他极有根据地为李健吾先生之被冷落多年鸣不平。类似李健吾先生这样情况的，恐不在少数。幸得有一位山西同乡为李先生写传鸣不平，没有这一层关系，怕就无人替他作不平之吁了。也有例外。偶见报纸广告，四川出版了《谢文炳选集》和《饶孟侃选集》，谢、饶二先生，恐怕对于今之文学界已经是极生疏了。他们都是文学界前辈，饶先生以新月派诗人出名，谢先生早年由清华学堂留美，精研西洋文学，终身执教国内各大学，以小说鸣世，高龄作古前犹在写作反映他亲身参加的五四运动的长篇小说。为谢、饶二先生出选集，不知是哪一位的高明远见，使得这两位前辈不致身后太寂寞。我说它是例外，但愿它不是，还望能有这样的不赶热闹的选家和出版家。
学术界的例子恐怕更多，更反常。历史学家黎澍，逝世即将十年，他生前应邀自编的选集，人一死即遭毁约退稿。稿子转到另一家出版社，初是保证出版，后复设辞拒绝。稿子又转到另一家，亦复迟延数年，至今未能面世。
以上所说，几位作者都是生死大陆的人，即使他们的作品逐渐为人淡忘，毕竟或多或少尚能知其梗概，如果是换了海峡对岸或海外的华人学者，对于他们的学术著作就知之更少了。两岸或大陆与海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只在近年渐趋频繁，早年之事，则太隔膜了。这里且举二例。
先说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先生渡台之后，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猝然逝世，年只五十五岁；且他一九二六年自英、德留学归来，迄于逝世，担任学术行政领导的岁月，远长于教书和从事研究的时间，我便认为，傅先生的著作和文章不会太多。再有，傅先生向称早慧，读书北京大学，主办《新潮》，为文极丰，只一九一九年元旦《新潮》创刊号这一期上，他就发表了十六篇文章，渡台之后，恐怕未必有多少新作。最近得到友人所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大出意料，竟然厚厚七大册。可称丰硕。更闻尚有未曾发表的遗著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整理，将出新编全集。
对于傅斯年先生的著作情况不明，只靠耳食，便产生了对他学术观点的误解。仅就史学言，大家都说他是个史料派，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两语便是“明证”。他还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治历史学的人，其实是深服他下功夫找材料的精神，但总以为他是忽略史观或提倡无史观的。读《全集》有关文字，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他所谓的“史学即是史料学”，是以求实的态度破当时极流行的疑古派的陷墟，他是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历史。所以台湾的学者，称傅斯年为史学重建派。要知道傅斯年一再提史料的重要之时，疑古派炙手可热、如日中天，傅强调史料正为破疑古之论。傅先生和疑古派领袖顾颉刚先生是同学同班同寝室的好友，说来有趣，顾先生之倡疑古，还曾受到傅先生的影响。远在北大读书时期，是傅氏先倡疑古之论。他在《新潮》创刊号发表论文《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大倡疑古，说是：“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作范后昆矣。”由此引申，他赞宋儒疑古，所以能超越汉唐；清儒皆善于疑古，所以清学高，于是作结云：“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傅之疑古，远早于钱玄同、顾颉刚二氏。待傅赴英德留学之时，顾大倡疑古，且有大成，消息传到国外，傅对顾“层累地创造古史”之说，大为倾服，认为这是“史学中央题目”，写信给罗家伦、姚从吾，称赞顾氏“在史学上称王”了。
可是，一经深研，傅氏思想一变，由疑古而走入重建史学之域。返国后的几年里，傅氏不遗余力反对疑古派，他认为顾氏“层累创造说”乃是以史料之无去论断史实亦无，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默证之误。他说：“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的极大罪恶。”“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为术也。”这些话似都针对老友顾颉刚先生而发。秉此，从积极方面着手，便是“史学便是史料学”，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不但倡导其说，且秉此以行，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使中国信史得以推前，便是傅氏及其重建派的最大功绩。
以上所说，如果不读傅氏之书，单从他倡导的口号名词上，怎能理解？宁不产生对傅斯年之学的误解吗？大陆选家何不分一点精力去认真做一些选傅的工作？曾阅书刊广告，天津出版了一本《傅斯年选集》，求购未得，不知道是怎么选的。又知上海出了一本傅的随笔选，则其内容不在学术可明。
次举黎东方先生。黎先生是一位九十高龄已过的历史学家，是梁任公先生高足，执教国内各大学有年。他掌握了中国传统的讲史之体，抗日战争时期，在后方各大城市公开讲演中国历史，鼓抗战而励人心，声名大著。渡台之后，以讲史之体，写成讲述几个朝代历史的《细说》多部（如《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等）。一家出版社得黎先生同意，为其中的几部出版大陆版，命为序，得读其书，深感这是历史的严肃的通俗化极有意义的工作。黎先生对大陆出版他的书极感兴奋，表示出版之日，他定要从美国远道来与。此事牵延至今已有数年，也不知现在怎样。在台湾电视、歌曲甚而是《戏说乾隆》之类的荒诞故事畅行大陆之际，严肃的历史通俗作品，何以竟无余地可入，甚不解。
“小议”仅求选家、出版家对文中所议能予一议，幸甚。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四日
（原载《书城杂志》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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