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周围饮食摊

本题“摊”后，应加一个“店”字，有的本为店，有的则由摊而发展成店。为求七字句易读，略去“店”字，文章则实兼言摊店。

学校周围，向来是饮食摊店集中之地，由来已久，南北无异。其规模之大小，饮食业之盛微，从来的区别，只在于视学校所在为郊区或市区而定，其在郊区者，四围空旷，大有发展，饮食摊店必多，业必盛；市区则少发展的余地，必反之。但是，即使在市区，如其地非繁华之处，仍多空旷，亦必有发展的条件。学校周围的小店小摊，亦锐意经营，创造了美食美菜，得享盛名者，如昔日燕京大学校外的长三。而北京大学沙滩附近之小店，至五十年代初犹有一家很好的四川馆，两次曾为友人邀食于此。早年北大名流聚食，多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但从这些名流所遗留的笔记、书信，也不难发现，他们亦曾宴集于沙滩的小店。佳食并非只能出自名都、商市盛大的酒楼饭馆，小店小摊亦有不凡之作。

抗战事起，学府内迁，学生大量涌入内地，就我所经见，稍记成都、重庆两地学校周围之饮食如次。光华大学是最早内迁的大学，它只是部分内迁，上海还留存光华大学，迁入租界。内迁成都的光华大学及其光华中学，在城内租房办了很短一个时期，即在新西门外购了大片土地建成校舍，名为光华村，光华中学迥异于成都各中学者，思想自由，不受军训，不穿成都所有中学的规定制服，不戴军帽，不打绑腿，不剃光头（这是蒋介石入川后的法西斯“德政”），有赏于此，我放弃了已有的高中一年学业，于一九三九年暑期进入光华高中读二年级，直至毕业，共在光华村居住两年。

光华村起初渐有饮食摊店，后愈聚愈多，布满校门以外，连成一片。光华大学以商科著名，校长谢霖甫先生为会计学界的元老，学生读商科者众。学生多富家子弟，川籍学生多来自自流井富庶的盐商家庭，外地学生多来自江浙和上海，他们都养丰处厚，难怪附近饮食摊店之成片了。光华中学虽附属于大学，但以其学生刻苦用功受到重视，成都人讲到光华村，往往视光华中学为异军之突起。在吃的方面，光华中学学生实沾了大学的光。饮食摊店有饭馆，有小吃店，光华中学学生大体只能到小吃店吃面食，而光华大学学生之席丰履厚者，则不只常吃饭馆，还有在饭馆长期包饭的，其个别人，甚至于在光华村自开饭馆，践行商科之实际了。小吃店品种极多，各种面条、抄手（馄饨）、水饺、宁波年糕，不一而足。我至今还念念不忘一种称为白油燃面的面条。白油，是四川人烧菜用的猪油。燃面的做法，类似于上海的葱油拌面。面煮熟后，放进碗里，加盐，绝不能用酱油，葱花只少许，以热的熟猪油倒在面条上，关键在于不断用筷子搅拌，异香扑鼻，撒入冬菜末、榨菜末，无辣，食之犹有热气，其味美极，不知何人所创，四川本地面食中似无此味。夜晚，下了自修课之后，同学数人相偕去吃一碗燃面是极大享受。自离光华村，没有吃过白油燃面了。清晨，如果睡过了头，食堂早饭时间已过，去摊上随便吃点什么，都是佳食，方便之至。物价虽然不断上涨，小吃仍极便宜，穷学生也可负担。

从光华中学毕业后，我初入重庆中央大学。学校在沙坪坝，著名的大学区，学生人数众多，饮食摊店的规模和数量，较之光华村，大过多多。一年级新生在离沙坪坝数十里的柏溪，对沙坪坝食品，我只偶尔食之，了无印象。柏溪是个山区，沿山而下，到江岸，但见摊店成排，锅铲之声不绝于耳。中央大学之食，较为艰苦，常不得饱，便常往小摊店加油，犹存的印象是下江（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的通称，实际意为非四川人）之食多于本地之品，其汤年糕、炒年糕、炒排骨均甚佳。及至返成都，入燕京大学，学校在闹市区，其周围没有专为学生而设的饮食店了。燕京大学号称为华西坝五大学之一，我未曾选修其余四大学在坝上开的课，只在陈寅恪先生从城内迁居华西坝后，随先生读所开的四门课。华西坝的饮食摊店，多设在两坝之间的小天竺街，店多于摊，饭店多于小吃，茶馆又多于饭馆，茶馆兼可叫菜吃饭，还有一个西菜馆，洋名Tip Top，学生所开，合伙老板之一是我亲戚，曾往食数次。华西坝大学生享受之丰，超过其他大学。但至今还是怀念光华村的白油燃面，而不谙华西坝上美食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