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立图书馆

澳洲国立图书馆颇负盛名，首先以其为读者和学术研究服务的全面周到著称，同时也以其别有风格的建筑而为人所熟知。

国立图书馆在堪培拉著名的环湖之区，稍远之处是国会所在（一般人称这里为老国会，新的国会正在大兴土木，加紧建筑），左近是高等法院和国立美术馆，政府有些部亦在周围，所以这里成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风景秀丽，街道整洁，湖水至此而环绕四合，两座大桥架于其上，绿树成荫，草地连片，著名的石钟琴高耸在湖边，杨柳岸，晓风残月，时时传来悠扬的钟声。

国立图书馆高踞在一个石台之上，台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建筑是地上五层，地下二层，共为七层。由于周围多空旷，每幢建筑之间有很大的空隙，老远就可以望见这幢房屋。尽管国立美术馆和高等法院也是著名建筑师所设计，也有其风格，究竟不如国立图书馆那么引人注意，它显得庄严而不笨拙，宏伟而不呆板。

国立图书馆建于一九六八年，原来准备庋藏图书一百五十万册，现在已经达到三百万册。藏书数目自然远远不能和我们的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相比，但以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相对而论，也就相当可观了。庋藏房屋不敷应用，早就该扩建了。原来设计的时候，就留了空地，准备在现馆的左右兴建同样房屋各一幢。但是，馆长认为这样建筑不好，想另行设计和建造。政府建筑部门不同意，事情就拖了下来。直到这位馆长退休了，事情才算有了结果。现在正准备按原设计增建。

国立图书馆东方部所藏书刊，中文有十八万册，日文有十万册，朝鲜文有一万四千册。工作人员十一位，忙不过来，编目工作来不及，新进书多有未编目者。据说，在自由党政府时期，多次裁员，图书馆这样的单位也不免，人手更显不够，至工党执政后，这个现象也没有改变过来。

东方部主任王省吾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他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人。由于在国内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熟人，谈起来便多了话题。他对我的要求作了热心帮助。王先生几次陪同我在书库浏览，详作介绍，得以在匆忙之中，略悉其一二。王先生说：他们关于中国考古藏书，收集较全，从一个英国人那里买来了他全部的中国考古藏书，其中不乏名贵之作。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我要找一本并非难得之书，偏偏在国立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都没有，王先生通知工作人员说，立刻打电报去买，航空寄来。我当时听了并不抱很大的希望，倒并不是不相信王先生的话，而是恐怕在我走以前未必能买来。殊不知，不久之后，即得通知，谓书已到，我即按规定，向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办了手续，转借得来。书内尚有发票，自旧金山买来。举此小事，可见国立图书馆的服务精神和工作效率。对我而言，国立图书馆这是第二次了。前此一次，花了一整天在图书馆翻阅了十六本材料，也是通过国立大学图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几大本材料书借了回来，得以细读和复制。

还有一件趣事，我的一本旧作，那是一九五八年被康生斥为“罗隆基思想”的倒霉东西，我也多年来希望把它忘掉，王先生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中查到。王先生说，如果我要复制一本，可以请国会图书馆传来。我答以不必了。国立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可以互换书刊，随时可得。可惜我是连手边可以借到的书都来不及看，自然无须再向他处借阅其他书了。

王先生和我谈起向国内买书的一些事，引起一些感想。他们总是向国内买书，以求藏书丰富起来。《申报》影印本，他们买了台湾的，但台湾收藏有缺，影印不全，现在国内出的是全刊，他们便又订了。但是，有时也碰到一些麻烦。比如，影印天一阁所藏地方志，在订购方法上就有过多次变化。而天一阁方志，都是明代的东西，出口办法按规定是不应有什么变化的。我们在影印古籍上，看来不应该落在台湾之后。《明实录》和《清实录》都落后于台湾了，原又听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事，尚未知确讯，而台湾影印文渊阁本业已见诸实行，我在此就蒙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亚洲部副主任陈炎先生赠送一本。整理出版古籍，是一项重点规划，确应加紧进行，也该有一套可行的出口之法。

最近获悉，王省吾先生已经退休，由于他对国立图书馆的贡献，澳大利亚政府特授予勋章。谨此遥贺。

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