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历来就是中国人民所艰苦争取的,但它在中国也特别难得。当新闻自由运动发展到中国来的时候,首先响应的,是中国新闻学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新闻学会第三届年会开会于陪都,经通过发表声明,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对于上述新闻自由之原则完全赞同,并赞同以国际协定得保证其实施……唯有达到新闻采访之完全自由,始足以保证新闻本身之正确性;唯有达到新闻传递之完全自由,始足以加强新闻流通之速率,唯有达到授受及发表之完全自由,始足以促进国际间之了解,防止自私者及野心家欺骗,以及其他之虚伪宣传。”该会并建议召开世界性新闻会议,制定新闻自由宪章,并产生世界机构。并在该会理事会下,设研究部门,且在各地广泛展开研究新闻自由运动,该会也经常举办新闻自由讲座。
从此,新闻自由的呼声就响彻了中国的土地,重庆、成都的新闻界都举行过新闻自由座谈会,各报社论也经常呼吁新闻自由。但,最重要的却是广大的人民了解了这一基本自由的必要。
美国新闻自由代表团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了重庆,新闻自由运动便更广泛地展开了。他们三位在重庆经常参观各报馆,研究新闻自由情形。中国新闻学会于三月三十日曾举行座谈会欢迎他们,会谈历二小时许,对新闻自由有极融洽之交谈。同时诸如《大公报》、《新华日报》都曾分别招待三使者,并谈话。
除了民间方面外,中国政府也表示赞同新闻自由,中宣部曾于三月三十日晚欢宴三代表,席间,王世杰部长曾表示拥护新闻自由。
但事实却表现了相反的情形,就在三代表留渝期间,《新华日报》就屡开天窗,而一篇欢迎三代表的社论也登不出来,后来三代表到《新华日报》参观时,曾对中国新闻检查情形表示最深的惊诧。
四月三日福勒斯特、麦吉尔二人飞印度,行前谈话对中国人士对新闻自由之赞助,表示兴奋。
新闻自由运动在中国是广泛地展开了,正因为中国的新闻自由最微少,大家才最努力最勇猛地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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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成都《中央日报》。
(2) 参见美国新闻处《新闻资料》第三十四期《英国报界论新闻自由》。
(3) 参见《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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