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怀念

唐明

我父亲唐振常先生逝世，瞬逾十年，墓木已拱，回首往昔，怆然不已。父亲逝世之后，他的一些老友也陆续离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已经渐行渐远，不禁感慨万千。趁着父亲文集出版，翻检这篇旧文，尚有言犹未尽之处，再次修改，随集附上，算是对父亲的纪念。但毕竟已过十年，这篇小文终究是迟到的了。

一九七七年，亦即父亲虚岁五十六岁之际，写成第一篇历史研究文章《试论章太炎》，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黎澍。黎澍回信说：“文章写得很好。”（这是黎澍的风格，说话写文一向简约）同时寄回稿件，将“试”字划去，改成《论章太炎》，附带一本《黄帝魂》，供父亲修改之用。为了平衡《历史研究》每期都有重点文章，《历史研究》还特地将《论章太炎》挪到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父亲的这篇文章，是批判“四人帮”将章太炎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观点，直刺“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对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文章发表后，《历史研究》整理了一份读者来信综述，赞扬此文。父亲的老上级王芸生称为“一炮打响”。日本和苏联的历史学界也有反应。但“四人帮”把章太炎作为评法批儒的工具，不等于就可以反过来将章太炎反面化，父亲在这一点上走了极端。他后来也意识到对章太炎批判过头，未将此文列入自己论文的喜欢之列。记不得是哪一年，黎澍有信给父亲，建议父亲重新研究章太炎，扎扎实实真正把这个人物搞清楚。但父亲不是耐心之人，不愿重复钻在同一个课题里，不然，也许会有一篇《重论章太炎》。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感觉到《论章太炎》对史坛的震动，毕竟此文点出了他人未曾深入研究的章太炎的另外一面。多年后，《四川政协报》副总编辑陈代俊（笔名岱峻）写文：“唐振常先生是以反对影射史学的研究方法治史而脱颖而出并成为一代大家的。”⁽¹⁾至于文章之体，似乎震动更大，在父亲的文章中，看不到“史家无文”的陋习。此时正值我上大学期间，暑假里，同学们往访老师，老师说：“《论章太炎》这样的文章我们搞历史的写不出来，你可以不同意《论章太炎》的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论章太炎》的文笔。”可为一例。

回到一九七七年，当时《历史研究》编辑惊叹于父亲独树一帜的行文风格，询问黎澍作者为何人，黎澍说：“唐振常是中国难得的一支笔。”此事黎澍从未对父亲言，是《历史研究》编辑告诉父亲，父亲也从未对外人言。《历史研究》编辑还对父亲说：“我们都等着你来。”所谓“等着你来”，源于黎澍建议父亲赴京做他的副手，任《历史研究》副主编兼中国古代史组组长。父亲答应了，先将组织关系转去，同时考虑杂志工作。这时，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考虑到赴京工作毕竟是一件大事，会有诸多不便，父亲遂决定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历史研究》编辑得此消息，到黎澍办公室对他说：“唐振常不来了？！”黎澍说：“他不来我有什么办法？”此事算告一段落。

随着父亲日后文章的增多，他的文笔早已超过撰写《论章太炎》时。读父亲的自传，才明白其渊源实于从小所受传统文化教育之特殊及后来接受西方文学熏陶，两者融会贯通，并以其经历与学问积累优势，其文风独特也就自然铸就了。而读父亲的文章，才体会到黎澍之言的更多含义。

父亲出生于四川一个世家大族，曾祖父（唐家驹）为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丙子）进士，其学生中多有著名学者，曾祖父最钟爱的学生赵尧生先生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为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入翰林院。先生同情维新，与戊戌六君子之杨锐、刘光第交厚。后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直言切谏，尝飞章弹劾奕劻、善耆、赵尔巽等，后以弹劾盛宣怀借债卖路而去官。梁启超为先生私淑弟子。先生曾为祖父（唐仲威）伯叔祖（唐伯泉、唐叔均）之师，谊属师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情亲多年，以至于前引文写道：“不知是唐家造就了赵熙（尧生先生讳熙），还是赵熙光大了唐家。总之，唐振常又承续了这一学脉。”父亲写有两篇记尧生先生的长文，与尧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一直通信。

尧生先生在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前后，历长川南川东各地书院学堂，一八九五年荐其门人周孝怀先生接馆。孝怀先生后来成为政治名人、社会名流，在四川巡警道、劝业道任上推行新政，川人戏谑地归纳为“娼（设立红灯区）场（首开劝业场）厂（建造币厂）唱（改革川剧）”。父亲曾写《周孝怀先生》一文，言其开蜀地风气之先，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在上海见到这位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太老师“已是垂垂老矣，然神清气朗，虽对后辈言语温和，威严之相依然可见，可以想见当年的凛不可犯”，字里行间，无不感受到父亲对孝怀先生的尊崇之意。

祖父伯叔祖的第三位老师，即是后来被胡适称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先生。课馆不久，于一九〇五年带着三个学生赴日本留学，两年后回来。父亲的《吴虞研究》，对这位太老师家世生平的考证极为详尽。

曾祖父曾以工部主事外放四川荣县知县。不知什么时候，他在成都南城文庙后街购了住宅，宅共四进，大小房屋几十间，有前后大花园，故又号称“唐半城”。父亲出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对他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后来家道中落，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中期，曾祖母去世，老宅卖予一四川军阀。从一九四九年直至今日，为四川省公安厅所在。“文革”后父亲难得几次返乡，总想到故居看上一看，终未成功。

尽管当时成都已是学校林立，祖父祖母（龚景漪）还是不让子女进学校，仍然延师在家课馆。父亲的老师即是著名经学家刘洙源先生（洙源先生同时是佛学家，教祖父母学佛）。大约是觉得《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并非佳作篇篇，洙源先生绝不按照上述三种选教。父亲虽视每天背书为苦事，但对洙源先生的讲解《左传》和《史记》，却兴趣甚浓。中国的古文选编，也许如同我们现在选编的各种现当代小说、散文等卷集，包括语文教科书、报上经常宣传的所谓大师的经典作品和得奖作品，文字好坏参差不齐（父亲曾说，大文学家与大文章家，二者并非都能统一），老去读那些文字未见得高明的所谓经典作品，只会误人子弟。父亲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读到了一大批好文章，也背了一大批好文章，潜移默化，这对他后来倚马千言，形成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影响甚大。没有洙源先生与众不同的教育，很可能产生不了父亲的独特文风。

后来洙源先生返乡礼佛，父亲插班建本小学，该校与私塾没有很大差异。进入大成中学后，一周要上十八个小时的国文课，写三篇古文。这些经历，锻炼了父亲读写古文的能力。一年后，父亲放弃一年学历，考入成都县中初一年级。学校的创办人是父亲的外祖父（龚维翰）。龚家为教育世家，父亲的几位舅父皆成都教育界著名教师，后来父亲多曾受业，尤其受他的大舅父（龚向农）教诲最深。大舅父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学家和教育家，潜心著述，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成都师大与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乃卸师大校长任，专任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经学教授，著述有经部三十九种、史部三十三种、子部二十七种、集部十二种共一百一十一种，门下弟子多有俊才硕学之士。大舅父逝世之后，先后有四部写他的传记。台湾学者、章太炎黄季刚之门人并黄之女婿潘重规曾对父亲说，他最感遗憾的，是抗战时期执教四川大学时，大舅父刚去世。他读了大舅父著述，佩服之极。还有一段小插曲。章太炎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是当年对父亲《论章太炎》反感最有代表性者，经过几次学术会议认识，在传统文化上的共同语言反而使他们成了好朋友，王多次向父亲表示对大舅父的景仰，说他在标校北史三书时，采用了大舅父不少考订，并几次希望父亲整理大舅父遗作。父亲自幼得大舅父钟爱，一段时间寄居其家，常侍在侧，大舅父著述之余，对他多有教导，父亲终生不敢忘。祖母总对父亲及诸姑母伯叔父说：“你们读书做人，就要向大舅父和几位舅父学。”父亲在人格及学术上深受大舅父影响。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一直耳濡目染、心悟神接在传统文化气息极为浓厚的氛围中，读父亲的文章，或是受他的教导，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由深厚传统孕育的无穷韵味和系人萦思的风度。

父亲在成都县中读书的后期，开始接触新文学，方有反封建的意识。至高中阶段，几乎读完了当时成都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其次读得较多的是社会科学书籍。受抗日救亡运动的感染，接受了更多的进步思想。祖母早就看出了父亲的天分，她说：“振常将来必会大有出息！”

一九四一年，父亲高中毕业，以高中三年和全市毕业会考成绩优异可以免试升入国立大学。这时的父亲是一名文学青年，想当一名作家，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大学想读外国文学。然我的大姑父（程绍迥）是一位著名的畜牧兽医学家（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渔牧司司长，一九四九年后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人品又好，祖母极喜欢这个女婿，故要父亲选读农业。父亲迁就祖母而违反本意，进入第一志愿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但父亲对农业毫无兴趣，很想弃学而去。读了半年不到，大舅父突然病逝，即以奔丧之名回家，借此不再返校，之后准备功课重考大学。

一九四二年，父亲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外文系，按说应该如愿以偿，然燕大外文系重语言而不重文学，父亲对研究语言不感兴趣，于是转入新闻系。我曾问他为何不转中文系，他说燕大的中文系太保守了。

燕大为教会学校，校风西化，受其影响，日后有人议论父亲“洋派”。更重要的是，燕大教学理念与国人所办大学不同，有的学系要有副修。父亲所选为历史。其中，一年半之内选修了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等四门课（寅恪先生受聘燕大时间约为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是父亲选修课中所选门数最多的课程。第一年历史课考试，得了九十九分，是当年包括历史系在内的所有学生中得分最高的，寅恪先生召往谈话，嘱以转读历史系。作为一热血青年，醉心学生民主运动，父亲以“学生不是做学问的材料”婉辞。一九四九年后，父亲多次后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骆惠敏和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赵令扬曾感慨说父亲如果转读历史并在国外从事研究，一定会有更大建树。然而，事已至此，后悔无济于事，父亲后半生终于走入治史之路。一九九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拟重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经寅恪先生长女公子流求推荐，由父亲作是书导读。父亲不敢也不能为老师之学作导，又恐五十年前所学已忘，迟疑多日，甫一动笔，才觉全然未忘，终于按寅恪先生治史之体写成学习笔记。熊月之写道，此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属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父亲改业治史后所写文章，当可告慰寅恪先生了。

按照父亲的说法，大学四年，未曾认真读书，当时的学生运动宣言，绝大部分为他所写；他的毕业论文《论新闻自由》，题目为黎澍所取；还写过杂文、散文、短篇小说、随笔。但也正是如此，他的文笔得到了锻炼。父亲可说是独特的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相结合所培养。毕业前夕，张琴南先生约其谈话，询入报社后何以展其所长。父亲答曰愿以编辑终。琴南先生稍作沉吟，说：“你应该多写文章。”琴南先生看出了父亲的潜质所在，除去在电影剧本创作所以写剧本为主和“文革”中被打倒外，父亲一生都在写文章（其实剧本也是由文章发展再发展而来，亦可算在文章范围之内），他的职业多有变化，但以大多数时间而言，父亲是一个文章家。文章家这一提法，并非我的创造，那是父亲对王芸生的评价，当时我还有点奇怪，何以有此一家。随着阅读文章的增多，我才感到，文学家未必是文章家，非文学家却可成为文章家。网上有人说：“唐振常先生是个文章大家。”那是赞扬之语，但父亲能给后人留下的的确也就是他的文章了。

父亲在《大公报》和《文汇报》工作时，撰写通讯特写常与同行有所区别，尤其在同一题材、同一条新闻的共同报道上，对比之下，常因其观察敏锐、思考独特及行云流水的文风受到好评和关注。举二例。一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大公报》与《文汇报》均做报道，《文汇报》的报道由该报记者陈霞飞所写，两相对照，《大公报》的详尽报道使《文汇报》相形见绌，曾是《大公报》记者而时任《文汇报》采访主任的孟秋江（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四大名记者之一，另三人为范长江、杨刚、陆诒。一九四九年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天津《大公报》副社长、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香港《文汇报》社长）为此大骂陈霞飞，对父亲则甚夸其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周公馆举行一纪念展览，还陈列了父亲写此报道的照片。

另一报道是一九五八年六月父亲与刘火子、李立坤三人在《文汇报》写的关于抢救邱财康的通讯，父亲为主要执笔人并总其成，署名刘振坤，各取三人姓名中一字拼成。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和上海新闻界引起重大反响。《人民日报》几乎全文转载，但不写明转载于《文汇报》，大约是觉得《文汇报》原来是份右派报纸，点名通讯是《文汇报》记者所写，有替《文汇报》宣传之嫌，而用了一个谐音的笔名“翟文蔚”，暗示摘自《文汇报》。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全文翻译发表。新华社《新闻业务》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发表署名文章说：“文汇报的通讯：《钢铁战士——在上海广慈医院里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同一天几家报纸的通讯中最好的一篇。……这篇通讯是近来报纸上少见的好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越了过去的一些优秀的新闻通讯的水平。”文章高度赞扬作者的写作技巧和驾驭文字的能力。该刊同时发表新华社上海分社《我们为什么没有报道好邱财康》的署名文章，以为对照。《文汇报》二〇〇九年五月二日近距离专版《邱财康。“钢人”走过半世纪》一文还专门提到这篇通讯。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这篇通讯的指导思想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新闻界有过这样的话：“一个新闻（或通讯）一个中心。”父亲以为不宜绝对化，有时为了多方面地表达主题，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指出它多方面的意义。父亲常说：“写文章要撒得开，收得拢。文章不撒开，就显得拘泥，读之无味；文章不收拢，就会开无轨电车，漫无边际，不知所云。”读父亲的文章，常感觉信息量很大，原因就在于文章撒开，了解了许多知识，而文章一收拢，又感觉很紧凑。这或许是父亲的高明之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下午无课，常翻父亲的书橱。一天下午，在父亲书橱的下半部分即木板橱内右方翻到两本油印的电影剧本和十几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两本油印本的剧本名分别为《日月光华》和《光明大道》，封面上均有父亲对该剧本审查情况的简单描述。在《日月光华》封面上写道：“此剧本未予通过。”在《光明大道》封面上写道：“此剧本已通过，导演已派，后以与同类题材重复而未拍。”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片名《球场风波》。我则将三个剧本一气读完。又一日，在上述同一部位的左方翻到不少批《球》文章，印象较深的有《没有风波的“球场风波”》（此文现在网上依然可以查到），还有李天济的一篇为《球》辩驳的文章，同样是一气读完，很有点紧张之感（后来从父亲处得知，黄钢在《人民日报》发一长文出以深文周纳之词是分量最重的批判文章）。“文革”抄家，平反后归还书籍，两本油印本及批《球》文章均未归还，十几本《球场风波》只还了两本，上述所引文字，记其大意而已。而我则是在“文革”后才断断续续从父亲口中得知他从新闻转向电影的一些情况。

父亲对新闻工作有八个字的评价：“轰轰烈烈，空空洞洞。”黎澍曾说：“新闻工作有三条出路，一是当作家，二是做学者，最没有出息的是像某某某那样，做一名报社管理人。”这虽是一家之言，赞成者未必很多，父亲却深以为然，黎澍本人就是从新闻工作者转为历史学家的。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天津《大公报》工作，报纸业务转向财经，父亲甚感无聊，遂有去意，更兼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于是找了兼任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的夏衍，夏衍费了周章，《大公报》才予同意。五月，父亲调入该所。

创作所设在武定路，学习苏联模式，花园大洋房，写作住宿均在所内，条件优越。艾明之敏感之极，他说：“我看这种状况未必能够持久。”果然不数年，创作所解散，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父亲亦随之调入。

父亲调到创作所，意图是做编剧，夏衍说：“还是先从编辑做起。”于是，父亲担任创作所编辑室副主任，一年后，改做编剧，愿望是写一部《司马迁》的剧本。李洪辛劝他说：“先不要搞大部头，还是从小做起。”（李的目标是写《孙中山》，父亲对李极为佩服）父亲接受了他的建议（幸亏未写，在那个年代，此类题材的剧本写得再好也未必能够通过，即使通过，以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很难说不会引来杀身之祸）。《光明大道》通过而未拍。《日月光华》交出后，起初反映较好，后以意见不一而勉强一改再改，已失父亲原意，决定弃置。事后黄宗英告诉父亲，赵丹对此剧本极感兴趣，很想演此片主角。父亲一笑置之。为此事师陀责怪父亲，说你就应该去找赵丹，只要赵丹一句话，这个剧本就救活了。父亲实在是一个不会公关的人。父亲晚年曾说：“当时创作所不少人很紧张，怕写不出剧本，怕通不过，我是一点也不紧张。”编剧之余，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还应出版社之邀，根据《三国演义》部分章节用白话文改编成《三气周瑜》（笔名唐致）、《取成都》、《失荆州》（以我与胞弟唐元名中各取一字为笔名袁明，袁为谐音）等三本通俗文学读物，从抄家所还不完整版本看，《三气周瑜》连印三次，《取成都》连印两次。接《文汇报》编辑陆灏来信，言他买到的《三气周瑜》是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七次印刷，印数十五万二千册，加上原来四联出版社印九千册，共十六万册。这大概是当时业余生活太枯燥所致。第三个剧本《球场风波》总算通过开拍，但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大肆改动，电影拍成后，父亲面见海燕厂厂长沈浮，说导演歪曲了编剧的艺术构思，表示不满。沈浮劝慰父亲说，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此言不虚。父亲晚年曾说，作家可当，但电影剧作家不可为（倒是艾明之，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做职业电影编剧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长篇小说上）。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球场风波》成了丑化党的领导的反动电影，父亲为此检讨多次。这部电影是父亲人生道路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就，却给父亲引来几乎二十年的风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期，工宣队为了“解放”父亲，先要肃清流毒，陈必智奉命批判，批判完毕，他悄悄对父亲说：“老唐，昨天晚上我把你的剧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是一边看一边大笑。”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和“文革”后重新放映，约在一九七九年，夏衍亦曾有文道及《球》被错误批判一事，但总有政治上庸俗和艺术上拙劣的尾巴。有一件事使父亲稍可宽慰。“文革”后，某日，曾任海燕厂副厂长而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兼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偶遇父亲，他说：“老唐，你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回来！”他担任第一、二届编委会副主任参与编纂的《上海电影志》对《球》这样评价：“影片直接取材于当代职工生活，在喜剧影片创作上有新的探索。影片上映后，被康生指责为‘反映了罗隆基思想’。《人民日报》并发表署名文章，视影片为‘白旗’，‘务必拔去’。在一段时间内使不少喜剧片创作人员‘谈喜色变，望喜生畏’。在上海电影局召开的全系统的批判大会上，不仅影片的编导被批判，审查通过该剧本的副局长张骏祥、责任编辑李天济等，也作了检讨。”六十年代初，父亲带我到和平电影院看此电影，一个直觉是，剧本结尾，市某局办公室主任坐在中间，局篮球队员们分别站其周围，拍了一张全家福，给人以讽刺性的喜剧色彩；而电影结束，是男主角终于赢得了女朋友，两人向一座桥或是一条街走去，给人以两个男人追一个女人，最终以一个男人获胜而告终的印象。这可能是父亲对导演不满所在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曾两次在《流金岁月》栏目播放此片（当时该栏目安排在晚上七点四十五分至九点半左右），我两次都看了。再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剧本，所谓“丑化党的领导”，无非就是将局办公室主任作为讽刺对象。不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是否还有其他并非为适应现实政治需要而将讽刺作为手段的喜剧电影。私下揣度父亲的本意，并非是要讽刺局办公室主任，而是要将讽刺作为这一电影的主要手段，以达到喜剧的效果，而这恰恰是父亲“在喜剧影片创作上有新的探索”之所在。《上海电影志》对《球》的评价着眼于“创作”而非导演艺术，亦可见父亲当年对导演不满之有理可寻。讽刺是喜剧的灵魂，没有讽刺，喜从何来？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电影，必然是以讽刺为手段的。这在今天，已是常识。父亲只不过是选了局办公室主任作为讽刺对象，依我观之，这部电影写得最成功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而是这个局办公室主任，演得最出色的演员，恰恰也就是演办公室主任的演员周伯勋（周伯勋同时是此片制片主任。其介弟周峰，曾为电影演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上海电视台副台长，与其妻雷爱媄为我父母多年好友。“文革”后期，在周峰之子的婚礼上，周伯勋曾不无得意地对我弟唐元说：“你知道不，我是在你爸爸的电影里演重要人物的！”可见周伯勋对所演角色之喜爱和对自己演技之满意）。对父亲来说，《球场风波》拍成放映，已是“反右”运动结束之时，否则，父亲被划成“右派”必然无疑，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犹忆一事。一九八〇年，黎澍为父亲的《章太炎吴虞论集》作序，言父亲曾经是“（电影）剧作家”。当时我有点意外，心想到底是黎澍，口气真大。直到父亲逝世，我们子女也未认为父亲称得上电影剧作家。一部《球场风波》，批得连父亲都认为自己“做文学工作恐怕也只是美梦一番，实际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甚至“多年来希望把它忘掉”。一九八八年他写悼念师陀文章，明明是写他与师陀同住电影剧本创作所，他却要写成“住在办公室”。一九九五年他写怀念夏衍文章，也是要避开“创作所”，而写成“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并不常来这里，……每到我们单位来，……”，可见批《球》对他打击之深。一九九六年，他为《李天济电影剧作选》写序，还说自己“于电影这个行当”“是个不合格的从业人员”，显然当时父亲也并不认为自己称得上曾是电影剧作家。估计全中国也就黎澍一人有此一说（学术界多视黎澍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新闻工作者，却未深入注意到黎澍与文艺的关系。黎澍担任《华西晚报》主笔时，同时主编《华西日报》副刊，与文艺界尤其是文学界中人来往甚多。黎澍与夏衍为多年好友，李锐与夏衍相识，即为黎澍介绍。“文革”刚结束，黎澍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出要重新认识周作人的散文）。以前颇不理解黎澍说的“文章不在多，有一两篇好文章就行了”，今日思之，按黎澍之意，写作不可能篇篇佳作，惟其如此，不如集中精力，写出一两篇好文章。由此推论，黎澍是以此标准评价父亲的电影创作的。

一九六二年，黎澍到福建开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会路过上海，建议父亲撰写郑成功的电影剧本。当时父亲已经调到《文汇报》（一九五七年“反右”后，《文汇报》成了重灾区，新任总编辑陈虞孙通过市委宣传部将父亲强令调去，前引徐桑楚的“你应该回来”即源于此），但人在曹营心在汉，仍想写电影。父亲曾说，一生有两大夙愿，或是当一名电影剧作家，或是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革”后历史所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一名研究员。黎澍的建议父亲自然赞成，但写此历史题材的剧本，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当时父亲工作繁忙，除了中饭晚饭，还在报社夜宵，根本不存在查阅资料的业余时间。他对工作又极为敬业，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也会认真做好，一心绝不二用。记不清是天马还是海燕厂出面替父亲向陈虞孙请创作假，此时正是陈虞孙要用父亲的时候，当然不会同意。一度天马厂要迁成都，父亲既想写电影，更想回成都，故想调天马厂，后以天马厂停迁而作罢。时隔多年，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某电视台向陈白尘约写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陈白尘以年老为由婉拒，推荐了父亲，父亲则以脱离文艺界多年为谢。父亲一生，做专业电影编剧共四年，所写三个剧本也就一个被拍成电影，调离电影界后，能有电影厂专门为他请创作假及他在电影界的老友（陈白尘同时是戏剧家、文学家）对他的器重，我们子女自然是感到欣慰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了摄于一九六二年的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发现此片故事情节与《球》极为相似。即使不看电影或剧本，在网上搜索，看看故事情节介绍，两相对照，只要不带偏见，亦可得出上述结论。豆瓣网上棠棣的日记《体育的作用》（写于二〇一一年十月九日）言“《大李老李与小李》（原文如此——引者）甚至情节有沿袭《球场风波》的地方”，我以为是客气的说法。该片有“经典电影”之称，编剧多达六人，前三人为于伶、叶明、谢晋。编剧构思与《球》有何关系，不得而知。所知者，此片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之时，导演又为谢晋，终于名响全国。然而，《上海电影志》介绍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故事片，入选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球》入选而《大》未入选，编纂人员显然自有其评判标准。

在此插一补白，一段时间，喜剧片创作人员“谈喜色变，望喜生畏”，李天济亦焦虑不安，生恐写不出剧本来。但李是冰雪聪明之人，吸取教训，殚精竭虑，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叫做“歌颂性喜剧”，《今天我休息》大得好评。但我以为，此片绝未超过他的《小城之春》，这在整个中国文坛，是一普遍现象。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家庭的影响，父亲对戏曲极有兴趣。考入燕大后，醉心话剧，后来担任燕大海燕剧团团长兼导演，有时还兼演员。为了演戏，与陈白尘、吴祖光多有来往。由于父亲的关系，陈白尘的《岁寒图》、吴祖光的《少年游》即是由海燕剧团首演。剧团还演过曹禺的《北京人》等。编父亲文集前，就我看到的父亲所写谈艺文章，印象最深约六篇。一是一九六一年，荀慧生到沪演出，父亲观剧而且与荀闲谈，写了两篇短文，刊于《解放日报·朝花》，用的是笔名唐致。我是站在邮局报栏前看这两篇文章的，当时挤在人堆中站立看报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二是父亲同年写的关于评弹的文章，根本就看不懂，但《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个从鲁迅诗中借用过来的题目我却再也未忘记过。时逢暑假，母亲（陶慧华）带我到她单位，同事对她称赏此文，说很久不见父亲用本名写文章了。三是“文革”后父亲写的八千字长文《有鬼皆害辩》，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文汇报》。几天后，他在衡山路偶遇赵丹、黄宗英夫妇，赵丹对此文赞不绝口，说颇有老舍的味道。我的大学老师上课讲到希腊神话时，即谈到这篇文章，引用文章开头一句话“神出鬼没”出以轻松。四是父亲为陈白尘的话剧《大风歌》写的剧评《黄钟大吕奏大风》，刊于《剧本》月刊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剧本》月刊颇为满意，《秦王李世民》（剧名可能有误，但是写李世民的绝不会错）公演后，该刊向父亲约稿此剧剧评，父亲对此剧不甚满意而婉辞。父亲写文有一习惯，长文须打草稿的，先直写，且多繁体，修改后再简体横抄。《黄》文属长文，自然直写先打草稿，未料草稿一气呵成，无须太多修改（这是父亲多年新闻工作笔不暇挥训练而成），也就未予横抄，直寄陈白尘。数日后父亲对我说：“陈白尘叫他老婆抄了一遍，这件事真有点对不住他们！”五是二〇〇六年八月，文汇出版社出版《笔会》六十年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此书收入父亲用本名写的一篇文章（刊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笔会》）和用笔名唐致写的《杜十娘为何投江？》（刊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笔会》）。细查此书目录，编辑似以一个作者（且多名人）只收一篇文章作为编选原则之一，即与《笔会》负责人联系，告知唐致乃父亲笔名。该负责人“噢！……”了一声，似有惊讶之意。《笔会》不知唐致为何人，不以人选文而以文选文，显然是看到了《杜》的价值。父亲曾说，他在《文汇报》写的文章，虽数量可称惊人，但他自己只喜欢几篇谈艺的短文。编辑选了《杜》文，与父亲的说法不谋而合。

“文革”结束父亲进入历史学界后，与文艺界的接触少了，但文艺界似乎并未忘记他。一九七九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红旗》杂志文艺部邀请文艺工作者座谈，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四人发言，父亲的发言不是谈艺，但他的即席发言连句成文，给我极深印象。同年，上海剧协和《上海戏剧》杂志举行京剧《恶虎村》座谈会，父亲的发言刊于《上海戏剧》。一九九四年，为纪念周信芳百年冥诞，上海剧协邀请父亲参加会议并写作论文，父亲谢绝了。想不到到了一九九九年，多年不看京剧的父亲居然为《麒麟童生死情缘——周信芳与裘丽琳》一书写了篇序，虽非谈艺之作，毕竟与文艺有关。自然，写此一段，早已超出本节标题的范围了。

父亲在青年时期开始追求进步，大学期间，经黎澍介绍，加入民盟，后来不知何故，脱离关系。到上海《大公报》后，黎澍拟介绍包括父亲在内的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向某新闻记者征询意见，此人说：“要我为共产党办事可以，加入共产党，太危险了！”黎澍恐重蹈覆辙再次暴露身份而用暗示提醒父亲，但父亲大大咧咧，没有察觉。我曾问过父亲，如果黎澍向你提出，你会如何回答。父亲说，我当然答应。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苏友协上海分会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被推选为总干事，约在该月月底或一九五二年初，姚溱向《大公报》提出，欲调父亲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上海分会（又称“和大”上海分会、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副秘书长（副总干事）。“和大”上海分会未单独设立机构，秘书长（总干事）为王芸生兼，日常工作由中苏友协上海分会兼管，姚溱调我父亲，实为到中苏友协上海分会分管“和大”日常事务一摊，此事以《大公报》坚不放人而告结束。如果此事真能成功，恐怕父亲也会设法调离。父亲并非行政之才，何况他的兴趣在文字之中。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父亲即积极要求入党，但迟迟拖至一九五七年才予解决。究其原因，猜想是父亲成名成家思想之故，但细审之，是否是组织上觉得父亲像个民主党派或传统文人不像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呢？这里暂且不论，留待下面再予详说。

父亲调到《文汇报》后，一段时期，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文汇报》办得较为活跃，陈虞孙认为，《文汇报》办得最有特色的有两个版面，一个是文艺版，一个是学术版，他曾不无得意地对父亲说，柯庆施从北京回来告诉他，柯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最注意两张报纸，一张是《光明日报》，另一张就是《文汇报》。但到一九六四年秋，极左思潮愈刮愈烈，陈为避免自己受到处分，先行一步，丢车保帅，免去父亲的文艺部主任之职，将《笔会》从文艺部中分出，任命父亲担任新成立的《笔会》副刊部主任，《笔会》每周只出一次。可以说，在“文革”开始前的一九六四年，父亲就已经被冷落在一旁了。

“文革”中，上海市电影局揪出一个裴多斐俱乐部，其源头在创作所，共有六人，分别是师陀、李洪辛、李天济、艾明之、石方禹，还有我父亲。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打五百分，打牌大多安排在周日下午和晚上，晚餐之时自然要聊天，天南海北，国内外形势，大小道消息，谈得最多的是电影剧本难写，审查难以通过。一九五八年，我家搬入新居，父亲请师陀、艾明之、石方禹到我家来打过一次牌。艾明之家庭条件最好，在他家里打牌次数自然也最多，每逢酷暑，一到他家，李天济就大叫：“冰水！冰水！”六人之中，只有艾明之家有冰箱。李天济还常说：“李洪辛，天马厂首席编剧！艾明之，海燕厂首席编剧！”其实，李天济又何尝不是海燕厂首席编剧呢？父亲曾说，二李分别为上述二厂及合并后的上影厂培养年青编剧出有大力。二李逝世后，追悼会极为隆重，上影厂还专门为李天济的悼词征询父亲的意见。再回到打牌，就是这样一种娱乐活动，竟被称之为带政治性质的裴多斐俱乐部，父亲写了无数次的检讨和揭发。父亲“解放”时，这些检讨和揭发竟未发还给他，却被周振鹤在卖废纸的地摊上觅得，他对父亲说：“你揭发石方禹的材料在我这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文革”后期，一次，父亲在浴德池洗澡遇见艾明之，两人相视一笑，再无多言。“文革”实在把人整怕了。“文革”结束，我对父亲说：“我看你们早晚要恢复打牌。”父亲笑而不语。不久，父亲打电话给师陀、李洪辛、艾明之，请他们到我家来，但未言打牌之事，也未言请了几个人。他们来了之后，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就猜到是要打牌！”这是他们“文革”后首次聚会，那天晚饭还是我烧的菜。后来还打过几次牌，随着年纪渐大，多电话联系。

对于先我父亲逝世的师陀、李洪辛、李天济，父亲均前往其家吊唁并参加追悼会且写有悼念文章。李洪辛逝世后，父亲还专门打电话给李的子女，嘱其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又为文《洪辛死而有怨》在报上发表。周振鹤看后打来电话，赞赏此文，又询文章好像没有结束。其实最后一段被编辑删去了，故显得有头无尾。此文收入《川上集》时，父亲未加注意，仍照原文收入。后来编《唐振常散文》时，我提醒父亲《洪》文应有一结尾。可惜父亲写此文时未打草稿，又不复印留底，当时已记忆不起原有结尾，临时加了一句，仍嫌不顺。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一九九四年父亲写哀悼陈白尘之文。文中写到“文革”后陈案未结，陈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调阅材料，约陈谈话，很快解决。此段亦被报纸编辑所删，所幸此文被父亲收入集子时，均予恢复，历史未被埋没。

李天济逝世后，父亲与艾明之当晚即往李家吊唁，最后，父亲说：“应该给石方禹打个电话。”（石卸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长后仍住北京）先是父亲与石通话，通话完毕，父亲说：“老艾也在旁边。”艾明之拿起电话，止不住泪下：“我们也快了！”石亦痛哭不止。如今，裴多斐俱乐部六人中已五人过世，仅艾明之还在，虽然得了癌症，但用保守疗法，似无大碍。借此文，谨祝他早日康复。

对于父亲的历史研究，陈旭麓曾说：“你是异军突起。”父亲治史，以文化为主脉，于考据甚重，由小见大，擅长以细节推究史实对文化上的重大影响，最有价值者，为三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其中《吴虞研究》源于一九七九年三月父亲借到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机会，访问了吴虞的门人和家属。五月，父亲去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其间，谈了对吴虞的看法，会议主持者甚以为然，请其大会发言。但父亲以为，必须详尽占有材料，方敢有其发言权。继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穷一月之力，看了吴虞六十一本日记，最后写成《吴虞研究》一文，文载《历史学》季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父亲的《吴虞研究》是国内外第一篇理清其家世和生平的文章。多年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还向父亲索要这篇文章。然父亲认为，此研究实际只做了上篇，即搞清楚吴虞的家世和生平；对于下篇，即吴虞的思想，虽然文中做了分析，则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父亲终究未去深入研究，原因还是他的不愿重复钻在同一课题里。

《吴虞研究》原是寄给《历史研究》的。当时黎澍有一设想，将《历史研究》办成涉及现实政治较多的历史研究刊物，另外创办一本比较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刊物，于是，就有了《历史学》这样一本刊物。然而，历史与现实岂可截然分开？《历史学》办了几期，就办不下去了，只好停刊。

《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可以说是父亲撰写《蔡元培传》前的准备文章。此文是一个小题目，但以小见大，“努力于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书屋》杂志二〇〇三年第十期刊登傅国涌的文章《风雨百年“苏报案”》这样评论：“章太炎与吴稚晖，在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面前不同的选择，成为百年史上一场聚讼纷纭的公案。章、吴笔战不断。……鲁迅病危之际撰文评说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边。数十年后徐铸成仍持此见。只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经过严密考证，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说法。”《苏》文乍看是一篇考证性的文章，其实涉及如何治史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此文曾被多家杂志转载。父亲极喜欢这篇文章，特地复印寄给他的大学同学兼好友骆惠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邀请父亲做访问学者，绝非骆惠敏仅仅因与父亲的友情而出以大力，骆是极认真地看了父亲的《章太炎吴虞论集》才郑重向远东历史系推荐的。骆还写信给父亲，建议父亲向研究历史人物方向发展，以发挥他文学方面的特长。刘自立说：“他（指我父亲）的史学，迄今为止，是我见到的最为人性化的史学。”引用于此，聊备一格。

一九九一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父亲文章写为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拟在一九九二年召开上海史讨论会，向父亲发出邀请。按照惯例，参加学术讨论会应提交论文并审查通过。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美方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均劝父亲不必撰写论文。父亲坚不同意，于一九九一年底写成《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一文，在讨论会上获得高度评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克曼（又译魏斐德）和叶文心大为誉扬。此文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三家杂志发表。一九九三年七月，父亲接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综合编辑室孟宪范来信：“从《新华文摘》看到大文《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的摘要，又借来《学术季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拜读原文，几位同仁均十分赞赏！这是真正的社会史研究，也是真正的文化史研究！我们拟在我刊英文版采用。”不久，《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全文翻译发表。香港的《中国新讯》（China Mail）杂志亦将此文译为英文发表。此文被称为“开山扛鼎的力作”，在国内外均产生影响。人们常称父亲是上海史专家，父亲总说，他的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史之作，就是这篇《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一九八三年初，父亲花两个月时间写成《蔡元培传》初稿。在此之前，父亲写了一篇短文《〈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寄《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人民日报》于该年二月八日第五版头条刊登，谭文瑞回信说：“编辑对此文评价甚高。”《蔡元培传》写完后，父亲有信给他在《大公报》的好友张契尼：“写成《蔡元培传》，我觉得在心理上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潘亦孚就看出了此点，他在《解放日报》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大人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读了《蔡元培传》，……可是《蔡元培传》读一次却不过瘾。唐振常先生写此书一定很痛快，因为看得出唐先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心情，……也看得出唐先生仅仅吐了他认为非吐不可的一部分。”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陈志让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斯蒂夫人均信函父亲，称誉此书。浙江省文联主席黄源在该书扉页上红笔题字：“一代巨人”。书中红杠蓝杠画了很多，在“元培之‘大’，核心就在于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下面均画了红线。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钱临照写信给父亲，嘉许此书，尤其欣赏五四运动部分。

一九八六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联合举行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特等奖下设优秀著作奖，《蔡元培传》本不在优秀著作奖上报之列，自然也不在此奖评奖范围之内。市社联主席罗竹风说：“《蔡元培传》我看了两遍，应该评为优秀著作奖！”（大意）如此，《蔡传》才予评上。自然，临时补上，当列为优秀著作奖历史类最后一名。

父亲对蔡元培的思考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父亲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演讲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蔡元培一生最主要的精神是“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接着，父亲又讲到蔡在北大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北大只有五十年的自由主义传统，后来就断了，并进而问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学术自由？我看是很难说的”。这岂止是仅仅在研究历史，这已经是在参与历史了，这比他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写《蔡元培研究我见——〈蔡元培传〉重印前言》论证“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早了大半年。我估计，父亲有此想法，可能还要更早一些。父亲研究蔡元培，实际是在蔡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与蔡在精神上有一共鸣。父亲曾为文：“文学重情，文学家必多情；历史无情，史学家应断情。”其实难以做到，父亲自己就未必做到，很难说父亲对蔡断情了。某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父亲，末了，记者询问父亲人生格言，父亲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人生格言，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我喜欢这样一句话：君子有所不为。”父亲已将蔡的“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融入他的立身处世之中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时常说胡适的“容忍”，其意思实际是一样的。

西方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今天的现实到了明天就是历史，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正因为如此，父亲对现实有着更多的关心和参与。

父亲在上海生活了五十多年，他对这个城市有着更多更深的关注与付出。前述父亲所写《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全文结束，父亲特地加了一段“结束语”，语气沉痛，最后他写道：“世界在前进，时代在前进。应该多想想上海如何前进，上海人如何前进。”一九九三年，父亲写《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认为上海的城市性格可以用“有容乃大”、“生意盎然”、“为天下先”概括之，他写道：“上海城市的性格，最是有容，最担当得起这个大字，名副其实的海纳百川。”这是父亲研究上海历史首次定论“海纳百川”为上海城市性格之一（“海纳百川”与“有容乃大”实为一个意思）。现在“海纳百川”满天飞，似乎什么事物都可以套用，很有点俗不可耐。最后一节，父亲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抚昔说今》，可见他的用意：“要重塑上海，并不就是恢复昔日繁华，甚而过之。繁华只是表象，要就其内在，研究上海人，研究上海现象，研究广义的上海文化，这样才能有更深层的理解，更可行的办法，收更佳的效果。”回到父亲所提上海的城市性格，所谓“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究其根源，与他对蔡元培主要精神的思考与概括有关，“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与“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是一脉相承，实际是一个意思。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大公报》。父亲年轻时是一热血青年，投身学生民主运动，一旦进了《大公报》，颇不适应，经朋友劝解，才留了下来。如此，倒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经过数年的工作，父亲逐渐了解了《大公报》，对《大公报》的看法逐渐有了变化。一九八七年，父亲写《上海〈大公报〉忆旧》（此文大部分内容被父亲移入《早岁哪知世事艰——自传之一》，故文集未收），明确提出，“一九四八年（《大公报》）香港版开办之后，渐现出与时俱进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父亲继一九七九年撰写《吴虞研究》提出“与时代同前进”后首次正式提出“与时俱进”，后来还在其他文章和座谈会中继续提到“与时俱进”。数年后，为防止“与时俱进”的庸俗化，又在一九九三年《寿则多辱？》一文中提出“与时俱进又不媚时，保持其清醒独立的意志与见解”；更在二〇〇〇年《文人论政说是非》一文中提出“与时俱进而不媚时，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持独立精神”。“与时俱进”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新观念适应新事物不能落伍，“不媚时”强调的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不应沦为政治的婢女而应保持独立地位。父亲生前服务过数家单位，他在《大公报》仅七年，但最有感情者，却是《大公报》。每到北京、香港，他必往访大公老友。平时在家聊天，《大公报》亦常不离口。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大公报》及怀念大公旧友的文章。父亲晚年情系《大公报》，绝非一般的感情留恋，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鸣，《大公报》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李慎之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给父亲的信中就直言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种感情，越到晚年，越发强烈。父亲认为，《大公报》曾经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一张报纸，它是近代中国报业的翘楚，其国际国内之地位和影响，在中国报界无出其右者。一九四一年，《大公报》获迄今为止中国报纸唯一获得的世界报纸最高荣誉——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大公报》还是联合国推选的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韩马绍图书馆，供人阅览。《大公报》写就了一部历史，《大公报》自身也被载入史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具体化，而对四不方针的最终体现，则是文人论政。《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最典型最具成效的文人论政的报纸，《大公报》的文人论政，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的近代化现代化，然而文人报国有心，却回天无力，文章报国难，《大公报》是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是《大公报》的悲壮之处。

前引父亲《文人论政说是非》及他的《〈大公报〉百年将至所感》（均写于二〇〇〇年七月）两文，以他独特的文笔表达了他对《大公报》结束文人论政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前引《上海〈大公报〉忆旧》中论断的否定。此时的父亲，对《大公报》的评价已达大彻大悟的境界了。在这以前的大约两三年，陈铁键向父亲索写条幅，父亲以陈寅恪先生诗“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书赠之，其心情与二〇〇〇年七月所写两文时一样，他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大公报》的感悟，更是感慨现实社会中整个知识分子状况的无奈与可悲。

父亲撰写历史论文或专著，喜欢夹叙夹议，有时还对现实发表一点看法。他的史笔，有性情，有锋芒，有寄托，文字绝不枯燥晦涩。一九九九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出版，该文库全国选十九人，每人一卷。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用两个整版篇幅，以《二十世纪中国三代文史学人》为题，对三代学人进行评述。文章将该文库作为第二代学人代表作之一，还摘录了父亲关于历史和文章之体的一段论述。某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人员告诉我母亲（时我父亲已经逝世），市委宣传部某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做学问，就应该像社会科学院的唐振常那样！”（大意）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子女自然是高兴的。

可能有人认为，父亲晚年只能写写怀旧散文和读史随笔，写不出历史研究论文，更不要谈专著了，我则不以为然。父亲年轻时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晚年准备写《梁启超传》，他认为，从晚清维新派直到现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这是一条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父亲曾说，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如果成功了，这对中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父亲的思想，从本质上讲，是继承了从维新派到民主党派一脉相承的思想，这里所指民主党派，可以划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也可划到一九五七年。四十年代，父亲投身民主运动却不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他未必不知身边有人（例如黎澍）是中共党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父亲曾经对我谈到他要写《司马迁》电影剧本的原因：“我认为，司马迁是具有某种民主思想的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却反映了父亲的某种思想。父亲入党之晚，除了前述原因之外，很可能组织上觉得他像个民主党派或传统文人。即使父亲入党之后，也有人批评他像个党内民主人士。父亲想研究梁启超，除了想将其思想搞清楚以外，可能还有自身思想与梁相通的因素在内。当时我有一直觉，父亲好像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思想观点，似乎雄心勃勃，借来《饮冰室合集》，开始做卡片。然而此时年纪大了，做了一段时间的卡片，就搁置下来。那时候，如果我能帮他做卡片，也许《梁启超传》就能写成了，可惜当时没有想到。其实何止是《梁启超传》，按父亲当时的思维活力，只要我能够帮他查资料做卡片，父亲完全可以著书立说，每每想到此事，我就感到十分内疚。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父亲一生，出生世家大族，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喜欢西方文学，追求进步，醉心民主，直到加入共产党，热情高涨，“文革”之后，逐渐转变回归，坚守传统，他并非僵化守旧之人，虽不与闻政治，但赞成推崇西方文化“自由、民主”的精神，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在骨子里则是一个传统文人，因此他一生最为推崇的还是被称为“文化遗民”旧式传统文人典型的陈寅恪先生。当年黎澍建议他到《历史研究》工作，他考虑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刊登寅恪先生的几篇文章。父亲逝世前的几年间，屡次提到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的评价，所谓“新瓶装旧酒”。父亲的实质也在于此。探讨这一思想转变回归的脉络轨迹，于我则无功底而力有未逮，徒增惭愧。

颇有巧合的是，黎澍晚年想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是苦于查找资料不便，想找助手，似乎并不得力，于是决定一篇论文一篇论文的写，最后组合成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黎澍逝世前，仍在对论文进行构思。黎澍未能写成《中国近代思想史》，极为可惜。以黎澍的功力，当能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单篇论文，亦可成佳作，但要组合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恐怕工程浩大，难上加难。这是我的浅薄之见，姑妄言之。

由此想到，应该为黎澍写几句话。在父亲的朋友中，他最为佩服之人乃黎澍，缘其眼光敏锐，见解深刻，常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文革”结束，黎澍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我以为，这是他的最大贡献。但作为历史学家，关于具体的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或人物，黎澍似乎文章不多。这固然与其经历有关，黎澍成为职业历史学家，是在一九六〇年冬，但即使如此，他仍将大量的精力花在理论研究和近代史所及《历史研究》的行政事务上，不像大学历史教师，要开课就要写教材，教材写得好，就可成为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历史资料的原始积累，而这恰恰是黎澍所缺乏的，这就造成了他晚年查找资料不便，影响了他的写作。做官与做学问，毕竟是一对矛盾，尤其是对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联想到父亲，不也是如此吗？尤其是主持所务期间，后来他给黎澍写信：“为所中事几乎贡献了全部力量，……原拟研究之题全未着手。”中国特色的学者做官，对黎澍和父亲而言，幸乎？不幸乎？我不得而知。

父亲除了写文章，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出席各种座谈会。据我所知，父亲发言时，有时听者往往自行动笔记录。一次，在一个座谈会上，中央某要员就说：“唐先生的发言，我是要认真听的。”（大意）张光武曾为文，说父亲“平日开会发言，字字句句，如刀斫斧刻，不经意间，功力毕见。……每有傥论，必能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无套话，无空话，更无媚俗之语，听后总会令人动容不已”。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父亲的有些发言如果整理成文，或许能成一篇可读之文。

最早看到父亲的散文，是在一九七八年底，那是他读了陶斯亮怀念陶铸的文章后写的读后感，刊于《解放日报·朝花》。父亲是易动感情之人，看了陶文，动了感情，写成此文。我的小学同学曹广生对父亲说：“唐明爸爸，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这是“文革”后父亲写的第一篇散文。其实，父亲早年就是散文作家。黎澍为父亲的《章太炎吴虞论集》作序，就说父亲“文革”前曾经长时期是散文作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王守稼对我说：“黎澍说你父亲是散文作家，我当时还有些疑问，看了你父亲的《忆庆澍》（即《金陵春梦》作者唐人），才感到文章写得好，的确是个散文作家。”父亲改业治史之后，规定自己一年写几篇散文，以免手僵。后来年纪大了，无力找资料做卡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己破坏了这个戒条，副业超过了正业”。但父亲的散文随笔，绝非单纯的抒发感情之作。他对晚清历史最有兴趣，其谈史随笔大处落墨，从细微处见精神，虽是仅写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却常在一个细节或不经意间表达出一个新论点，且可扩展为一篇论文，甚至可以说，他的谈史随笔中的某些见解超过了他的某些论文。父亲的散文，有相当一部分是怀人的，从长辈亲属到老师太老师，从学者作家到剧作家，从他的大学校长到他工作单位的上级领导，直至他的同学同事，父亲娓娓道来，于细节中形神毕现。父亲还有一些朋友是电影界戏剧界的导演演员，他在世时常喜欢谈这些朋友的轶事，可惜少有形成于文。刘自立说，父亲的“人脉关系之博大实为罕见”，“可构成一幅中国近代史画面”。能否提到如此高度，我不敢说，但从中似可看出二十世纪中国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当是可以成立的。

父亲写散文，从不打草稿，文字发乎自然，一气呵成，绝不雕琢。父亲是豪放之人，文如其人，其文字浑厚大气，遣词造句，文白相间，洒脱老到，且富有音韵感。父亲常说：“文章要能读。”他对文学革命忽略中国文字的音韵性极有看法。不仅文章，父亲对题目都很讲究，他在给黎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认为，题目无论长短，应该成句，应可诵。现在人写题目太不讲究，文艺作品题目尤糟。论文题目则多一般化，不成句，在不成句的题目中用‘的’字，更糟，气势全断。”父亲越到老年，他的文章越写越漂亮。会写文言文的人不少，但文言文写得好却不容易，文白相间要结合得好亦不容易。一次，在绿波廊晚宴，我亦忝列其间，中宣部某前副部长当着一桌十几个人的面说：“唐振常的文章，我们写不出来。”（此人亦是书生出生）不少读者不是从父亲的历史论文认识了他，而是读他的散文随笔认识了父亲。试举一例。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一九九四年第十期有文《唐振常：精神与思想》，文章起句：“没有任何外在因素，仅仅只因偶读其文，即想拜访其人。不意天真遂人愿。……他讲话如荡荡流水，音韵铿锵，吐字清晰，底气很足。……听他讲话完全像在听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士先器识而后文章’。他能写出那样洒脱，那样老到，那样执著理想的文章，当跟其性情教养自觉的人生追求阅历陶冶亦即精神与思想有关。”即使到了父亲已经逝世七年之后的二〇〇九年，上海市政协为举办纪念人民政协创立六十周年展览，拟挑选约二十几名政协委员作为杰出人物配以油画专室展出，开会研究时，某领导说：“比如唐振常，就可以入选嘛！”（大意）其实父亲根本就不是政协委员。熊月之说：“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应是可以成立的。父亲的散文随笔使他的写作生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攀上他事业的另一高峰。曾有多家出版社竞相要出父亲的散文集，父亲回答已有某家出版社出过，而对方则以文章重复无关紧作答坚持要出。自然，父亲写作喜欢一挥而就，其文字实可再予推敲；他的文白相间似乎古的成分多了一些，毕竟白话文是时代的主流。

一九九四年，父亲写《刘公岛上念甲午》，其中涉及曾国藩：“人们所指责曾国藩的，主要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今日论史，极而言之，太平天国成功了又如何，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将提早百余年发生，不会等到一九六六年才爆发了。”此段其实也是父亲的神来之笔，按逻辑言，太平天国正义与否，都不应影响对曾国藩的评价，曾的主要贡献在洋务运动，父亲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就联系到太平天国和“文革”了。但也就是这短短几句话，却把太平天国的实质给点明了。人们由此可以联想到“文革”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甚至追溯到更长远的中国历史。其中含义，令人深思。需要补充的是，父亲首次招收研究生的考题之一是“论李秀成”。二〇〇〇年，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播放，父亲已生癌住院，仍天天晚上观看。尽管对此剧大不满意，一边批评，一边却观看到底。补此一段，足见父亲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关注，虽然他未有关于此段历史的研究论文。回到《刘》文，寄《文汇报·笔会》后，编辑大为叫好，又担心前引一段审查不予通过，考虑是否要删，复觉删去甚为可惜，决定冒险一试，未料竟然一通而过，于是才有了这篇一字不易的《刘》文。后来在一九九六年的《川上集》中，一字不易予以收入，想不到在已经前进发展到了的二〇〇〇年，此文拟收入《唐振常散文》时，编辑倒无意见，审查者不是仅仅要删去此段，而是将此文全部砍去，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年，父亲的亡友师陀，其夫人在家设宴，请来一位小师傅做厨师，所烧之鱼鲜美可口，父亲询其所以，答曰除了选料、调味、火候等要素，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鱼在锅里不要去乱动它。父亲“默思久之，忽然悟到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几年后，父亲写成《善烹小鲜　可治大国》一文，主张大国不能乱动，不然收拾起来麻烦得多。父亲吃的是鱼，写的是饮食文章，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与他论蔡元培的“有所不为”是一个意思。在父亲的研究论著和散文随笔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的脉络，那就是“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一九九二年，谭其骧逝世，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所拟在谭的遗体上覆盖一面旗帜，旗上绣几个字，为此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建议从陈寅恪先生挽王国维诗中选取“文化神州”四字绣之。在谭其骧遗体告别仪式上，父亲发表了讲话，后以《文化神州丧一身》为题在报上发表并收入他的集子。父亲的讲话极为沉痛，父亲哀谭其骧之死，实际也在哀自身，哀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而憔悴忧伤。

父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美食，为此写了一些有关饮食的文章，出版社相继邀约成集。其中一集出版社建议请李慎之作序，李看出了父亲的真意所在：“这些文章中最能见振常的‘史笔’与‘史识’的是他对许多文化现象，或者说今日的文化趋势所发的感叹。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放在全书之首的谈饮食文化的部分。”曾有人将父亲对美食的偏好定论为“吃吃喝喝”、“懂得享受”，殊不知父亲写饮食，绝不是仅仅在品尝佳肴，在诸多怀念旧日饮食的行文中，父亲哀叹饮食文化早已荡然无存，旧日之饮食，从菜名、菜肴乃至烧菜之人，处处可见“文化”二字；今日之饮食，无传承之意，一味创新求异，往日之八大菜系已名存实亡。在提出“饮食文化退化论”之时，父亲试图表达的乃是更深层的对当下传统文化日益衰微的痛心疾首。网上有人说：“唐振常先生聊川菜之文字，与李劼人先生之川菜理论及实践（李曾开过餐馆），同为川菜史上难以逾越之并峙双峰。”能否成立，读者鉴之。

一九八五年，应出版社之约，父亲写成《唐振常自传》，刊于一九八六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父亲将该辑寄黎澍一本。黎澍回信：“读了你的自传，犹如读了一篇文学传记，很为羡慕。此书也曾向我约稿，我却迟迟未能动手。”父亲与黎澍，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是新闻工作者、电影编剧、戏剧评论者、散文写作者、历史研究者，一生所写，文备众体，写过短篇小说、杂文、散文、随笔、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社论、短评、戏剧及电影评论、电影文学剧本、历史研究论文及专著，其中不少带有时代的痕迹。他曾经同时是上海影协、作协、剧协会员；脱离电影界后，则为上海记协、作协、剧协会员；后半生走入治史之路，则是上海史学会、作协、剧协会员。若以“文革”后划一界线，他的写作，绝大多数可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关注一言以蔽之。父亲生前在他的床前一直挂着赵尧生先生的条幅“文章千古事，忠孝一身心”，就是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立场，对人格和气节的坚守。父亲认为，“中国学术传统，重通过于重专。博通诸学，进而求专，其专更深。学人而兼通人，较之只专其一的学人，尤为难得而可贵”，“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当是学人而兼通人”。沈渭滨说，如父亲“这样在诸多领域均称高手之硕学通儒，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今后恐怕也很难得”。我不敢说父亲就是通人，但我敢说，父亲一直在向通人这个方向努力着的。

父亲为文，喜欢直写，且多繁体，只是为了照顾审稿和排字，才简体横写；一般书信，除非照顾对方阅读习惯，也是大多直写。这并非单纯可以父亲幼年长期形成习惯来解释，许多有此习惯的人最后不都是适应了横写吗？何以父亲不能适应呢？父亲常说：“我看直排文，脑袋由上而下摇动，是点头派；看横排文，由左往右，脑袋随之摆动，是摇头派。”这或许是父亲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

父亲的晚年，在对长篇历史巨制已望而却步之时，留下了许多散文与随笔。在这些忆人谈史抒发情感的文字中，不难感受到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厚爱。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全新变化，父亲时常在文字和谈话中担忧中国传统文化的衰退。父亲曾不只一次表示，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强大，但只有文化（广义的包括道德、观念及整个精神层面的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变得更伟大。可惜父亲治史过晚逝世过早，钱文忠有文，言父亲留下的著作“绝不足以完全体现他（的）学识”；曾敏之曾以《千古文章未尽才》为题悼念父亲；姜义华在父亲的追思会上说：“应该研究如何评价唐振常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当以录音为准）。”对我们子女而言，世人评价并不重要，我只想说，如果假以时日，父亲当能大有发挥。

二〇〇九年五至六月写

二〇一一年三至五月重改

二〇一二年九月再次修改

此文写作过程中，亲属帮助查阅及提供资料，并提出修改意见。材料有取于父亲文章者，恕不一一注明。

————————————————————

(1) 岱峻《成都应该记住唐振常》，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