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时礼同志走了。2001年10月30日，赛时礼同志去世的当天，其夫人巴枫大姐率子女忠实地实现了他的遗愿，遗体迅速火化，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通知亲友，不奏哀乐，不摆放花圈，不佩戴白花，遗像不挂黑纱……只有家人为他做最后的“送行”。赛时礼同志虽然永逝于世，但在我心中成为永恒。
生命是什么？自从人类有了朦胧的意识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赛时礼同志以他英雄的一生对生命的意义作了最好的诠释，他将自己八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书写得壮丽辉煌。他是真正洞见人生、达到大彻大悟境界的人。
与赛时礼同志相识是在40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兵的时候，就听说他的腿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断了。伤残后的他，仍拄着拐杖指挥打仗，而且都打得非常漂亮。他有勇有谋，尤善智取，常常是险中取胜。后来，我被调到东海军分区司令部跟梁辑卿政委当警卫员，赛时礼同志在军分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我有幸与这位传奇的战斗英雄相见，并听他讲了很多战斗故事——那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看他走路一瘸一拐，很是艰难，却无比英勇，拖着伤残之躯战斗，我心中无限感慨，并由衷地敬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海军分区有一部分首长和机关干部去烟台组建烟台警备四旅，赛时礼同志被调到烟台警备四旅作战科工作。虽与他分开了，但因我经常随同梁政委到胶东军区（山东省莱阳县城）开会，每次路过烟台毓璜顶（烟台警备四旅司令部驻地）都能见到他，并与他聊天，畅谈一番。直到1949年初春，我奉命调往北京警卫部队工作，一别二十余年。
1975年，我被调到济南军区某军某师工作，又与他取得了联系，这时他已是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了。1986年至1990年，我在济南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去看望他时，亲眼见他拖着半身瘫痪的特等残废之躯用左手写作。文学创作对他来说，其困难程度绝不亚于在战场上的拼杀。战争不仅使他双腿残废，还使他右眼失明，左眼仅余0.2的视力，先后六次负重伤，头颈肋肩腰腿手臂布满伤痕。他用左手“捅”字，速度慢得叫人心急如焚。有谁能相信，就是凭着这只视力不及0.2的左眼和这只残废的左手，他竟然“捅”出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第一部小说《三进山城》1964年出版，1965年改编成电影剧本，当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发行280多个拷贝，曾一度风靡海内外。他还有《智闯威海卫》《追踪》《宁海沉浮》《黄金计》《沉日》《血醒》《敌腹掏心》等多部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回忆录等作品。他总是自谦地说，这是“战斗生涯的馈赠”。是的，但这又何止是战斗生涯的馈赠？这真是一个战场上不怕流血牺牲的勇士，文学创作上百折不挠的硬汉，可谓“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2001年10月13日清晨，赛时礼同志从济南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给我打来了电话。自1991年我定居北京后，我们之间常有电话来往，近几年，他因心衰入院已不止一次，但几次都转危为安。这次他告诉我，恐怕出不了医院了。他在病床上进行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生与死的挣扎。他说没有一点食欲，全身的十几处伤口发炎、肿胀，甚至溃破，如刀割般疼痛，通宵被病魔缠绕得难以入眠。我提醒他，是否可以用打点滴的办法补充生命所必需的营养剂，他说：“住院后打了五六个月的吊针，血管已被扎得进不去针了，背着医生给你这位知己老友打电话，分散一下身体的疼痛。”我的心被他的这番话激起一阵阵疼痛，潜意识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执拗地认为他的病情能像前几次那样奇迹般地好转。十余天后，我接到了巴枫大姐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老赛走了。”赛时礼同志是10月30日凌晨2时30分去世的，巴枫大姐与孩子们遵循他的遗愿，没有惊动亲友，静静地送他远行了。
赛时礼同志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他以他一贯的英雄本色，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之歌。战争使他变成了一个特等残废，大疼痛始终跟随着他，但这位共和国的功臣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在有限的人生中，不懈追求理想的生命是无限的。他可以自豪地向人们说：我无愧于生命！岁月无悔！
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理想之光所照耀和环抱的时候，他才能如此地热爱生命，也才能将可畏的死亡状态想象和构造得与再生一样，使他不惧怕死亡。赛时礼同志常说：“人喘气就是活着，不喘气就是死了，谁也得‘走’。”他看透了生与死，心中一片通途。也正因此，面对死亡，他拥有一种内心的宁静与坦然。
赛时礼同志静静地走了，他为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他的作品，他的事迹，他的英名以及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他以他壮丽的一生使我们领悟了生命的真正含义。
二〇〇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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