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上旬，我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三管处任政委，由额敏县启程去乌鲁木齐市接受兵团一项紧急任务，因边关军事趋紧，在接受任务后，我立即返回垦区驻地。
下午太阳西下时分，车行至托里县农七师三管处办事处停车晚餐。餐后欲启程赶路，办事处的同志告知，县城北15公里处的老风口起风了，车过不去了。
“老风口”，是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它位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到托里县之间，由两道山脉夹道而成，横跨40公里，是塔额盆地进出的“咽喉要道”、必经之路，时有十级大风，夏季飞沙走石，冬季狂风暴雪，横扫来往车辆，只要遭遇，车损人亡，难以幸免，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暴风雪灾害区。怎么办？但因边关事紧，耽误不得，我心急如焚，恨不能马上回到三管处。
我站在一个高处向城北眺望，太阳离下山还有一人多高，北部的老风口在夕阳笼罩下稍显昏暗朦胧，心存侥幸的我想未必就风大得冲不过去。
于是，我对司机牟顺才说：“走，你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咱们全力冲过老风口。”
小牟说：“谷政委，我没有问题，我敢冲上去，但就是怕冲到风力猛烈的中心区出事。”
我问：“什么是中心区？”
他说：“老风口的风由东向西横扫南北路面40公里，其中10公里左右是风猛地段，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车会被吹跑，被吹到风雪埋起来人都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老风口起风后的中心区！”
听小牟这么一说，我也犹豫起来。可一想到边情吃紧，说不定风力还没有大起来我们就冲过去了呢，所以我还是下定决心冲过去。
军人就是这样，雷厉风行，说走就走。
我坐上北京吉普，小牟马上启动马达。随我车行的还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李万仓同志。另有保卫干事等四人乘坐的是一辆原苏联产嘎斯69。
他们无比担心地说：“千万别遇到‘白毛风’！”
我问：“什么是白毛风？”
他们说，白毛风是戈壁滩上特有的大风。那风卷着大雪漫天飞舞，一刮就白茫茫一片，天地间什么都看不见；风特大，有啥刮走啥，“大解放”车都能给你吹翻。风，能把雪地大搬家，扬起来，铺天盖地。此时，要是有车停在那儿，就会被整个埋起来。风停了，得一点一点挖出来。所以，刮风天是不敢开车的，大卡车也一样会被埋严实了。当下走的这条路所经过的地方一般都是地势比较高的，算是埋的雪少的，但也有地势低的路段，雪深得没底。
“中心区”“白毛风”——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字眼，但我还是侥幸地幻想，说不定没到那时我们就冲过去了，所以我仍然执意地坚持冲过老风口的决定。
车北行15公里，到了老风口的边沿。风，嗖嗖地吹着，由东而西横扫茫茫雪原。这时只见风扫雪原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轮一轮滚动向西而过。说真的，还真是绝美的雪原景观呢，过去从未见过，看得我心旷神怡，天真烂漫地把险境抛在了脑后。
车冒着风雪继续前行，眼见风力逐渐增大，直到再也看不见美妙神奇的雪原波浪了，而变成另一番可怕的景象：波涛呈现出黑褐的恐怖色，露出狰狞要把我们吞没。车行至风口内约2公里地段，雪霾通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耳边风声狂吼。这时司机小牟大喊：
“政委，不行了，车顶风向前很吃力呀！走不动了，很危险！”
此时进退皆险恶，我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想到使命在身，我还是大喊：“小牟，猛冲就是胜利！你把你小时候吃你妈妈奶的那个劲儿全使出来！”
咳，说话间“咔嚓”车停了。
小牟说：“车熄火了，车厢的水也冻了，咱们得快下车逃命！”
此时后面跟随的嘎斯69上来了，我叫小牟使劲顶开车门，冲着那辆车大喊：“立即掉头，把我们这辆车拖出去。”
那车司机老宋，是个老司机，很有经验，哪想到他在掉转车回头的当儿，“咔嚓”车也熄火了。情急之中，我们一个个下车，转身蹒跚艰难迈步向托里办事处，弃车步行，虎口逃生！
还算幸运，我们正走得艰难，路上居然遇到哈萨克族人赶着的一辆几匹马拉的车，车上堆积一大垛草料，由南向北而行。我叫嘎斯69车上的人坐到这辆马拉车上，赶到前边不远处的道班，打电话给托里办事处来车接我们回去。大家让我先坐上这辆马车快走，我二话不说，严肃责令他们快上车，他们只好遵命爬上马车，向着道班顶风前行。
说也奇怪，哈萨克族人抗风抗寒抗冻的能力就是强，他们的马拉车竟然在风雪中行驶到道班安然无恙。我和李万仓同志、司机小牟三人脚蹬高腰皮靴，身穿厚厚棉衣，外裹着羊皮大衣，顶狂风冒寒雪回返托里办事处。这时才有“行路难”真实的体验。没膝的大雪，每迈一步都很费劲，我们三人都把皮大衣的两袖支撑在头顶上覆盖头部和脸面，抵挡狂风，借着雪光，低头看路，紧紧跟随小牟前行。我们心里唤起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命前行。
整整走了一夜，天亮了也没有看到车来接我们，我们只有继续艰难地前行，直到下午三点钟，才迎来了接我们的大头卡车，此时真觉得救命车来了，大家喜出望外，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马上登上车，先去道班接上乘马车走的那几位干部，再同他们一起回头往托里办事处走，到达办事处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回到托里办事处，最要紧的是吃饱肚子。
人人都狼吞虎咽地大快朵颐，吃饱饭后大家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笑了，言下之意逃过一劫，值得庆幸。但却有一人在流泪，就是那位女保卫干事。她一面照镜子一面抹眼泪。我一看，哎呀！她脸上一块一块的像蒸熟的紫色红薯，无怪乎伤心呐。她的冻伤是由雪原酷寒、暴风雪吹打和高原空中紫外线照射造成的，她未遮挡面部，严重伤害了面部皮肤。我们之所以未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用皮大衣蒙住了头部、脸面。她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夫人，我耐心开导了她一番，告知她造成的原因，并安慰她不用几天脸色就会复原如初的，她这才止住了哭泣。
这次的冒险完全是我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结果，第一次尝到“老风口”的厉害，我深深地内疚。不了解大西北莽原上的气候变幻无常，又不听气象预报和大家的意见，贸然行事，差点犯下致命的错误。事后管理科长批评司机，我向他表示不要冤枉司机，责任全在我啊。
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但错误和教训让人聪明起来，从这点上说，坏事变好事。经历这场劫难，我时时告诫自己大自然天理不可违背；暗暗嘱咐自己，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好好调查研究，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来到边疆，就要去学习认识一切自己不懂的事物，这样才能在屯垦戍边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草成于一九六九年春
修改于二〇一五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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