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幼年读经在流匪窜突的川东，三日拿笔，五日避难到山里；青年期投军，扛一杆枪出川，云烟仓皇滚荡，从此再没回去；等头发斑白，以五十出头，犹须荷锄锹，肩挑担，卧起操持，在台湾中部大肚溪口，凭蜀中弟子与恶环境搏抗的一股韧性，守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求自我完成、奉献于伦常体系，无尤的一点幽光。
我常想，父亲的遭际，像不像一些传述在民间的故事，从三弦中走出来的人？据母亲描述，他根深蒂固的偏执是厚待外人而刻薄自己家人，壁上吊挂的腊味，只有朋友来才可能摘下，床头藏的首饰和钱仿佛都是为他人应急的。早年，母亲为此常落泪，至今则一提起就数落。老人有满目江湖寥落的气息，多半不吭气，偶尔也回回嘴。我看得出，他始终忘不掉松柏一枝梅的“桃园”，忘不掉侠义四海的袍哥，尽管现世很难再出现“寻兄遥望远途还”的知己了。
我再仔细寻绎我的童年：长达十年光阴，父亲磨砺的心志有似既至北海的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打落牙齿和血吞！
我记得那些年的生活情景。每天清晨，竹门推开总是三分曙色七分黑夜，父亲自取一枚生鸡蛋在尖端凿一椎孔，仰着脖子“出出出”地吸干后就跨出院门。那枚鸡蛋在他肚里一直要撑过午后一两点才得补充。田间，最累他的工作是挖芦笋，日复一日，沿垄巡行，须集中目力搜索。芦笋植株相距一尺，一步一跪，停停走走，几乎没有直起身来的机会。之所以赶在太阳未出前收割，是因它抽长极快，笋头一见光即发紫变绿变老。只要露湿的沙土有微微裂纹，就赶紧采收：以手指拨土触探，确定目标后，指铲并用，刨开土，截断根部。洗净时，一支支像白白的手指。
夏天，十点以后的太阳烘得人内衣能绞出水来；斗笠底下，也是一头汗水腾腾热气。向贫瘠的大地讨生活，父亲从完全不懂农事学起。
“为什么要过得恁苦？”他的朋友常常提问。
“你看——这个家！”父亲手一指。
屋宅由土砖变成竹篾编结、涂石灰泥；孩子由乡村小学毕业，一个接一个到县城念中学去了。多少年后父亲闲话过去，还带着沧桑的语气：
“熬得过那十年苦日子才站起来的；否则，真不知坏到什么地步！”
原来这就是支持他坚忍垦荒的信念。
孩子渐长，为我们求学方便，父亲提前两年离开那僻远的海滨村落。邻人虽以“龙穴”所在视我家前院，相告“上吉”，但大家都不富有，二十年前的旧宅只卖得四千块钱。
搬到市区，父亲又去帮人照管车辆，长四年，家道稍觉昌顺，他终可不再尝外头的风霜了。然则，我北上求学，大哥与中弟在军旅，久久回一趟家，他愈来愈显老了。年华催人，人生有几个十多年？无怪乎“以强壮出，及还，头发尽白”的记载，最教我感慨。
父亲年轻时奉时局之命远行；临老，不辱生，所为者，家和妻子。持节在人生的海上，他不是遥不可及的完人，而是行事平凡、传我血脉的父亲。民国三十五年，他与母亲订婚第二天，部队开上前线；婚约最后一周，部队又离奇地从严寒的东北回防青岛。悉听缘与命，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伦理观，像这样不断映现在一代代人身上。
“节旄尽落”，我不免想，两千年前贝加尔湖畔那人依依的情怀、瞭望的方向，对于父亲必是心有戚戚吧！
1987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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