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秋天杨牧开始台大客座教程，我在台北初次见到他，距离我在台中师专念书朗诵他的《歌赠哀绿依》得奖，已十二年。
一九七一年，十八岁未满的少年，困居于中部宁静的校园，怀着对诗的奇妙感应，开始写作摸索，但真正的认识关于诗，却很少。那时宁静的校园虽然已出现苏绍连、洪醒夫这样锐气的才子，但一般对文学的涉猎是不足的。我漫无边际地看纪弦的《槟榔树甲集》《槟榔树乙集》（也许是丙集、丁集），洛夫的《无岸之河》，余光中的《莲的联想》，痖弦的《深渊》……无所谓喜不喜欢，只觉诗的语法十分新颖，那腔调十分特别。至于杨牧，那时还是叶珊。延续《叶珊散文集》的阅读，我又读了他的《灯船》；这本文星书店出的诗集，是我早年少数自购的书，其他大部分都向图书馆借。我一会儿读“有人从树林中来”，一会儿读“有一棵树，久久就是一个象征”，适巧文艺社举行朗诵诗竞赛，社长刘家桢坚邀我参赛。但我懂什么朗诵？我连读什么诗都没定见，半推半就下挑了《灯船》的第一首：“锁不住，锁不住的希腊风采啊／风笛的意象，自律的美／祈祷的钟点又到了”，“七瓣的大灯，哀绿依啊哀绿依／撒下许多叶半岛的神话／却只有一章蹄声迫近的传奇”。哀绿依像是人名，罗曼蒂克带着哀愁，我懵懂地呼唤，不料竟捞到一张奖状，还有奖品。一度我以为哀绿依是梁实秋译介过的十二世纪修女哀绿绮思（Eioise，1101-1164），一个追求情爱却被迫清修的修女。但为什么诗人要说希腊风采，为什么又有拉斐尔的画？不对！我到今天也还没求证。
《灯船》那本诗集，后来不知被谁借走，我的书架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可喜的是添了一本早于《灯船》三年多出版的《花季》（1963），属蓝星诗丛，是一九八四年初夏杨牧所题赠：
廿二岁之诗集一册寄赠
义芝诗人
杨牧一九八四年四月
在台北时年四十有三
“杨牧”名下钤一朱红秀细的名章，这是我架上最珍贵的藏书之一。当杨佳娴、鲸向海不久前和我聊到夏宇《备忘录》网上拍卖价已飙至一万六，我就想到这本《花季》，值一张飞越太平洋的机票钱。
《花季·后记》写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杨牧题签“廿二岁之诗集”系据此计算。上曰廿二岁，下曰时年四十有三，两度出现年岁，可见其时间感。一九八四年四月，我也才三十点五岁，一转眼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花季》的版权页有作者叶珊的地址：花莲市福安一三五号。据邱上林告知，在现今花莲福集路，也就是开启杨牧写诗之路的老家。方圆一公里内还有南京街陈克华的家、上海街陈黎的家；再往南滨方向，重庆街六号是我出生地。有了杨牧，才能勾画出这一诗的坐标。
一九八四年夏天，联副在南海路的艺术馆举行“散文朗诵会”。历来各界举办的都是诗歌朗诵，这回换成散文，而且由林怀民出任舞台总监，张晓风、蒋勋、痖弦、席慕蓉都登场。但我最难忘的印象，竟是杨牧那低调、没有特色而自成特色的声音：
秋天越来越深，我时常经过的一个小湖边，草地上总停满休息的雁。有时我会把车停在路上，走过去看它们……
秋天越来越深，普林斯顿的树叶落光了，聚在马路两侧。风起时，偶尔飘到路心；车子快速驶过，又卷到成列的树干下……
秋天通常都是这么安静，甚至是有些寂寞的……
杨牧念这三段。这是《普林斯顿的秋天》最后三段。我盯着艺术馆舞台聚光灯下那一张诗人的脸，时年四十有三，文学的世界广大深远，沉稳英发中映现时间修整出的男人的气度。
居住于西雅图他像一只雁，时常展翅回台，当天气肃穆、冰凉，或料峭袭来。我记起前一年冬天立雾溪之行遥遥与他相见的情景，他带着美丽的妻子夏盈盈和儿子小名，一路上自成一个星系，同行者有痖弦、林文月、沈君山，行程由能干的丘彦明打理。我没有任务，只是跟去闲晃；和其他人多有合影，唯独没有杨牧。他一向予人严肃之感，又与妻子胶漆绸缪，我找不到很自然的拍照时机，是可以想见的。
直到散文朗诵会我才有机会坐到他身边，迅速地探问《青衫》诗集请他写序的事，他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说：“我马上要回美国，你把书稿寄到西雅图来。”十月，杨牧写的《雪满前川：读陈义芝诗集》在报上发表，隐地读到，将我原定自费出版的《青衫》列为尔雅丛书号。杨牧所谓“认识古典，尊敬传统”，以及“传薪的志向和毅力，为了那风采和光芒”的说法，从此经常在别人谈我诗时被提及。此后我的诗集不必自费出版，古典与现代对话的语法、韵味，也得到一肯定的看法。
我的诗受知于杨牧，不自《青衫》始。第一本诗集《落日长烟》中的《酿》《焚寄一九四九》，以签名式排印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及七月的《联合报副刊》，就是通过杨牧审查的。一九七五至七六年他首度在台大客座，同时帮联副审诗稿，在这之前有十几年（自从林海音因一首诗而辞去联副主编）联副是不登诗的。以签名式发表作品，代表编者对名家的推重；当年杨牧让许多二十出头的年轻诗人也享受到名家的荣耀。很多年后我才知那两首诗是这么被挑出来的，为日后添加了一条回忆。
杨牧在学院（包括台湾与美国）的生活，读者如我无从参与，但读他的散文《回忆徐复观先生》，我知道他在大学阶段就有将学术知识转化为创作的技法，念外文系的他上过中文系的“老庄”与“韩柳文”，授课先生乃《中国艺术精神》作者徐复观。“徐先生教我们‘韩柳文’，一个学期好像只讲了《平淮西碑》和《柳州罗池庙碑》两篇……这个学期的沉潜体会终于使我稍识韩愈文章的精神和肌理。”杨牧说。今春出版的《奇莱后书》中有一篇《复合式开启》，描写知识的钻探与受业情境，人的深情与人格的体会，他对《诗经》注释的质疑、《楚辞》句法的好奇，面对古典撞击的谦逊，在在令我眼光驻停、沉吟，觉得自己虚度了青春。
然后，是他第一次离台留学的爱荷华大学，切磋诗的创作，还修习艺术史、古英文、德文。然后，转学柏克莱加州大学，成为海外学术重镇陈世骧的弟子。杨牧谦虚地说：“在柏克莱，我学到各种课室里阙如的古典和生命，我窥见学术的神奇，掌握到一点点的诗经和楚辞，掌握到一点点的乐府和唐诗。”当他沉浸于先秦文学，诗写少了，他的博士指导老师忧心忡忡地说：“诗也得写啊！不要荒废了写诗；我常怕你完全走进研究的路子，那就太可惜了。”谢谢一九七一年杨牧写的《柏克莱—陈世骧先生》，让我面对学术与创作甚至是与编辑事业之间的抉择时，没有片面地陷落，始终守住情趣这一活活泼泼的生命。
一九九六年杨牧回花莲参与东华大学创校，成立创作研究所；翌年花莲文学学术研讨会开办。东经1214度，北纬235度，花莲这一粒陈黎笔下蓝色制服边的纽扣，突然变得光彩闪亮起来；东华人文社会学院一时会聚了不少知名的文人与学者。二〇〇一年夏天，我于是以联副名义，主办了一个性质空前的杨牧回台五年座谈会，探讨杨牧回台的意义、影响。
时间过得真快，即使从二〇〇一年算起，至今又已八年。这期间，杨牧出任中研院文哲所所长，台大、政大任教，泰半时间住在台北，几乎隔一二月就有机会和他餐叙一次，轮流做东的包括曾永义、何寄澎、林明德等，都是风神俊逸、各具人情之美的学人。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场合的交会，我记得，有一次正想起身送一位“贵宾”离席，杨牧摆摆手说“take it easy”，示意我坐下，不必拘礼。又一回，太平洋诗歌节宴客，啤酒只准备了海尼根，而无台啤，接待者无所措，杨牧摆摆手说，没关系！有人讶异地问：你不是只喝台啤吗？他脸上有打心底升起的笑意：“总要有一个说法，那是一个说法。”这都看出杨牧随和自在的一面。
他写文章质疑学者对《诗经·绵》中“聿来胥宇”一词的诠释，往往依循附会；读唐诗，对张旭《桃花溪》的缺乏视境，大加挞伐，引出美学思考；看林怀民舞剧《九歌》，笑道，“华采衣兮若英”、“偃蹇兮姣服”（舞动着华丽服装）的神灵怎么都光了身子？舞者可以光身子，但观众不能不知《楚辞》的服饰美；何寄澎特任考试委员时，有人以礼部尚书模拟，他说，不对，是礼部侍郎。去年我提国科会研究计划，说他是台湾诗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人，一点不假！
杨牧曾说，古代诗人才是他写作的假想敌，影响他最深的文本是《诗经》。我漫漫遥想诗经源出自哪些心灵、哪些人之口？经过哪些人的手采记、删订？仿佛回到一座浩瀚的生命之海，清楚望见无穷的追寻是杨牧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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