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到台北就读师大，和平东路还像县级乡镇的街道；豆浆油条店与弹棉花店比邻处设有“六张犁”车站牌。我吃过豆浆店的油条，也拿旧棉絮去弹棉花店加新棉，重新弹出一床松软的棉被来。三十几年过去，豆浆店还在，弹棉花店已不见踪影。从前和平东路那一段现在变成崇德街，当年的联勤宿舍，盖出了一个新的崇德小区。
那时我分租一间小房在嘉兴街，阳台前面是小河、田野，不远处是山丘公墓。在我想象中那一丘脉就连结到六张犁乱葬岗，也就是后来的“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但七十年代根本没有“白色恐怖”这一词语。五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迫害、枪决，因为禁谈，在青年心中只是一二游丝，而非定影。成长于承平而制式的社会，只有穷苦的感觉而无思想遭扑杀的恐惧。任何一个权力组织想要隐藏罪恶，都是轻而易举的，极权压制、情报局灭口、黑社会剥削，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包赌、包娼、包中介，很多弱势者就陷入失声与失身的黑暗窘境。
当年的温暖记忆是租屋窗外有一豆腐工厂，夜晚机器打磨的声音响个不停，同时飘传浓浓的黄豆香。我经常端个小钵去买新滤成的豆花、豆浆，以为豆浆装进保温瓶即可不坏，不料过一天打开瓶塞，一坨一坨结块发酸，变成一只馊水瓶。晚上经过一家小面馆，偶然会遇见小说家赵滋藩（1924—1986），他除在大学任教，还兼任中央日报主笔。夜归，大约是从报馆下班，身形矮矮胖胖，缓步在昏暗的街道，旋即踅入那家面馆，在一盏小灯的矮案摆开一碟小菜、一碗面，我记忆中似乎还存有他自斟自酌的画面。赵滋藩小说十余部，我没一部看完，倒是他涵融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散文集《艺文短笛》《谈文论艺》，算是我的启蒙书。我很想上前自我介绍，炫弄一下文学常识，教他记住我，但终归只是想想而已，眼看着十分疲惫、沉静的他，吃完付了账，又投入昏暗的小街，没入夜色中。
我还记得有一回，已经很晚了，住崇德小区（当年的联勤宿舍）的二舅跑来我窗口唤我。他老人家打牌赢了钱，坚决拉我外出消夜。我初到台北，动辄皮肤起疹子，二舅教了我一套以毒攻毒法：海鲜照吃，酒照喝，疹子起来一大片，用花椒炒盐巴烧热水擦拭。那方法很解痒，但是不是靠它治好过敏？我想不可能。也许起初对台北水土不服吧，过了一年，过敏的困扰慢慢地减弱了。
从嘉兴街搬兴隆路二段，再搬三福街，经木栅路、兴隆路四段租屋过渡，而后落脚于兴隆路三段，再迁延吉街，又回崇德街（也就是我最初来台北的区域）。在台北南区绕了一圈，直到一九九八年往内湖购屋，搬离了六张犁，嘉兴街于是成为我“浪迹”台北的第一章追忆。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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