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我的记事本有“受命编读书人版”一行字。以往《联合报》出刊过文学阅读的版面，属顺便打理性质，出刊的时间不长。真正包括文学与非文学书在内的评析专刊，始自《读书人》。试版阶段，我和时任副刊美编的陈泰裕（现任联合报美术中心主任），时常耗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走。那时联副在报社一大厦四楼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关起门抽烟、喝酒，带点在文化沙龙办报的情调。
四月十六日彩色印刷的《读书人》创刊，初期帮忙写书评的是精神科医生王浩威、诗人陈黎；负责人物（吴大猷、王梦鸥、刘真、齐邦媛……）摄影的是梁正居；提供国际书讯的是黄裕美；情商执笔写专访或报道的包括苏伟贞、简媜等作家。我的记事本扉页，除了出版社联络电话，就是一堆预备找人写的专题或栏目，例如：大学如何教学生读书、现代人书目、一本书的诞生、书籍革命、出版浪费、文人书斋、作家禁书、出版社评鉴、藏书票等；还有一堆分类书的介绍，包括经济书、计算机书、赏鸟书、旅行书、登山书或参考书。我那时的思维不受限于“新书出版”，也就是说不只是跟着出版讯息跑，不被流行的市场风气牵着鼻子走，因而能赋予好书、应读的书以坐标意义，把知识分子的胸怀、阅读的情致表彰出来。
这些年，台湾的出版报道愈来愈只注目新书，而不理会老的好书。书出版后，在书店架上的生命很短，一般读者看不到它，就很难接触到，以至于运气好而走红的就长红，被轻忽的就长冷。洪范书店创办人叶步荣曾呼吁应多介绍老书，尔雅出版社创办人隐地一再撰文，也有相同的看法。可惜文字阅读失势，传媒衰微，重视商业利益的结果，导致违背时尚的做法更难行得通。
社会价值愈来愈扁平化、声光化，舆论不再聚焦于作家、学人。十几年前想为读书界的大佬拍照，脑海里轻易就浮现一串名字，而今环顾，这样标杆型的人物反而少了。二十年前思想家余英时“名满台湾”，现在呢？大学生未必听过他的名字。余光中、叶石涛、白先勇、黄春明这一辈大师级作家，若是今日才出发写作，任他有再高的才华也难获四五十年前崛起时所享有的喝彩。简单一句话，这是一个“典型”失色的时代。
我又想起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去台南拍摄苏雪林照片的情景。当年苏雪林已高龄九十五，失聪，早就退出学术圈与文坛，但在媒体编辑心中，她仍是令人尊敬的典型。我在她宿舍门前按门铃，等了四十五分钟，四周阒寂无回响，只听到邻居守门犬吠声起落。等写好留言便条投入她信箱，准备离去前再试按门铃，突闻内室声响，一位白发老太太手持四只脚的铝制助行器开了门出来。我记得她痰咳出喉头时，即撕报纸一小块擦拭嘴角。笔谈之后我扶她到屋前拍照，她要我帮她扣棉袄的第一个扣子。老人家个头很小，我趴伏在草地上以仰角拍摄，九十五岁的老人竟没有一丝不耐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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