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文化

我们无须争辩这样的事实：现代社会的进步，导致人们生活的中心从无形世界转向有形世界。但就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说，这种转变经过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比较缓和，一个时期比较剧烈），我们要防止把它们混淆到一起。开始时，人们所面对的是个有形的世界，这个时期是漫长而辛苦的，但并非一无所获，即从人类辛勤的劳动中，获得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以来，在人类与世界之间产生了矛盾。许多传统的观念与之对立，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这时的人们不得不说：以后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要把人类和世界有机地关联起来。正如最开始为实现真理和清晰利益必须在人类与世界设置一道沟壑一样，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跨越这道沟壑去与那个曾被人类扭曲和误解的世界交好。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联系的重新建立，达到对人类生活刺激的目的。当然，期望还不止这些，一种全新生活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形世界比以往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期望一旦实现，世界不仅以一种我们梦想不到的方式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可以把它改造得为我所用。我们对于环境将一改过去的被动，成为适应环境的主动者。我们也会发现曾经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得到改善和转变。无论何时何地有了贫困和灾难、错误与妄想，现代精神就会英勇出击，对它们解救与批判，理性主宰一切，对于非理性进行斗争，这样就出现了无尽无休的问题和可能性。这种新生活的核心就是工作，就是对一个对象按照人们的意愿去改造和重塑它，这种行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行不通的，在严格的现代理念里，除非我们精确地掌握重塑对象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并将其全部吸收领悟，否则这个过程就无法顺利实现。所以，无论科技部门还是政治实践领域，工作开始和工作者的观念和偏好分离：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形成自己的规律，从而让工作的人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说生活有意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源泉，从工作中去获得。而工作似乎确实可以提供这种意义：它的组织结构可以使人们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最大程度提升了个体的贡献，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团结。每个时代，工作作为一项共同去完成的任务，可以有效地把每个体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长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今天我们不必为道路前面的障碍而泄气，因为工作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与命运较量的过程，足以减轻命运给我们造成的压力。这样，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坦率的、富有意义的存在，不需试图逾越自己有限的范畴，而稳妥的规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难题。试问，难道某种形式中真的找不到人类生活的意义和满足吗？我们的答案：是的。也许能够找到，如果你的精神甘愿屈居次要地位，如果我们不再尝试统一我们的精神体验，甚至扼杀掉这种统一愿望的话。不过，由于这种尝试并非易事，我们马上就将会面对各种混乱，让人们对工作的价值产生怀疑，并抗拒着不去接受方案。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充实，但因为陶醉在取得成绩的幸福中，并不会对眼下的工作产生怀疑。然而随着工作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剥夺，人们就不得不对它产生质疑了。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诉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精神从来不会满足这样的成果，它必须回到内心的生活：内心的精神生活才是它最终的目的。与此相比，其他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庞大而繁杂的工作规模，对劳动者的福利漠不关心。劳动者的价值仅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被使用或者丢在一旁；劳动者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具有意识属性的工具。但是，我们的心灵能甘心容忍这样的待遇吗？在反抗这种对待的同时，会不会萌生出强烈的愿望，希冀更为快乐和高尚的生活呢？而且人们反抗的原因还不止如此：日趋细化的分工和专业化，让人的能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被闲置，如此之多的能力被压抑、被损失，人们势必不能容忍，为了内心生活幸福，必定要求自己将所有能力得以发挥。另外，精神需要时间去安抚，而工作却挤掉了大量的时间，让生活忙忙碌碌，牺牲掉了休息甚至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精神势必要把工作看成它的敌人，并拿起武器奋勇捍卫权利。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暴露出这种敌对引发的纷扰和不安，并不仅限于社会范围：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忧虑随处可见。担心因为过于专一投身工作，虽赢得了世界却丢掉了自我；担心工作的胜利会带来生命力的降低、责任感削弱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生活的匮乏。

有了这个裂痕贯穿我们的生活，生活价值问题的解决便显得十分渺茫。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来压制我们的思想，但无法无限期地压制下去。虽然伏尔泰给了我们“工作秘方”⁽¹⁾。但如果他的“秘方”用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只能做牛做马。假如最终通过工作无法改变我们的善，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更何况，我们非常明白现在的地位，它无法帮助我们获取个体的真实，无法让精神和现实世界完美地结合成一个生命的统一体。精神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接受现实世界的挑战，通过较量将它完全征服。相反，现实世界对于精神来说，依旧是遥远和陌生的，尽管它是那样充满生机。但我们试图让生活内容更丰富的努力仍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精神性的创造力相关的能力，更是惨遭阻碍和打击。

因此，在这场工作和精神矛盾冲突中，我们的生活被撕裂开来，令我们处于无法掌控的境地。走出这种境地的路有很多，最吸引我们的方法就是现代运动主流所倡导的，我们所指的，是那些试图局限生命的尝试，他们比主张工作的人所规划的范畴更苛刻，在这个范畴之内，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组织生活，并使其接受一种主要目标的控制，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将我们生活中的混乱困境归咎于旧体系对我们的影响，继而造成了它们与现代精神矛盾和生活的冲突。他们要求将所有的旧体系全部从自身清除，不留丝毫痕迹。由感官经验来提供生活内容。

这种要求首先令我们的精神变得紧迫，让我们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有一个最强有力、最典型的论点，就是通过它我们有可能会找到一种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必通过诉诸于另一个世界来完成，也没必要假设一个虚幻的王国，我们所追求的善也不需要去其他世界寻求，这个论点对象被建立在统一的稳定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好之不如乐之”⁽²⁾的世界上，无数的个体被共同的兴趣和希望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灵感是至高无上的源泉，是现代运动改革和发展的力量之所在。这是一项决心很大的尝试，我们将生活根植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不放弃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这项尝试无论是成功或者触礁毁灭，只能由我们这种包容性的生活来决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重大课题，它的一切都存在着悬念。如果这种尝试被证明不能成功，那么我们要么放弃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幻想，要么继续探索出一条新的、可以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谨慎和公正地去考虑，因为它不仅是个体的利益，而且关乎人类整体的利益。我们如今面对的，不是变化多端的时尚思潮，而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压力，它不属于任何时代或任何个体，也无关任何观点或任何倾向，过去的唯心论的解决方案已失去了确定性和直接性，不承认这一点是件愚蠢的事情。从现在的平常人所处的观念体系中，即新旧观念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混乱环境中，我们无法找到一种人生的意义，这一点人们都非常清楚。于是，若是实现我们的目标，采用一种一贯和统一现实主义的途径，看起来具有正当而充分的历史理由。至于它能否获得成功，则另当别论了。

实在论的观点是按照最直接的人生经验来统一生活立场，并尽可能地赋予它一种意义。特别是要超越无法接受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现代思想探讨这个问题是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寻找一种世界性的超越纯粹主体的生活，即主体没有丝毫的独立性，生活完全彻底地把人包括在其中；另一条是让主体成为具有控制作用的元素，世界只是提供环境来服务和保证人类的幸福。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种选择都可能细分出很多的种类，每个种类都可以描绘出各自的蓝图。同时，所有的描绘的图式中没有一种是只靠反思理论得到的，相反，它们无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运动的结果。

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对生命问题的解答

作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案，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对于人们来说，自然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人们的整体世界和个体的构成。这里所说的自然并非自然，现代思想的自然是莫名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之物；这里所说的自然即是机械因果论所表述的观点——在人类面前呈现的自然事物。虽然自然科学并不赞同世界与自然画等号——这种主张不是科学结论，而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信条——但这种主张仍来源于科学的依据，用自然主义阐释科学理念正在成为趋势。它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起点是自然与精神的分离，没有精神依附的自然变得更纯粹。人们认为，这种观念下的精神对自然的要求越迫切，精神渴望生存的权利就越强烈。当然，辽阔无边的自然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优势，分散的个体在它面前显得非常渺小，而且随着自然疆域不断被开发，精神不可避免被融入和包围。但生存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自然的条件是精神的家园，精神有不断侵略它并最终把它全部纳入自然主义框架的野心。目前这种企图仍在膨胀，要把科学和自然科学画等号，把现实等同于自然。如果现在仍觉得两者有差异的话，那么这种差异会在机械进化论的发展中，伴随着种种疑惑一起消失。机械进化论观点认为人势必要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不具备凝聚力和自发性的自然将被人类逐步同化。因此，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试图证明它生活的意义，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也是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然而，尽管我们用历史发展来论证这种可能性，也必然会冒犯一些天生的具有内在倾向的人。人们综合了诸多因素才在自然与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这其中不仅有人类自身的天然——即使是不正当的——动机，也有提高和激发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目的。事实上，凸显人的地位本身就证明了他的尊严与高贵。与此相反，把人当做自然的附属，把人生当做一次自然进化的过程，这种人则必须克服由于人对其独特性珍视而造成的敌意：他为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还必须说服自己，这种敌意不过是在进行最后筋疲力尽的挣扎，消除敌意和承受损失才会有最后的收获。当然，这种说法必须有正确的论点去支撑。如果这种论点是正确的，它就会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压倒自然学说的偏见。

但是它经得住真理性的质疑吗？这种体系能给人性的权利和经验留下空间，并全部包容它们吗？自然主义，构想宽容宏大，无疑具有诸多的优点，对现代思想有着强有力的吸引力。至少它的出现，解决了二元论带来的一切困惑，并让生活变得简单直接。人们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分享着人类特有的权利。于是，人们生活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并听从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去四分五裂的生活图式像笼罩的薄雾一样消散，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前景。此外，这种新的体系可以激发我们的力量和斗志，它要求我们用最激烈的斗争，打败我们意识里来世学说的幻想和愚昧。因为这种来世学说曾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它呼吁我们把这种幻想从根基和生活的一切领域驱除掉，并按新思维模式重建新生活。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体系对于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来说，具有着怎样的召唤力和吸引力。让这种尚在模糊中的体系成为一种信仰，符合人类的本性。

但当我们开始详细规划这种自然主义的体系时，便发现实现它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很快我们发现，它所代表的生活是一种有限方式，它丢弃了以前生活里的许多东西——过时的信仰、愚昧、幻想和迷信。人们被置身于一种毫无关联的孤立状态，完全是按自然规律的要求机械地进行生活。人与自然只有加法和并列的联系，丝毫没有半点内在的联系。个体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只是生物进化的程序，而生活本身就是由这种竞争构建的一个整体系统。系统里的个体谁也无法走出他的位置，因此人们的生活只有依赖，缺乏独立创新。体系没有给独创、独立和自由预留位置，对于任何发生的事我们只能说：它发生了。我们不可能提出例如“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也不会有关于善与恶的对立价值观，有的只是能力支出多少的问题。

现在，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生活相当多的部分是符合前文的描述的，而且我们目前的精神生活——设想的程度比过去要大很多——也只是物质生活的延续，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描述是不是我们整体生活的全部，是否公正和客观，如果生活缺少内在一致性，仅靠外部刺激做出反应，一切仅靠外在的关系而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缺少自由的能动性，那么，不仅对宗教来说是噩耗，对所有的道德和正义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艺术和科学所创造的一系列的感情和观念都将变得冷漠，像人格、品质、气质这样的概念，都成了纯粹的空洞名词，就像宗教只是幻想和迷信的产物一样。还有，在自然主义的体系里，挑战我们能动性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权利使用“活动”和“任务”这样的词汇？自然的内外两面都在不断地发展；它的每一步行动都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但这并不是人在行动，而是某种事物，某种与他天性相违背的事物，在他的内部运作。他的意识只负责记录和观察：他既不能创新也无法改变任何事物。所以，在这种体系里，人虽然具有自然的天赋，但如果不迫使他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纠正谬误和幻想的话，他就只是一个人生的观察者，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影子。自然主义唯一可以激发人们努力的是，它会要求人们去反对超越自然界限的图谋，要求人类去参加扑灭人类偏见与迷信的战斗。一旦人类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启蒙，他就又被放回到自然中应有的位置，很难看出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他内在的发展陷于停顿，所有的成就都归于自然，而与人的意志无关。就是说我们最终努力的方向是消灭所有的精神生活。

那么，人类是历史长期进化的产物，现在又回到他的原始状态，对于他来说就是剥夺了他自身一切特殊的权利，希望他借助自然天性来满足他对幸福的渴望，这可能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理由——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是，仅就回归自然本身的愿望来说，已经不是一件纯粹的自然产物了，它也表明已经具有精神的性质，它与纯粹的自然产物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为什么对重回自然报有如此的热情？人们为什么把回归自然定为人生的方向？显然，它被人们看做获得幸福和追求的必然通道。但是，设计这样的体系作为追求的目标，却无法把目标和对象结合在一贯的经验之内，这可能成功吗？而人一旦有了追求和对象统一的要求，岂不是意味着人生不再是各种外部元素组成的体系，而具有了精神的内在性？此外，就真理的观念本身而言，岂不是已经超出了自然规律的范畴？如果有人以真理作为他的兴趣和欲望，那么他就不再是自然的碎片了。因为在追求真理和幸福进行的争斗中，他的生活就已经被卷入尖锐而对立的旋涡，这是自然——借助于它缓慢而积累的行程——所不能理解和容许的。如果赞同自然主义的人，体会不出他的行为和理论的对立，就只能说他身上过多地遗留了英雄时代的精神。人的精神秩序是由感官建立的，依靠它人们生活已经超越了自然状态的生活。虽然自然给予他的精神生活比过去更为紧密，但这丝毫不能证明它只是自然的产物，因为这种见解不仅对文明来说是致命的，对于科学以及一切精神组织同样如此。如果一种学说越是完整和统一，它的自我毁灭性就越强，但如果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矛盾体，它又如何向我们诠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总之，自然主义如此热衷它的学说，它的生活图式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呢？它告诉我们，与广阔的宇宙相比，人的范围是那么地狭小和微不足道，宇宙包围着我们的一切，对人类又极端冷漠。它还指出，人不能相互接纳对方的友谊，不能接纳对方相互敬爱，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一切行为都只能受主导思想也就是自我保存的影响。这种动机把人们卷入冷酷无情的竞争旋涡里，根本无法去实现心灵的幸福。自然主义拿走人类的所有东西，给我们的唯一回报是，把我们从幻想和迷信中解放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但是，这样的回报无论怎样重要，它又怎么能让我们的品德变得高尚？又怎么能滋养我们内心生活和有助于个体精神的发展呢？它怎么能把人的力量激发出来，使人与人或人与宇宙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呢？它又如何发挥人的首创性呢？如果它做不到，它有什么资格向我们证明人生价值呢？它当然无法证明，除非我们的条件很低，或者我们的思想不纯洁，再就是我们通过窃取对手的论点慢慢改变自己的立场。所有按照正常逻辑思考的人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即自然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他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否定。由于自然主义对幻想和迷信的极为强烈反对，才掩盖了它的自欺行为，它看不到自身体系的空洞和缺乏创造力。

因此，自然主义无法对人生做出正确的解释。不过到目前为止，对它以直接经验为自己掩护的事实我们还没进行批驳。而不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我们的所有的精神成果，就可能会沦为次要的地位和被看作一种补充，但是我们现在能如此有把握地相信，感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直接和稳定的基础吗？如果我们臣服于感官印象和感官知觉，不独立思考，或者让我们的思想一直接受感官世界统治而不去独立支配，这种说法无法是正确和无须争辩的。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感官世界所统治，而只要这种观念还存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摆脱自然秩序的束缚。过去的经验证实，人的智力即使在这种束缚之中，也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动物世界不缺乏谨慎、狡猾和智慧。但是这种智力仅能为我们提供自我保护的武器：为个体或种族的延续服务，而无法让我们摆脱自然的机械秩序的限制，不能使我们选择和开辟自己人生的新道路。这种仅能有限理解的智力和任何身体的优势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狡猾和智慧对于某个动物来说，犹如戴了枷锁的另一个动物，或者相当于有灵活性和敏捷性的第三个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人也是如此。最初人的智力只是用于保存自身和激烈斗争的武器；后来便不限于如此，它可能让人摆脱感官世界而独立存在，与感官世界并列对峙，并独立感官世界之外冷静地审视它。这是人的思维的显著发展。在思想独立之初，无论它是多么弱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熔化感官世界经验的固执与僵化，难道它不是一场十分重要的革命吗？人的思想不再受自然的限制，它可以站在自然之外独立思考，把自然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人们体验着自然并借此超越于自然之上。如果他的感官和思维只限制在接受和依赖阶段，他就无法达到这种高度。凭借我们已经指出的方式活动，它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与自然显示的生活截然不同。不仅如此：这种生活的发展最明显的成效是，它彻底颠覆了以前的学说，为我们提供出发点和基础的不是自然而是思想。在这里思想自信和理所当然地宣称自己才真正具有直接性，凡是它无法明白和信服的东西它都不予承认。于是，它成了衡量和裁判所有事物的标准，感官生活重要性被削弱，成为非实质和有问题的，被归结到纯粹现象里。它的真相还有待于我们的发现。这种立足点的改变，不仅只是个体的生活，还超越了感官经验和革新了生活的方式。使人类得到全新的进步，它既是所有真正文化的前提也是结果。试想，如果思想不能摆脱感官而一直被它影响的话，就没有一切真正的文化，我们又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呢？

在思想的前进过程中，把人生的表象也进行了改造，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特点。思想以自信而傲慢的姿态面对世界，提出了一些极为强烈的要求——从它的本性里生发的要求——并让现实世界绝对地臣服于它。这对旧的生活秩序来说是革命性的。思想是一个快步行走的先锋。它动摇了以前生活的旧习，它所坚持的理念和原则，力图要把它的内心需求表达出来。它激发了现代运动的力量和激情，即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甚至物质水平的提高与繁荣，也是受它的各种思想和原则的激励。它维持和控制着我们的全部感官世界。

不可否认，在思想功能的发展中，有一种独特而有支配力的运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并渗透到了个体的生活。这种运动与自然主义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各自坚守自己的观念而反对对方，结果我们的生活被一对方向相反的力量所操纵，它们截然不同的动机让我们的所有生活意义都失去了统一。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自然是个无情的纯粹物质世界，自然主义的信条告诉我们，我们全部的运动都要盲目地服从于这个物质世界：甚至科学都不能对它进行解释，而只能对它进行描述。与自然主义相反的思想，却在不断产生自己的内容，至少也要用自己的活动填充它，因此它就要坚持对事物进行追根寻源，无论面对怎样不可改变的事实，思想都要试图打破和改造它，不承认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任何一种把生活看做确定和像自然一样永恒的观念，对于思想来说都是最悲哀——且不说致命——的限制。至少下面的事实里就严重存在着矛盾：人们非常奇怪地把实在的某个部分称作自我，在意它所感觉的痛苦和欢乐，承受它从善或从恶的职责，却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它。因为人在纯粹自然里扮演的只是自然指定给他的角色。因此，作为一个有思维存在的个体，无法容忍把他自己当成一种简单的动物对待。他不能不比较，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质疑。而且，如果他的问题找不到解释，他就会感到羞耻。思想既能寻找问题答案又能缓和矛盾冲突，就足以证明了它是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

关于思想自身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世界有一种机械的需要，自然无非将特殊状态和事件并列和对立。而思想却相反，它会把各种复杂的事情包括到一个统一的体系里。它会制定一个综合的方案，逐步地实施，把统一性贯彻到实施过程的方方面面。个体凭借整体与宇宙的关联而获得意义与价值。所谓的进步并不需要延长序列和增加项目，只需要从一种体系富有启发性地向另一种体系转变。当思想形成一完整的系统时，它会把系统的秩序相应分配到生活的各个环节。在新鲜经验不断地涌进和思想自身存在严重偏见面前，要一如既往地贯彻这种秩序便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这种完整的系统仍是人的主要动力，影响深远而广泛。况且追求内在的统一性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自然的纯粹外在性已经被生活的进步所超越，思想也已经被证明具有独立的能力。

还有一方面，理智与纯粹的自然生活相互冲突。纯粹的自然体系不承认本质的地位，而理智体系则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现代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将所有内在的存在和力量排除在外。如果将此作为塑造生活的标准，则生活必然要采取外部的观点，忙碌于外部联系，而无法关注自身的状况。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身关注具有明显的思想特征。思想之所以活动，其主要动力是因为它有透澈和明了的需求，不管是它忙于从破碎的言论中得出逻辑结论，还是忙于抵御各种矛盾，它都同时在关注自身的状况。很明显，生活在此种程度上得到了自发力，没有这种自发力，思想就没有在任何地方活动的动机。那种完全依赖外部的生活，对它来说是肤浅的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的生活和实在的基础被这些复杂的对立深刻地影响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令我们陷入极度困惑的境地。显然，即使是最直接的感官生活（那里曾是我们希望找安全泊位之处）也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截然不同，达到的目标也完全对立。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直接性：一种是感官的直接性，另一种是思想的。双方均称是生活的主宰者；只要没有对手上场，各方都会给人们留下安全、可靠和不怕抨击的印象。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都无法永远成为生活的主宰，也没有一方能够完全地支配人类。永远像时钟摆锤一样从一方摆到另一方。我们知道思想摆脱感官的羁绊，宣称它的优越性，但我们又不能否认，还有一种从思想返到感官的运动。如我们所看到的，思想改变了人类的整体生活，并赋予实在新的意义，思想可以把自然作为对象，但这项事实便足以证明，实在不只是自然。思想一旦要求做实在的全部，一旦声称统治生活和拥有生活支配权时，它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每当它有这样的发声——无论是在思辨哲学所造成的极端形式中的表现，还是在理性主义的中庸形式中的表现——生活便成为形式的和虚幻的；思想虽然有能量构建复杂的形式，却无法赋予它们任何有生气的内涵。假如思想以为真正给它们赋予了这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确信，它一定是从某些更深刻、更真实的实在中得到的，对这个实在来说，思想扮演的不过是媒介的角色，将它的能动性释放，诱导它清晰地表现出来。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思想称道的统治权对思想的局限性，而且统治权的自身观念已经使我们感到迷惑和烦恼。思想的确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态，但当它把全部的实在归为己有，给全部的实在打上自己的标签，宣称它就是宇宙的基础时，它能怎么证明它有这样的权力呢？思想本是起源于人的内心，现在却要反过来与人作对：它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制订出一些规范和路线让人们去遵守，强迫人们去艰苦工作和付出牺牲，它只管强调权力却对人们的感受和祸福冷漠无情。历史告诉我们，新理念和新原则——连同它们的结果——刚开始时，往往会打破生活的平衡，给人们带来不安，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所带来的结果。这一点人们不会去做。思想的浪潮汹涌地朝他们涌来，推动着人们向前迈进，却把人们的舒适和安全当成无关紧要的附属品。思想源于人的内心，受控于直接经验，是人类的某些从属，现在却要反对他，把他当成一种纯粹的工具使用，它的这些权利如何能获得呢？这种行动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呢？思想既然如此独立，将自己的本性视为最高的目标，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思想一旦把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然而思想这种运动抹杀了人类所有利益，要求人们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遵从。如果接受了这种要求真诚地服从它，我们自然需要得到它的保证，即确保我们的牺牲能够获得真正的价值；我们要想得到这种保证，须使思想活动终结于一种聪慧的经验，并且需要源源不断的变化之流可以现出永恒的自我。但就我们的直接经验而言，丝毫看不到这种迹象。我们看到的是，庞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和支配着他们，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地飘忽不定；他们全心地工作，只为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目标，事实上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目所能及的目标，他们不过是宇宙过程中的工具。这种过程以绝对的优势拓展着它的道路，它利用他们又抛弃他们，它把自己的本质隐藏在神秘的黑暗中，好像是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发狂，由它引发的混乱让我们痛苦不堪。一句话，就像自然一贯表现的那样，思想丝毫不顾及人们的感受。那么，它怎么能够解决人生意义的课题呢？

单独的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如果都无法解决我们的人生价值问题，将它们组合到一起也同样不可能成功。现在像这样的组合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普遍到一种“既敏感又理智”文化的兴盛，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他的强烈本能冲动也可以伴随着深刻的思想出现。这种组合远不能够解决人生价值的问题，我们倒愿意相信它是现行悲观主义盛行的渊源。因为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这种组合，并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和谐：它们双方总是在反对或抵消对方。思想认为感官是粗俗和卑劣的，感官则认为思想是微不足道和无效的。我们深陷这一对立体中而无力挣脱。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快乐，并甘愿投身到它的发展中呢？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退缩，我们要追求幸福，不能停止这种寻找。这种追求所需要的行动自由，是自然主义或理智主义所不能许可的。事实上，它可能包含了心胸狭窄和卑劣的特征；但是，在它的背后有着更有价值的东西。的确，这正是人类精神对自我保护的关注。我们能——我们敢——放弃这方面的关注吗？除了自己的任性之外，人类的强烈愿望中不是还有某些事物在起着稳定的作用吗？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如果人类听命于直接经验，就意味着人类将被一种存在的宇宙过程所摆布，那么这种听命就无法让生活丰富和有意义，也无法确保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只能拜倒在它的神秘而黑暗的必然性的祭坛上，但在当下的问题面前它仍是个失败者。

承认上述的真理，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发问：听命于直接经验能否找到一种以不否定人类价值为前提的方式？采纳这样的建议，可能会对人产生反作用，人的自我因为受到压制而再度复出，逃离那个他曾为之牺牲的世界，重新回到他的自身和他的利益。他将在这里寻找真正的直接性，在追求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尝试寻求一种人生的意义。

单一人本主义的不足

人对另一世界的信心一旦被动摇，自然与思想便乘虚而入，把他作为一种工具使用，进而摧毁他的精神存在的基础，此时要想保存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唯一的途径就是：必须依赖生活的自给自足，并全心投入和促进这种生活。在这里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而另一世界——无论在我们之上的，还是在我们周围的——都不能阻止我们享受这种幸福，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提高这种幸福。因此，我们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的本性上，这种生活虽然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它除了缺陷外，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便是现代主流思想所持有的观点，它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它已成为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生活模式。但当我们抛开它的一般表象，做更深一步的研究时，发现它疑问重重。我们再一次意外地发现裂痕，一种让人类无法容忍的对立，在我们认为最简单、最质朴的答案中存在着一个核心的缺陷。我们马上明白，这种直接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验已经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我们正在寻找人——一种和宇宙没有任何关联的人——但是我们到哪里能找到这种生物呢？是存在于个体力量凝聚的共同体中，还是存在于以各式各样形式生存的个体当中？他们与人类生活的区别在哪里？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还是共同体中工作的齐心协力？这不仅是目标相同出发点不同的问题，而是目标本身就不同，且差异如此之在。我们要追求一个目标，就不得不舍弃另一个目标，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对立。如果我们把共同体的目标放在第一位，把它看做繁荣生活的唯一目标的话，那么社会整体必须有牢固的自身基础，完全不受它的成员的任性和固执的影响而独立于外，个体必须调整自己和服从整体。必须遏制个人的特性去维护社会生活带来的共同性。在这里，非常注重培养一种社会情感，它不受个体变化和历史变动的影响。这样构想出来的生活，个体的主要职责就是改造外部环境和条件，调整社会交往和工作安排，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整体的福利，然后个体就会得到幸福与舒适。就个体而言，无论是在他最内在的经验里，还是在梦想和渴望中，他都需要依赖整体，也就是他的环境的产物。现在我们看一下与其相反的要求，它主要在意的是个体生活不受干扰，增强自身的力量，摆脱一切对自身束缚，并能够帮助他自由地、独立地发展。这种诉求的趋势是强调可塑性和通融性，而把恪守常规看成一种羁绊，把一致性看成形式主义。那么，人类真正生活应该是哪一种，是共同体还是个体？这是问题的关键。

历史的诸多事例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为决定我们的整体走向和目标而努力抗争。在历史上，各种纵横交叉的趋势形成了庞大的此起彼伏的浪潮，而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的兴盛与没落更多地呈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打破旧有的制度，把生活的重心从社会转向个体，是古代世界的总趋势。但是，每当这种转变之际，总有一种很强大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去维护它的统一性。哲学与宗教也同样如此，它们都强调个体的紧密结合，强调个体相互之间的帮助和支持。基督教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运动，抓住人们想逃离个体责任获得可靠支持的意愿，引导人们成为它的支持者，教会便成为了神赐真理和神赐生活的储藏库，也成为了个体获得赐福的唯一通道。因此，教会便成了人类信念和良知的代表。个体只有生活在整体中才有价值，这种假设出来的基础，却从未受到过质疑，中世纪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协议甚至都以这种假设作为基础。

我们都熟悉这种变化的过程，个体再次发现了自身的勇气和力量，它试图打破旧的体系，来保护自己的独立性。我们还了解，自由作为最高理想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我们也明白，控制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理想。生活的强烈扩张和欲望的膨胀令人惊讶。庞大的物质与力量正在稳步积累，尖锐矛盾的出现令我们的生存面临瓦解境地，所有这些涌现的事实，让个体开始向往一种更紧密联合，渴望生活能被某个权威组织所掌控。现在的各种社会运动正在表明这一点，但是这些运动并不是这个趋势的全部，个体这种渴望的表现，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渴望联合、互相帮助共同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共同抵抗对立。这对于那些旨在增进精神交流或实现世俗的利益的联合体来说，这是个非常幸运的时期！这种与古典时期把个体力量和独立看做一切的幸福源泉是何等的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被两种对立的力量所控制着，两种力量都要求我们去屈从它。解放个体的一切限制和羁绊，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是一句口号。运动仍然向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前进着，所以，把软弱的个体力量联合起来，则是另外一些人的口号，它对我们的心灵有什么样的感召力，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但是，由于解放和联合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我们如何让这两种分岐达成一致呢？人生的意义由于这种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而失去，这种可能性不是更大吗？

然而，双方各持一词信心十足，表示只要它能够大获全胜和掌控统治权，就能够使生活变得完美无缺。两种运动正是被这种希望所鼓舞才有如此的力量和热情，要求人们完全地皈依和服从它。但是，只要我们对这两种运动稍作仔细研究，就能够发现，无论我们完全地服从哪一种，我们的生活都会陷入让我们无法忍受的局限里，而失去生活的一切意义。

当生活按着社会主义的模式去塑造时，它会从中得到什么？不停地工作——为社会福利、为人类大多数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为从人际交往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把痛苦降到最低而不停地工作。这种生活图式确实有它广阔的空间，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人的痛苦和需求，增强人们抵御冷漠或敌视世界能力，使生活变得愉悦，使每个个体家庭都能分配到所需的物品。理想和实在之间便不存在鸿沟：我们通过全身心的工作，使合理的成为实在的，使实在的成为合理的。但是，这一切，不论它自身是多么地有价值，一旦它自诩它就是全部的真理并宣称垄断我们的活动时，也就免不了要面对重重困难。为什么我（对自己的意志负有责任的我），激励自己追求某种目标，并把自己的精神完全奉献给这种目标——如有需要，还要甘愿牺牲自己——而得到的结果和自己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关系呢？的确，即使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我们果真能够在这种共同的利益中得到满足吗？富足，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能使我们幸福；因为当我们将一个敌人——悲伤与需求——打败时，另一个敌人，也是更厉害的敌人——空虚和无聊——又出现了；而且我们看不到，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怎么帮助我们同这些敌人做斗争的。事实上，如果一种文明以推动和促进人的直接利益为目标，它就势必会打上贫瘠和荒凉的烙印。这种文明不会使人的本性得到激励和提高；它甚至不会去努力争取效果。它只接受认可它的人。它只能利用和使用现有的能力，即使是在它最成功的时候，也只是附人类身上的衣服。它从来都没有成为人类精神武器库中绝对需要的一环。它永远不会为他打开一种崭新的、纯洁的和强大的生活。因此，人的内心生活里难题依然存在，把生存（不能用自然主义去解释它）等同于个体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渴望，人无法彻底消除它——如果他希望自身具有创造力和独特性，希望与宇宙建立起某种关联而不只是纯粹的外部互动——那么，任何放弃思考这些重要问题的运动都毫无价值可言！这种由纯粹人本主义文化所产生的自我意识的活动，是何等地虚幻！真正的文化从来不会局限于在物质的层面追求幸福。纯粹人本主义给人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和对立，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劳动和牺牲，它不能使生活变得容易反倒让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在一种相对简单的环境里实现无忧无虑的舒适状态，难道不比在高度文明的条件下更容易吗？那么，如果人生的目标只是世俗的物质满足，文明就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而且归根到底是自相矛盾的。

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还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类的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局限和限制，继而对精神创造形成局限和限制。从而给精神带来无穷的伤害，并摧毁它的内在的活力。精神的创造，无论它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展现，只有在它的目的被全部接受和追求时，它才能成功；而在那些以社会为目的忙碌的文化中，它不过是作为一种为人类造福的工具存在，没有人会对它关心，使它沦为功利服务的侍女。真正的精神创造，是被内心某种动机所激励，只顾取得胜利而全然不顾人的好恶；然而，单从社会的立足点看，假如这种好恶是普遍的，它就是最高法庭，对于他的判决是不容辩解的。数量取代了质量，所以普遍意见更成了好恶的仲裁者，精神创造根本不能自发性的生存。除非心灵深处被打动，而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允许个体自由发挥、注重自己的特殊爱好时；但是，即使拥有最自由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也不免要压制个性，把所有人的个性都降低到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些真正追求精神的艺术家，总是要求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永恒价值，追求一切独立于偶然性和变化之外价值；正如斯宾诺莎要求的“侧重恒久性的视角”那样，这种要求已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被现时代的环境所奴役：必须符合人的情绪的改变；因此，由于不断地被重新矫正，即便是神圣的行为，最终也必成为一个时尚的问题。当然，我们假设它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保持其一贯性，而且也不局限于像善恶和独立的真理这样完全不合时宜的概念。但是，个体有着如此多的期盼打破社会主义文化局限的东西，如果受到压制就必定凋萎和死亡，那么这种文化就让我们的生活毫无价值，而且，无论从个体或共同体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都是成立的。无论这种文化的外表和某些特定方面是多么有效，但就总体而言，它的一些方式限制了生活，使我们的精神变得枯萎，令我们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

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现时代的情形很能表明个人主义获得的惊人成功，它反对形式主义的、窒息灵魂的、僵化的文化，为生活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个体特征和行为被推到了最显要的位置，所有的社会筹划设计都在鼓励独创性和多样性。劳动部门提供了太多的手段来巩固和表现个体行为。我们看到了新的自由和新的生机，一个新流动性和丰富的资源，生活在这里是无忧的、自由的、快乐的和非传统的。没有生活某一方面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但是，尽管它有着不可否认的优点——它与严肃而沉重复杂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我们更能看到它的这些优点——仍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它的整体能否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产生怀疑不可避免，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和个人主义的局限、无法超出我们目前生存的范围时，对它的怀疑便越发的增强。因为个人主义有一个假设，即我们直接的存在等于实在的全部，根本无法超越它。个人主义既无法证明又无法放弃这种假设。

个体既然仅仅是表面生存的一个元素，那么它的存在就不过是按照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被接受。无论他的外界关系或者他的内界关系都不能给他施加任何义务。他也不能从他的自身产生一种理想，去驱迫他超越自己的出发点。他对自己的独特的本性毫无办法，不论其本质有怎样的瑕疵和矛盾他都无法改变。同时，他也不能把个人生存看做一种更大的生活——比如说，他的一种特殊精神的表现，或者现实世界的生活的表现，他不相信自身内部发生的事件会对他外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影响。相反，他的一生必定要推动和促进表面的利益，以改善自己的境况。按着这种图式去塑造生活，我们的生活前景会是如下的情况：实在显现出丰富的个体特征，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个性，他们从中获得自我感觉、自我享受的乐趣和满足，他会拒绝任何体系对他进行捆绑。同时，他会去实现和欣赏这种结果，他的独特性越是得到体现，他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不同之处就越明显，他得到的快乐就越大。不仅如此，个性化的趋势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关系中，处处都有他的印迹。由特异、独立和个性等特征而获得的快乐，激励着人的全部生活，给予生活某种内在的满足。

就这样，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它表现了生活的某一方面，它所代表的运动对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批判，我们承认这种批判不无道理。但是，当它自诩自己就是全部真理时，尽管它有令人炫目的伪装，仍掩盖不住它的匮乏而空虚的生活！我们假设只考虑它的个体不会受到命运的抑制和干扰的发展，即便如此他们仍没有可能超越自身和主观状态；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方式中生活，用主观的镜子反省内心的行为，虽然他们能够不断地得到暂时的满足，但也只是共生和继承在他们的孤立意识状态中，除非放弃个人主义，否则永远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然而，我们看到，人类具有思考和反省的特征，他必定要寻求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整体，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整体，他的生活就是一片荒芜的空地。也许他能从全貌的变化和转换中得到一时之快，但最终会令他处于厌倦和餍足状态。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主观世界里，因为他的生活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会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必须思考超出他范围之内的东西——总之，要考虑宇宙的无限性。正是在这里，人才感觉到有义务决定他的立场。他必须以这个整体为依据来观察——不仅是观察，还要经历——他的生活。只要他这样去做了，他就不能不反感这个纯粹封闭的体系：它让生活停止在纯粹的个性上，自身的能力和情感被压制在偶然和有限存在的狭窄道路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承受他的特性的约束，而他并没有能力去挣脱这种局限，缺少大家共有的真理和将心灵结合在一起的爱。个人主义的生活以及它的多样性和智谋，有着难以形容的狭隘和贫乏。

再者，我们上述所阐释的，是自身拥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又该如何呢？他们通常对自己的个性缺少兴趣，怎么会为个性的发展而感到快乐呢？即使是在那些个性强烈的特例中，他不也同样面临着因一种人际关系强加到另一种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阻碍吗？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只陷入自己的快乐之中，我们怎么能够挣脱这种阻碍而进行抗争呢？如上面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将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只是研究个体事例，而是研究它所依附的整体——我们只需问这个整体所贡献的价值——就会发现一种严重的损失，由此我们能够确信，这种生活远远不能弥补它所造成的烦恼和代价。伊壁鸠鲁主义常常会变成令人绝望的悲观主义，因为它虚空的基础渗透到它连续不断地运动中，最终将成为获取感知和经验的专利。

因此，纯粹的人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结果是悲哀的，且不管选择它两种方向的哪一种，也不论它确定的人际关系是相互吸引的或是相互排斥的，都无法让生活变得有任何意义或含量。社会主义文化所指导的生活是关注外部条件，只顾重视外部而忽视了生活自身。个人主义文化偏重于生活自身，但因为它无法超越孤立状态和片刻时间，使我们不能拥有生活的整体，找不到它的内在性和内心世界。所以，在这里，仍然灵魂欠缺；我们的活动力也无法超越表象。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让我们的灵魂具有自我直接性。但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和斗争能掩盖它们内容的空洞和贫乏。它们都有某些正当主张优于对方，而当它的某一点的优势顺应时代的需求时，生活就会变得专注和敏锐，生活的进步似乎成为不可否认的真实。但某一特殊方面的进步并不代表整体的前进，一个运动战胜另一个运动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胜任和具有真理。此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曾是一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假设往往会成为后来者挑战的对象，一个时代持续数百年情感的浪潮，当另一个时代出现时，对立的波涛就会奔涌而来，清洗一切既定的事实——而且，彻底翻转它们的方向——不是组织被瓦解，就是组织将对方击败。那么，对我们人类整体来说，面对这些兴衰，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呢？

这两种类型的人本主义文化都无法看到自己的空洞，因为它们总是不断向更多的人解释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习惯，全然忘记了假设的一致性。它们预设了一个精神的世界作为人类生活与工作的环境。在社会主义文化里，个体的联合形成的凝聚力似乎找到爱与真理的真谛；在人本主义的文化里，每个单一的个体背后似乎都有精神环境的背景，推动着个体的发展。在这两种文化里，生活可以立即获得意义，但必须以牺牲现实主义文化为代价。所以，我们又像先前那样感到极度困惑，准备逃离。

另外，还有一个不太严重的问题，这两种人本主义文化都有理想化的趋向。如果社会主义的程式被采纳，我们必须预先假设：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力量很容易组合到一起，能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而且都能够充分利用联合体的智慧。如果个人主义的程式被采纳，我们便要预设个体本身是高贵和高尚的，只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感兴趣。要想使个体变得高尚，则必须用某种信仰来弥补他的缺陷。但是现时代的种种运动留给我们的印象，个体真具备这种信仰吗？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拥有一种横扫一切的激情，拥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攻击本能，拥有一种降低所有文化，降低到他们感兴趣和能理解的水平的倾向，用数量代替质量，使生活变得狂暴和粗野，压制别人的自由而自作主张，难道不是这样吗？从这个侧面我们看到了个体的什么呢？富足的无谓吝啬、粉饰的自私、毫无意义的自我专注、不惜一切贪吝、无端的攻击、令人厌恶的虚伪、缺乏勇气的大话、对精神任务的冷漠、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勤劳等。所有这一切都太过明显了，令人无法忽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只是粗略地谈论人性的伟大和个体的卓越，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的领域，他们就能给生活带来幸福和伟大，我们就能有一种显明的信仰，一种最容易被别人攻击和批判的信仰。如果说宗教信仰让人得到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的话，它至少还可以要求把这种信仰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可能性上。因为它从不把感官经验和现实画等号，所以它的主张便自然不会与感官经验发生直接冲突。但是，在对人的信仰上，这种冲突就难以避免。因为它不但要求我们相信虚无东西，而且还要求我们在经验的范围内，承认与亲眼所见完全相反的东西。

再者，历史的运动既然不能够影响我们最根本的生活，就不要再对纯粹人文主义文化抱有寻找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希望，这种文化即便可以实现它的目标，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在现代，它已经如花一般自由自在地绽放，成功地把生活之水引入它的沟渠之内。但是它越是孤立和排外，拒绝历史过去几百年对它的影响和干涉，它就越无法得到历史给它的有益的补充，就越能清楚地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它便越发地失去它的影响力，从而导致自身的衰亡。

目前，我们越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世界种种局限的强烈不满和对世界的厌倦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种比自己更高的目标可以追求，不能体现到在追求目标过程中比在感官经验下更优越，并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生活将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切断与扩大的现实世界的联系，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范围内，人的生存只能忍受在狭隘和卑下的小空间里，连他生命的本性也会就此隐藏起来。因此，今天听说的一个又一个的超人，如果在感官世界和直接生存的范围里寻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人的本性被紧紧束缚和围困，不可能仅靠一句话的魔法就能使他的生活和命运得以更新。所以，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与现实文化决裂，要么放弃追求内在本性的提升、放弃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这一希望。只有肤浅和毫无价值的哲学，才会认为有第三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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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伏尔泰在《赣第德》（candide）中写道：“工作赶跑了三个魔鬼：无聊、堕落和贫穷。”

(2) 这里引用的是孔子《论语》中的语句，西方将《论语·雍也》中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译为“Choose a job you love and you will never have to work a day in your life”，直译为“选择你所热爱的职业，你便再也不必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