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生活的局限

根据前面研究的结论，我们承认今天的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觉醒。正在困惑于一个更高等的世界的真实性和现实性，迫使它把主要精力用于直接的环境，希望在那里找到稳固的立足之所，并能够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实现人生的所有可能性。对它而言，直接环境是完全确定了的事物——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确定。但是，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它完全背向了我们的预期，与我们所期望的刚好相反。如果我们试图将直接经验统一，并综合我们的各种运动，那么我们就会陷入种种矛盾，被各种相反方向的运动所围困和拉扯。每种运动的进一步分裂，都让我们深陷在对立的旋涡而茫然无措，我们正在感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安和不确定性。我们并未找到我们所希望的安全性，相反，脚下曾经坚固的土地却崩塌了。当我们努力地想把精神生活建立在我们认为非常了解的东西上时，它却越走越远地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曾寄希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些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运动却让我们得到了与希望相反的结果，而且那些我们希望获益的地方却让我们损失更大。

诉诸直接经验让我们不得不面临如此的问题：我们是在人的幸福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还是在与人的幸福无关的社会团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采用后一种方案有两点优势：传统学说的土崩瓦解激发了人们对人的能力的质疑；无限宏伟和充满生命力的宇宙，向现代的观察者展现了它的魄力。但是，这个概念仅仅可以做一般性陈述，如果进行更进一步、更详细的阐述，它之中难以调和的对抗就会显现，即个体本身感官和思想的对抗。思想和感官均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直接经验；都希望成为所有实在的唯一源泉，并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于是，就出现了关于人生的两种答案，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前者得到公认的主张是人与自然的连续学说，有利于技术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后者的主张是让思想从感官彻底解放出来，有利于丰富我们的劳动成果进而丰富整体存在。这两种进程是现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尽管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有着很大的成就——就它们开发的能力和取得的成就而言——但它们都不能囊括整个生活并给它一种意义。在它们理论框架下成长的生活无法补偿生活带来的困苦和烦恼。自然主义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人们，将其视为无意识的机械的一部分；理智主义则认为人不过是思想进化过程中的容器、工具和器械。两者均不把生活的发展归结于人，不把人看作生活的主人和推动者：一切事情发展都与人无关。在骚动与喧哗的社会里，他的灵魂是空洞，生活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个人濒临灭亡的危急关头，极容易唤起蓬勃蔓延的欲望：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的自身，把人当做人看待，把人当做生活中各种活动的中心，把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合理分配时间和满足心灵愿望的权力归还给他。这里好像是充实而快乐的生活的美景：没有疑虑和晦涩，不被复杂的问题所困扰。但是，也同样因为在这里，运动的发展显现了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潜藏在这个运动中，这两者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双方都在阻碍对方的发展，削弱对方的信仰基础，双方都只是在消耗，都无法给生活以精神依托或令人满意的目标。按着社会主义的图式塑造生活，生活就只具有外部的行为；社会主义决不会把外部的获取变成内心的利益，因为它从未给生活以灵魂。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把一切兴趣集中到个体身上是不可难免的。但是，由于直接环境严格限制着个体，它就无法构成一个整体，也无法将精神全部集中一点上，他的生活成为一个个的断片，破碎的感情和冲动——像流水一样瞬间而连续地发生着。也许这些经验可以带来愉悦和欣喜，但是这种快乐背后的空虚不可能永远潜藏。与事物整体有关的任何问题提出，都能揭开它缺陷的遮盖布。但是，只要有任何思考又怎么能避开这样的问题呢？

因此，企图建立一种纯粹实在主义的文化注定要失败。如果它的倡导者继续宣称是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借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劳动中发展起来的精神氛围，不断地填充他们的不完善体系，这种精神氛围所带来的深度与自信，是纯粹实在主义文化所不能具备的。不仅如此，他们借用的不仅不是产生于自身，还与他们所实行的路线相矛盾，如果尽管矛盾，但对他们仍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他们自己阐发的观点，势必会被自己推翻。因为，这些体系想体现它的独特性，便会竭力和粗暴地排除一切补充给它带来的影响，这样就会越来越狭隘、不足和不可靠。就像精神特征中所常见的那样，表面的胜利越迅速将预示着内在的毁灭也越快。

我们已经探讨过实在主义文化的类型，除了上面所讲的，就不可能有其他类型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都不能给予生活以意义与价值，如果它们的冲突猛烈而无法调和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文化是有缺陷的。它把生活抛向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时而让人回到自身那个冰冷的世界里，时而又让人摆脱狭隘和愚昧的人际关系，置地到辽阔无边宇宙中生活。找不到一处可依赖的稳固的根基，没有一种合理的综合，没有一种生活可以补偿所遭受的困苦与烦恼。当我们回忆起当初这一运动诞生所寄予的希望，眼前的失败更是让人垂头丧气。在生活前进的行程中将这一希望打碎了，被打碎的还有一切期待。我们追求确定性，却陷入了可怕的一团糟；我们寻找整体的人生，却得到了破碎的、对立的生活；我们渴望和谐和愉悦的生活，却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是冲突、烦恼和忧愁。

既然这样，这种痛苦经验让人们不能不去寻找别的出路，那个曾经把人的命运与上天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旧体系、曾经是人们希望可以成为向导的那个世界的星辰，便首先成为人们回归的目标，我们会感到惊讶吗？在人们最终放弃那个世界时，他损失的就不只是力量和权利，所损失的东西要远远超过这些，这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实吗？因为，把所有个体的生活限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有的个体的内在和等级全部取消，人的相对独立性、自我直觉性和自省的可能性就必然会被剥夺，也就是说它的热情、高贵和尊严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剥夺。如此这般压制和贬低生活，就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抗。宗教情感被重新唤醒，甚至某种旧的唯心主义也有复活的倾向，这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所面临的形势。重新回到简单的旧体系的生活令我们无法想象。无论现实主义文化离最终的结论还有多远，这个运动，以及由它延展开来更伟大的当代生活运动，已接近了它相当一部分的本质，我们的生活标准和自身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鸿沟已经非常宽大，简单的回归到旧体系已变得不可能。因为，旧的宗教和旧的唯心主义已失去了它精神的直接性，不可能再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接纳。细节上的争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已显得无关紧要：那个所谓的上天世界是真的存在还是幻想——只是把我们自己的存在投到宇宙无限之中去？事实上，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了，因为宗教和唯心主义都曾经改变过和激励过人心，无须进一步论证，它们绝对不是梦幻的结果。在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东西和必须放弃的东西之间需要有一分界线，但我们将在何处区分呢？我们经常会发现，那些早已无处容身的旧教条混进了我们的新学说，对新学说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让我们的精神面临不诚实的威胁，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多少不切实际的言辞、虚假夸大的激情、博得人心的自欺与所谓的宗教复兴结合在了一起？我们需要对新旧体系有清醒的认识：人能否打破局限性，如何克服个体存在的局限制，如何进入一种更高级的生活。只有这些问题有了确切的答案时，我们才有可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虽然我们今天再次重视对宗教的重要性，但我们仍不确定应该如何理解它，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两个对立阵营。一派把宗教视为思考和审美的对象：希望摆脱人的渺小和摆脱日常生活的琐事和困苦，缩短与无限而博大的宇宙交流的距离，向我们预示宇宙神秘奥妙，感受——如果有可能的话——宇宙的美丽。另一派则强调宗教的道德范畴，他们认为，宗教可以使人摆脱灵魂分裂带来的痛苦，使他们脱离苦难和罪孽，为自己找到一种无比纯洁的新生活。这两派的思想相互交错，混杂在一起常常难以分辨你我。这种混乱的文化怎么能够战胜像现实主义那样体系化的对手呢？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一种痛苦和困惑的状态中，纯粹现实主义的文化掠夺了生活的一切意义；回归旧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停止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也办不到。我们面对这个尴尬的时代又无法泰然地接受这一切，看一看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就会明白这种状况是多么地普遍。

如果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节奏，仍是过去那种衰弱无力缓步前行的话，我们就激发不起情感的体验，上面所说的那些矛盾和不合理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困扰我们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对人生的意义问题不会感兴趣，没有答案也不会失望。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绝对不是一个衰弱无力的时代，它的活力四射，驱赶着人们在进行着最紧张的工作——劳动的成果颇富成效。它的情感强烈而深刻，且正在没有疲倦地快步向前，它的本质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如果个体专业化的成功并不能影响人类整体的结果，如果我们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实质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那么面对不和谐的现在生活我们就无法坦然。事实上，那些不能战胜复杂境况的人，或者无法调和这些烦恼的人，实在不能有什么独立的能力。有些人因为内在生活的缺乏而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和持续不断的运动里，试图用这种手段慰藉自己的心灵。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人的终极目的是完整地实现自我和感觉自我，并为这种完整性填实一种内容，而这项内容是单纯的工作无法提供的。因此，很多人专心致志沿着和一切希望与情感有密切关系的道路，去努力探寻人类各种本性的满足。但在这条路上他们无法获得进步，哪怕是他们认为的进步，却消耗了他们过多的精力。有人巧妙地取用了一些超过生活内容所应有的东西，结果得到的是一种虚荣的生活，这种生活缺乏内在的真实性，而且它的本身并不能让他得到满足，得到的只是外表的满足。

于是，人类的整体变得更加分裂和困惑。方向各异的社会生活潮流越走越远，最后失去了一切关联。互相冲突的运动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有各自的现实理念，也有各自的评判标准，而且以各自的方式处理生活的问题。没有共同的精神价值标准，一个人所认为的黄金，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是铜币。如果不是历史的和社会的精神氛围的渗透缓和了这些冲突，如果我们的差异不被一种共同的语言所掩盖，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与邻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绝对隔离的。而且越是想把我们的生活合为整体并赋予它意义，人与人之间这种隔膜就越深。当我们置身于友谊和共同事业时，这种内在的分岐就成为人性弱点的根源。它阻碍我们共享经验和创造性天赋的发挥。另外，每当讨论人生的重大问题时，因它固守肤浅的理论和对问题不负责任的否定，损害了人的自由创造力并由此造成了道德力量的损害。进而造成人的精神的混乱，在处理人生这种重大问题时变得草率，导致得到的结果与现状真正需求恰好相反。生活在这个范围里的人目光狭隘，因为他的精神色盲，他只能看到他自己活动范围内的东西，其他的经验和印象——无论如何深刻——他都一概看不到。这样的人，可能通过赞美他个性的伟大与尊贵，而去自由发展他的才能和爱好，但他对今天正在蔓延的极度自私和盛行的软弱放纵，却视而不见。感官运动的自由发展为他所称道，被认为是回归纯粹自然，虽然现代的感觉主义宣称它不过是文明生活的产物。在这种极度混乱中生活的人，看事物仅仅看它的表象，他完全不明白任何思想都是有前提和推论的。最直接的矛盾在他极度混乱思想面前也无计可施。比如，为了科学，他可以极力贬低人类而将自己等同于低级动物；而为了政治和社会，他又会在现实生活中拼命地鼓吹人类有多么的伟大和尊贵。并以此理论作为他的行动准则。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没有精神直觉，像理性与自由、进步与发展、内在论与一元论之类的东西，他也能够充满热情地去对待，并能从这些纯粹的抽象中收获满足，但他不会用心去阐释这些理论或证明它们的合理性。

局限在这个生活的个体，虽然获得了一些好处，但对整体的人类来说，显然是一种灾难。人类不可能甘心听从一种可能毁灭它的理论，尤其是在人们的兴趣向新的方向转变之际。我们会发问，活在宇宙中的人们，是否应该拥有一个特殊地位和任务，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能否把幸福和安逸放在一边，个体是否应该有一种他必须承担的责任。对这些问题的质疑，必定让我们陷入痛苦之中，意识到我们对广阔宇宙的无知，意识到我们自身天性的难题和冲突。我们犹如连珠炮一样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它们的能量就开始聚集，将成为我们支配一切的唯一兴趣，从而改变我们生活的趋势和方向。我们承认，现在社会因为过分地强调实际工作的完成，而忽视了这些重要的问题。劳动的辉煌将其他兴趣逼退到角落里。但是，不管劳动威力有多大，都无法阻挡心灵对其他权利的拥有，虽然心灵自身也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情况，但它在给自己增加困难的同时，也为精神的纵深发展进行着种种努力，生活模式的改变再次具有可能性。这项运动使那些走到古代生活模式边缘的人们格外振奋，引起了精神的巨大改变，这些变化从基督教得到了体现——这种体现很多方面受到现时代的影响。当时许多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现在成为了神话，成为遥远而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但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事物背后，还是否有一个确实的问题——一个人类不可能永远忽视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疑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做更详细的阐述；不过，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直接环境论所鼓吹的那些辉煌的成就，如果不能给生活以意义与价值，人生问题便显得格外沉重；事实上，现在的生活已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中，这种生活曾试图从直接那里得到最终的答案，但结果它的愿望落空了。现在，这种结果已经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放弃理性，要么改变生活。从大的整体上来看，一切延缓措施都无济于事，我们十分明白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已经对纯粹现实主义文化丧失了希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所论述的生活图式全部是否定的回答。但我们否定的并非全部生活图式，还有一种图式我们应该给予肯定的态度，我们有理由对这一图式抱有希望。在精神问题领域里，每个“不”的后面，常常会有一个“是”。“是”通常是不太明显的和不确定的；然而，它虽有许多的不足，但仍然是一个“是”。某些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得不到，也未必会感到遗憾，除非对它的渴望已转变成我们的本性，除非我们有一种愿望正在追求从来未曾获得的满足。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和这样的渴望存在，即便实现不了目标我们也不会感到悲伤和不安。比如，印度的教徒用他们合乎逻辑的想象力发现，与永恒无限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活是空虚和短暂的，如果这一发现会使人悲伤的话，只能说明人对其短暂性说法无法接受，不想成为短暂的事物，而要通过思想永恒性达到永生的目标，并分享这种永生。人类的这种缺陷本身不正是他的一种伟大吗？如果仅仅是时间没能得到满足，就能证明没有永恒的东西存在吗？基督教教徒慨叹人的道德缺陷——甚至慨叹人的彻底堕落——结果导致他们抑郁和消沉。但是，假如我们不认为人有道德本性，不承认有自由行动能力，不相信人的自由行动能远远超出机械论的范围，那我们又怎么能够对道德做判断呢？也许“是”远不如“不”那么明确，但如果没有“是”只有“不”，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缺乏任何实质的意义，已成为人类的严重缺陷，成为人际关系混乱的根源。但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说明一个事实：人类的本性深处便有这么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迫使我们由内心开始来探求生活的真谛，并使生活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因此，我们务必小心，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完善和矛盾重重而鄙视它。它的不完善不正因为它比其他时期要求的更高吗？它的矛盾重重不正是来自它贯穿生活的热情和穷尽生活的可能性的力量吗？有哪个时代曾这样彻底地探究全部的可能性，并把每个可能性赋予心悦的信仰和热情而如此努力过？从未有哪个时代产生如此多的新经验，从未有哪个时代在如此宽广的范围里用博大精深的知识来探究人生问题。所以我们坚信，从那些存在缺陷和被否定的理论中，定能找到一种肯定的答案。

这些理论存在缺陷和被否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我们自身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矛盾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心，这就很有力地验证了我们的力量。那些未能满足的要求不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是从我们的本性上产生的，它给我们指出了必须努力的方向。凡是没有心存偏见的观察者，都会对目前状况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在一切抗争和混乱的背后，都有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试图通过它们实现，充实它们以力量和热情，然后，又不满地失望而归——这是毋庸讳言的。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东西在搅扰，而我们又没有完全觉悟，才使我们陷入如此不安和困惑之中。再者，各种类型经验用以彼此破坏的能量，同样显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统一的方向运动。面对如此众多的运动，我们能够加以批判和评论，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优势。依附于一个派别只是某个个体，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必须超越这个局限。因此，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处于一种极为不安的状态，混杂其中的有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一种新的生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趋势，但还不能完全得到肯定。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它还不能完全地成为我们自己，缺陷和否定正在全力地反对它。

然而，这些一般概括性的概念，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如果我们是为了追求工作的进步，则必须是问题明确和突破点清晰。从寻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问题和突破点，它让我们知道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及努力所行走的路线。在此详细阐明关键点将有利于我们认清局势。我们对生活的意义的问题模糊不清的原因，是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将我们分裂了，任何一方的特定信念都不能吸引人们普遍接受它。

坚信一个不可见世界与专心不二地探究直接环境之间似乎如水火般不相容。可见的世界拥有诸多的可能性，却不能满足人性中某种迫切的需求，即使倾其所能，也不能给生活以意义，这一点已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寻找生活的这一意义，就必须从直接环境无法达到的深度入手。但因此认为不可见世界具有重要性的话，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我们满意的呈现方式。过去的基础已经不能令我们满足，由它们指导建立起来的生活太过狭隘，历史发展过程中给予我们直接环境相当重要的地位无法从它们那里得到体现。因此，我们急需找到这样一种新生活：能为人理解的具有二元性的生活。也就是说，既保留不可见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又不损伤直接经验的现实特点。面对这样的要求，如果扩大和补充实在的范围，如果对生活的层次不具有区分的能力，我们就无法实现它。这一切是否能成为可能，尚待我们去检验。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必须记住的——如果不可见的世界真的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广度的话，它就不仅仅只是人类渴望的对象，也不仅仅只是从我们有限的经验中费力抽取出来的推理和判断；它一定是个完全独立体，存在于它自己的生存权利之中。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沿着现有的特定路线发展，而且我们还能够从中找到生活与存在之间的非衍生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同样，对于生活的塑造，我们再次面临两种难以调和的敌对倾向：一种力图把生活拉进世界，另一种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人身上。前一种倾向，不断地使用人类但又不断地摧毁他的自我和人生价值，把一切成就归于宇宙的进程。该体系的性质与思维辩证法一样在这方面都有致命的缺陷。而后一种倾向，将人作为中心点，只关注人类的形态，结果导致一种非常狭隘和匮乏的生活，暴露出渺小而卑微的人性，而人们面对其卑劣却无力抗争，所以它不可能是人类要寻找的答案。假如对立的双方都能证明对方的不充分，假如世界太冷酷而人类又渺小，同时也无灵魂存在，那么所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放弃这两种互相对立选择，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对立的生活体系。人类必须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的同化世界，使其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必须在其存在里找到一种精神解脱，摆脱狭隘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当人和世界能够如此有机地相结合时，他们的状态将马上不同于以往，也许它们的整合可以超越生活中的对立。这种扰乱和分裂我们生活的对立，对世界而言，是自然与理智的对立；对人而言，是社会与个体的对立。

现在的争论点——整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人能否从精神上超越世界，并随之从根本上改变他与实在的关系。现代文明必须正视这个巨大的难题。人类视野的拓宽、劳动的进步以及智力的提升，似乎越来越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相比较以前的简单思维，个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曾是宇宙中心的他，被赋予上帝之子或理性卫士之誉，如今却如“海洋里的一滴水”般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完全无法接近实在，无法与实在相提并论，人类同化宇宙的一切努力都被进步文化称为神人合一，人敢于同化实在将神人合一，不也是一种见解吗？就像宗教和哲学一样，难道科学不同样是我们思想的体现吗？现在看来，人虽然无法逃离自身，但当他被封闭在某个单调的领域时，他就会为内心空虚而困扰。唯一可能解决的方法就是从根本改变生活的观念，在他的内心区分开狭隘的生活和广阔的生活，一种是有限的、永远无法超越的个体生活，一种是无限的、可以让他接近宇宙的伟大与真理的生活，人类真能够上升到这种精神高度吗？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与价值就有希望。在今天我们至少能认识到，脱离个体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是毫无希望可言的。

此外，今天的形势会给每个思想富有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悲观而抑郁影响，只有相信精神的力量，才能让他摆脱和走出这些影响。面对自然的壮阔与冷漠，我们人类在这苍茫无限中显得极为微小和孤苦，社会生存环境又深陷群情激奋而精神匮乏的旋涡，人类由于自私，被表象局限以及放任不能自控的本能，从而导致他的道德低下；这一切世人皆见，无须回避。然而我们还是要发问：这些便是人生的终极真理吗？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对命运逆来顺受而放弃对生活合理性的追求？或者，我们能不能提出一种可靠的理论来推翻眼前这种令人绝望的结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选择了后者，就意味着要冒巨大的风险迎难而上，但这也是人类在精神上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歌德那句“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师”的名言，在这里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