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安魂曲

一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正午时分，当成千上万发礼炮从田野里前赴后继地冲上天空，在树梢间密集地炸响，并弥漫开来一大阵刺鼻的烟雾时，所有的人都站在那个空旷的院落里，昂首凝望着那无比庄重的一幕。

那一幕，极有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幕，最隆重的一幕，但也有可能是最寂静的一幕。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

人群里没有喧哗，也没有躁动。只见金色的星群，像子弹一样呼啸着出没在狼烟般四起的云团里。尽管二氧化硫的气息塞满了各个角落，并舔舐着每个人的脸颊，但没有人用手捂住鼻子，也没有人用手蒙住耳朵。

倘若是在夜晚，我们看见的将是一天绚丽的烟花，但那是中午，也必须是中午。震耳欲聋的声响，像闪电一样划来，在我的胸腔里激荡起一个接一个的回声。我的胸膛，像冬日的山谷一样空。落叶寂静地燃烧。

那是一个沉重的时刻，一个悲伤的时刻，也是一个尘埃落定的时刻，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刻。空旷的院落里，布满了惊雷的余波。脚下的大地，身后的房屋，屋檐上的瓦片，耳畔的空气，似乎都在震动。

“礼炮实在是太多了！”一位婶子踱到我身边，有些不满地对我说，“不过，你奶奶最喜欢热闹。这下该高兴了。”

我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却不记得说了一句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有说，我眯缝着因熬夜导致的酸涩无比的眼睛，眺望着树梢上那一块星群出没之地。那些自云团里蹦跳出来又倏忽消失的星子，像是天空绽出的花朵，也像是大树结出的梦幻般的果实。真正的昙花一现。像生命。

礼炮齐鸣的场面，至少持续了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说不一定。当鞭炮声偃旗息鼓，笼罩天空的狼烟般的云团向东边缓缓移动而渐显稀薄之时，每一张憔悴的脸盘上都流露出了轻松的表情——犹如阴翳多日的天空终于放晴了。

我听见他们纷纷吐出了一口长气。

我也吐出了一口长气，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件久拖不决的大事，终于卸下了堆积在心头的重负。

待及人群四下里散去，烟霾散尽，阳光重新自头顶像风一样泼下来，我和那个生满了野草的院子一样，和那一片闲置已久的土地一样，感到一阵晕眩。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唐人崔颢的诗句，恰好可以道尽我彼时的感受。

恍惚中，我惊异地发现，远方奔腾如怒的群山消失不见了，近处亘古如斯的树木消失不见了。许许多多看似坚不可摧的事物，都像冬天的雪人一样在阳光的舔舐下消失不见了。

我这时才意识到，一个家族的老人，不仅是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还是一堵对抗时间的墙壁。以前的我们，躲在这堵墙壁之后——尽管它摇摇欲坠，但我们以为它会像时间一样永恒——也就不曾体会到那种被弃之荒野的空旷，而现在，随着墙壁的倾圮坍塌，那种空旷之感随之而来。

那堵历经风霜的墙壁，在这一天从我们的视野中彻底地消失了。我们的阵地，被时间这个入侵者打开了一道无法修补的豁口。

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在尚未学会闭嘴之前喜欢唠唠叨叨的老人——尽管我们都讨厌过她，憎恨过她，甚至诅咒过她——没错，她的一生似乎就是在唠唠叨叨中度过的。没有人喜欢她的唠唠叨叨。大家都把她的唠唠叨叨当成一种听觉上的折磨。没有人愿意多听一句，没有人认为它们是合情合理的，是正确的，更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笔应该被继承下来的记忆遗产。

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子侄辈的曾祖母。我辈的祖母。父辈们的母亲。就在礼炮与鞭炮齐鸣之前，她已入土为安。她颜色鲜艳的新坟与祖父杂草纷披的旧坟合在一块儿——他们终于像多年以前并排躺在了一块儿。

祖母的坟头没有立一块墓碑。据说不立墓碑，不刻墓志铭，是我们这一门向氏的传统，但没有人能够道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委。只是有人说，这一祖训现在已有所松动。“传统，总还不是人定的。”他们说。

这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的父辈，除了向家院子以及周边地区熟悉祖母的人，没有人知道她这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没有人知道她的生卒年月——即使是年龄如今都已徘徊在花甲之年的父辈们，也不一定了解他们母亲的全部。她的早年生活，对他们而言，一定是一个谜；更不用说我的子侄辈们，哪怕祖母给他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星半点印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终将被遗忘殆尽。

当一拨拨外乡人从那条马路上路过，他们不会知道墓主人姓谁名谁，他们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亡灵。

我们遗忘一个人，比记住一个人要容易得多。只要这个人转身不见，再也不会在某一个拐角出现，我们似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这并非危言耸听。多年以前，我就见过远道而来的后生，受长辈之托到向家院子北部的田野里祭奠祖先，却因无记忆可循无线索可查而迷失于山沟草泽，不敢确认祖先的归宿地。若不是祖父为其指点迷津，那后生就险些将纸钱烧给了与他们家的血脉毫无瓜葛之人，而拜错祖先。

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身上。偶尔去姨妈家做客时，父母总会嘱咐我不要忘了去祭拜过世多年的外婆。可我总是记不住那条通往外婆墓地的曲折山路。如果没有表哥带路，我是永远也找不到外婆藏于深山的归宿之地的。

可以预料到，多年以后，当疯野的荆棘封锁道路，当表哥们年老体衰再也无力引路之时，外婆注定了会被我们遗忘在那个孤独的角落。我原本就不曾见过她，想象不出她的容貌，如果缺少了那样一个仪式，她将被我从记忆中一点点删除，仅仅剩下“外婆”这个扁平的称谓。

记得小时候，我在一个葬礼上见过知客司仪站在宾客们的面前，拿着一张草纸，大声朗读着一篇字迹潦草、语言干瘪的祭文。短短几百字，就概括了逝者漫长的一生。逝者在人世间度过的数十年光阴，仿佛都被压缩到了那张扁平的草纸上；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幸福，都被浓缩成了几百个潦草的汉字。

那本是一个肃穆的默哀时刻，但总有宾客因为知客司仪略带书面化的表达、抑扬顿挫的调子和一本正经的神态而发出不合时宜的笑声。

在祖母的葬礼上，我没有见到这个在我看来应该必不可少的仪式。我也就没有机会看见司仪拿着一张草纸，对祖母的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总结。是知客司仪遗漏了这个重要仪式，还是我错过了这个庄重时刻？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原因，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祖母就这样在一片隆重的礼炮声中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彻底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遗物。就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二

许多个冬天之前，祖母就已被我们遗忘。她独自生活在一片黑暗中，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着，吞噬着。就像《百年孤独》里的乌尔苏拉一样，在眼睛彻底失明而不能参与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后，便被遗忘在一个黑暗的角落。

我不得不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我甚至认为，祖母的孤独，比一百多岁时的乌尔苏拉的孤独还要大——至少，还有两个孩子将乌尔苏拉当成戏耍的木偶。他们在她的脸上涂满油烟和胭脂，在她的身上挂满花布条，蜥蜴和蟾蜍干尸，念珠和阿拉伯人的古旧项链，甚至险些将她的眼珠子挖出来，如果不是她的孙媳妇——阿尔卡蒂奥的妻子及时阻止的话。

“现在要么是在这里坐着，要么就是在底下门口坐着。”她坐在五叔家的电视机前很无奈地对我们如是说。只见她皱着的额头间，含混的眼神里，净是叹息。我很清楚，她的这句话，并非抱怨糟糕的现实生活，只是她对自己年老体衰无所作为的现状所发出的感叹。凡夫俗子毕竟不是神仙，不得不服老啊！

在与命运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搏斗后，祖母已沦为彻头彻尾的输家，从此像一只布袋任其摆布。

那只看不见摸不着的幕后黑手，让她坐在桌子边，她就乖乖地坐在桌子边看电视，屁股仿佛被胶在了椅子上。你还以为她看得津津有味呢，实际上，她压根儿就没有观看电视节目——多年以前，我们就发现她看不懂电视，她只是对荧屏里不断切换的花花绿绿的画面感到好玩罢了。她听不懂普通话，分辨不清歌词，更弄不清楚电视剧里的故事情节——而是电视在观看这个老妪备受争议的一生。

那只来无影去无踪的幕后黑手，让她坐在五叔家一楼面向马路的大门口，她就成天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盹儿——仿佛有人捆住了她的双脚——直至暮色像天使一样从屋檐上降落下来，像季节一样从田野里漫漶而来，她才缓缓起身回到室内。

可耻的时间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在祖母的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就在她坐在门口打盹儿的时候，就在她望着远方发呆的时候，就在她与陌生路人搭话的时候，可她对此毫不知情，就像她对自己身体的败落视而不见一样。

祖母或许从来不曾预料到，以前不能容忍丁点瑕疵，总想在儿媳面前树立至高无上的家长权威的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变成一个老态龙钟耳背眼花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变成一个经常给儿子添乱的多余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可怜的祖母，变成了一团无人呼吸的空气。在孤独的晚年，没有一个故交登门拜访，并与她一起追忆往昔，没有一个儿孙愿意聆听她的唠叨。因此，她不得不将平生往事尘封于心底，同时不得不保留她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一旦她发一下牢骚，就会招致儿子的责备；她最多喃喃自语一番。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外交手段是极其失败的。在村子里，在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里，她似乎没有结识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她对内的政策也是失败的，七个儿媳，她没有赢得一个儿媳的好感。

事实上，早在十二年前，自从祖父离开后，祖母就过上了这种无人问津的生活——尽管祖父还在世时，他们就已分居多年，但毕竟还有人不时跑过来跟她说说话。那个时候，她独自一人居住在两间低矮的老房子里。白天在那几分养老田里操劳，晚上用一盏孤灯照亮灶台，照亮独居者的凄凉晚景。

那个时候，我的父辈们就已很少与他们的母亲交流，除非她在生活上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才踏进她的家门。他们再也不曾像小时候那样，把针尖般大小的事都从心窝里掏出来与他们的母亲进行分享，再也不会与她就某一件事进行商量。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已被时代淘汰出局。

我有时不免怀疑，我的父辈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在他们与他们的母亲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而这种缺少沟通的母子关系，在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家庭。谁掌握了经济大权，谁就掌握了说话权。

确实如此，在无以挽回的衰老的过程中，祖母一点点丢失了向整个家庭发号施令的权力——随着儿子们先后独立门户，一个大家庭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至少在形式上早已松散——一步步从前台退到了幕后。

我还发现，我的父辈们在他们的母亲面前，是缺少耐心的。既缺少一个母亲对儿子那样的耐心，也缺少一个母亲对儿子那样的爱。

我们这一辈人，与她更是存在天然的无法逾越的代沟。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堂兄堂妹试图与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每次遇见她，或专程去看望她，我们都只是礼节性地与之寒暄几句。之后再无言语。

我们不曾想过要走进她的内心世界，我们把她当成一团空气晾在角落里。她就像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人，对村子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于我辈之间的交谈全然陌生，根本无从插嘴。生活在生活这口水井底部的祖母，不仅被我们遗忘，而且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刚开始，她像一把不会说话的椅子，郁郁寡欢地坐在被我们忽视的灰色地带。但当她对这一待遇习以为常之时，她渐渐将自己坐成一尊菩萨，傻呵呵地望着我们笑，或者凝望着某一个点，一动也不动，像是进入了沉思的神迷状态。

祖母自然知道被人遗忘的后果：一旦退出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就会变成一件碍手碍脚的摆设，一个包袱，一个任务——在我们那儿，大家都把家里的老人当作任务，哪一天把老人送上山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就像刚刚失明之时不甘心就此退出家庭生活的乌尔苏拉一样，祖母也曾极力想将自己从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从那种深渊般可怕的孤独里挽救出来，以表明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并非百无一用。

去年端午节期间，我就见她试图帮五婶收拾晒在院坝里的粮食，结果被阻止。因为一不留神儿，她就可能摔个跟头。前车之鉴，让五婶怕了。

一个孤独的老人，是很容易把记忆弄丢的。就像一个舌头正常的人，如果几年不开口说话，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哑巴。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反复背诵一篇课文时，背着背着就短路了，把一些段落和句子遗失了；当你反复写一个汉字时，写着写着就觉得陌生了，不认识了。同理，当一个老人因为无人对话而只能靠反复咀嚼记忆以打发时间时，记忆就可能发生错乱，游离，甚至背叛，丢失。

二〇一三年，祖母已显露出意识模糊的端倪。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耐心与之交谈，想从她的口中抢救一些有价值的记忆，却是枉费工夫。虽然她也做出了全力配合我的姿态，但她的回答总是驴头不对马嘴——她一个人断断续续地追忆着年轻时候的往事——惹得我们哭笑不得。

第二年正月，伯父在一个大雪纷扬的黄昏给我讲述过一个更为可笑但也更可悲的掌故：祖母在年前摔过一跤，卧床不起。伯父前去探望。祖母和他谈论起他的兄弟们。结果她怎么也想不起老三的名字了。你猜她怎么说？“反正是住在公路上边的那家……”伯父听了如坠雾中，过了半晌才明白他母亲的语义指向。

时间似乎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不记得是二〇一一年，还是二〇一二年年底，祖母就不认识我了，她以为前去看望她的，是我的一位堂弟。

同族画家黄永玉先生撰文说，要相信、要承认有一种使战斗者“孤独”的幽灵朝夕窥视的可怕力量。它渗透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人，任何性质的情感中。战胜孤独，比战胜离别艰难。伟大如薄伽丘也怕。

祖母是如何战胜离别的，我不得而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据五叔说，只要一提起他们的父亲，祖母就会痛哭流涕——但我知道，连薄伽丘也怕的事情，祖母是无力战胜的——我尚未听说过一个乡村老妪战胜孤独的良方。她们的命运大体相同。她们把最后的时光都消耗在漫长的等待中。

等待，成为她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正如赫塔·米勒所描写的那样：“当她们完成衰老的过程后，就和男人一般无二，接着就决心走向死亡。”

被我们遗忘的祖母，尤其是她坐在大门口打盹儿的那幅画面，不知为什么，总让我联想起在树下等待戈多的那两个流浪汉。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脚出了毛病，反倒责怪靴子。”

弗拉季米尔的这句话，更像是替祖母说的。

三

“上了年纪的老鼠是灰色的，身体臃肿，像是它们一辈子只受到爱抚似的。它们无声地窜来窜去，沿着脚步拖出又长又圆的痕迹……”

当我在赫塔·米勒的短篇小说《低地》中读到这段话时，我以为她写的，是我晚年的祖母。

晚年的祖母，与一只上了年纪的灰色老鼠确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身体臃肿，行动缓慢，神情呆滞，无声无息，像一团向时光深处蹒跚而去的灰色的影子。她咀嚼食物的时候，尤其像一只老鼠，只见她不剩一颗牙齿的嘴巴蠕动着，腮帮子一鼓一瘪的，像有一只小动物在里面拱来拱去。

可她没有变成一只真正的老鼠，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怜巴巴的足球。尽管她在八十余年的岁月里从未见识过这种黑白相间，外形成网状结构的球，更不知其游戏规则，可她确确实实变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足球。

他们的命运，实在毫无二致。

我已不能确定祖母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变成一只足球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尚且年少，对于人世间的纷争和亲人间的微妙关系还懵懂无知，而她已不再年轻，毕竟她已是许多个孩子的祖母，一大串孩子呢。

还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孙辈不嫌麻烦地给她解释足球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对于球类没有一点概念的她也完全明白了游戏规则，她也一定不会把自己与一只被踢来踢去的足球联系起来。

“我这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足球呢？”她一定会这样说。

祖母不可能知道真相。“她的一生都过得糊里糊涂的，对于生活没有一点把握。”大家都这么说。

事实上也是这样，就在她奄奄一息之时，就在她与世长辞之际，她仍然不曾摆脱作为一只足球的可悲命运。那个看不见星星的凌晨，她的儿子们正站在黑夜中争吵不休。他们激烈的措辞，像星光一样迸溅。

他们争吵的主题，更像是一个永恒的母题，因为这么多年来，它从未发生改变：“我们该怎样赡养自己的母亲。”

写到这里，我扔下笔头，停顿了十余天时间。并不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而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无形之中压迫着我的心胸，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们该怎样赡养自己的母亲？”按理说，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一位母亲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你——临盆之日，对母亲们而言，无异于独自进行的一次生死之搏。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母亲在这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的生命是母亲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所以民间才有我们的生日其实是母亲的受难日之说——再经过千辛万苦将你抚养成人，甚至为你照顾孩子，成为两代人的母亲……当她年老体衰之时，你反哺于她，乃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在我们村子里，就有好几位老人，跟祖母一样，在暮年变成足球。仿佛足球，是他们看得见的命运，是他们辛苦一生的结果。在我们小镇上，多年以前就出现过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因为遭受非人虐待而将不肖子告上法庭的新闻。

我的父辈们都曾对那些老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出了深切的同情，并对不肖子们的行为进行过强烈的谴责：“早知如此，就将他们溺死在尿壶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不会成为那种为千夫所指万人所唾的不肖子的。哪里料到若干年后，他们兄弟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一桩桩新闻的主角呢？

生活这幕跌宕起伏的戏剧，往往让人忘记自己也是身在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还是一个前后相互矛盾的角色。

祖父一早就确定了赡养他的人选——他的第四个儿子，我的四叔，一个习惯默默做事而不事声张的人，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但赡养祖母的人选一直不曾明确。祖父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对几个儿子施行过许多软硬兼施的办法，但直至他离开人世，祖母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祖母的养老问题一直悬着。“她的不幸遭遇，都是她咎由自取。如果她的嘴巴不那么厌烦的话，她是可以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的。”不仅局外人这样认为，她的儿子们也这样认为，她的孙辈们也这样认为。

可嘴巴长在她的脸上，谁也管不了。或许连她自己也管不了。多年以前，婶子们在串门谈天时，时常提起祖母的那张嘴巴。在她们眼里，那是一张比老鼠的嘴巴更可恨的嘴巴。她们都不喜欢那张嘴巴。

那张爬满了皱纹的嘴巴，总是会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听起来，就跟老鼠在黑夜里咀嚼粮食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那张咕叽咕叽的嘴巴，总喜欢对儿媳们的所作所为指指点点，品头判足。实际上，她的儿媳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她逊色。

正是这张在婶子们看来喜欢无中生有，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嘴巴，把它的主人变成了一位长舌妇，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最让她们难以忍受的是，祖母喜欢当着这个儿媳的面，夸另外一个儿媳的好——在她们看来，婆婆含沙射影的话，无异于打了她们一记耳光。虽然心里不快，却又不好发作；祖母还经常在外人面前，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数落她们的不是。然而，她上午说出去的话，下午就传到她们的耳朵里了。

记忆有时候是残酷无情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几位婶子不曾与祖母发生口角的。在经过长时间的忍气吞声之后，忍无可忍的她们，受够了的她们，终于对“恶婆婆”的压迫进行反击了，并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联盟。

她们甚至背地里为祖母送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别称：怪老婆子。每当她们谈起祖母，总是说：怪老婆子……怪老婆子……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祖母被儿媳们孤立起来。她对此可能有所觉察，可她并没有对自身的言行进行反省，也没有意识到与儿媳交恶的严重性，依然我行我素，嘴不饶人，以至于与儿媳们越来越疏远。

因为那张嘴巴，祖母不仅失去了儿媳们的好感，也伤透了长子们的心。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一位叔父因为一点纠纷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祖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立场站在了叔父那一边。她不仅没有走上前去将倒在地上的二儿子扶起来，反而对他破口大骂，甚至扬言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

有一年，两家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发生了一点摩擦，祖父握着锄头跑到我们家疯狂地挖院坝的地基，祖母则在一旁疯疯癫癫地哭闹，继而坐到我们家的火塘屋里哭泣；她冲到院坝里时差点摔倒在地，我眼疾手快的哥哥伸手扶了她一把，结果她诬陷我哥哥，说他是故意推她的；

还有一年，祖母一边在田地里做事，一边骂父亲是老鼠儿，并对他进行最恶毒的诅咒……

像这样的事，还可以列举出不少。为了维护幺儿的利益，祖母几至达到了要与长子们断绝母子关系的地步。

有几年，她和祖父与交恶的长子们形同陌路——即使狭路相逢了，也互不言语，甚至与祖父一道，怂恿并默认外人欺负自己的儿子。多年以后，当母亲偶尔回忆起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我无法知道，祖母是否明白，亲情的裂缝其实是最难以修复的。

有一件事，我想忘记却又无法忘记。这么多年以来，它像一个幽灵，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晃来荡去。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和哥哥正在山坡上放羊，忽然被一个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奇怪唱腔吸引住了。几只羊也把脸从草丛里抬起来，立在山冈上竖起了耳朵。

那是一个巫婆的声音。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声音。它正从我们家院子附近的田地里幽幽传来。

“天上的大菩萨啊，天上的小菩萨啊……”

我们刚开始感到好奇，甚至在嘴角流出了几许笑声，但侧耳一听，才发现那副抑扬顿挫的唱腔，竟来自祖母的舌头。更叫人难以置信的是，祖母正吟唱着古老的咒语诅咒我们兄妹。我的身上一下子起满了鸡皮疙瘩。

祖母的诅咒，给我的心灵留下了阴影。那些叫人毛骨悚然的咒语，活像一个紧箍咒，在无形中影响着我对祖母的态度。

祖母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在年老之时，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接纳她，没有一个儿媳愿意接纳她，大家都怕她的一张嘴巴，而她最疼爱的幺儿在一个她从未到过的地方做了上门女婿，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

祖母的嘴巴，成为她一生悲剧的根源。它一步步把她推向孤独的深渊，把她变成一只旋转在空中的足球。

多年过去，我同样已不能确定，祖母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月跟着大幺一家生活的。大幺那时在镇上的水泥厂工作，是他们兄弟中唯一一个有着正当工作和稳定收入的人。幺婶也很贤惠。两口子将日子过得很红火。

祖母若一心一意地跟着他们，理应会享几年清福的，但她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仅与幺婶发生言语上的冲突，还经常在其他儿子面前告幺婶的状，在其他儿媳面前数落幺婶的不是，以至于勉强维持的婆媳关系渐渐失和。

在一次争吵中，五叔为了给祖母撑腰，粗暴地对幺婶动了手。一个女人哪里能够忍受此等屈辱？幺婶一气之下远走他乡，数年不归。大幺不得不辞去工作，将女儿托付给一位婶子，就此踏上了漫长的打工之路，至今漂泊在外。毕竟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一个家不能说散就散了。

这个事件影响深远。大幺家好端端的新房，由于长久无人居住，已经显现出破败之象，门窗油漆剥落，门锁锈迹斑斑，室内尘灰遍地。更重要的是，祖母再次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不得不一个人生活。像一个孤老。

被巨大的孤独笼罩着，祖母该咀嚼出苦涩的味道，并在反刍中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可在几年之后，当年让幺婶蒙羞受辱的五叔在村干部的见证下将祖母接到家中后，她依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五叔对此很恼火——他是否因此而为当年差点让大幺妻离子散的行为后悔，我不得而知——尤其让他们恼火的是，祖母不时在家中声称自己藏在口袋里的钱财又不翼而飞了，并且她一口咬定是她的孙子干的。实际上呢，是她自己管理不善抑或是忘记了藏钱的口袋。

我们都不明白祖母私自藏些钱财有什么用。几年前，她已无力步行到村子里的商店，更不用说到镇上赶集了。钱财对她而言，已无实际意义，只是一张张废纸而已。或许对他们这一辈人而言，把钱财和粮食抓在手中，才会获得安全感吧。

正如你猜测的那样，祖母过得并不愉快——可以预见，无论她住到哪个儿子家，都不会过得愉快——过不了多少日子，就会听见她的哭泣声自五叔家传出。

不用打听，那一定是母子俩又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抑或是受到五叔的呵斥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五叔可不像大幺那样文气。他脾气火暴，更像个武夫。

但无论如何，祖母终究有了着落，就像一只在空中不停旋转着的足球终于落到了草地上。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人们总喜欢在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得到缓解之时松一口气。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致命的意外，祖母将活得更为长久，长命百岁也说不一定。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我的父辈们在黑夜中为了他们母亲的赡养问题而争吵不休的那一幕了。她也就不会跟着受辱。

二〇一四年冬季的一天，八十二岁的祖母在楼梯上一脚踩虚，随着一阵沉重的闷响，身体臃肿的她，跟一麻袋粮食一样，从楼梯口滚落到了一楼冰冷的水泥地上，动弹不得。

这一跤，比往年的任何一跤都要严重，不仅摔坏了她脆弱的尾脊骨，还摔碎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她从此卧床不起。据说还挫伤了神经，导致大小便失禁。总之，问题比想象的还要坏。

五婶每天服侍于祖母的床榻，一个多月下来，渐感吃力。于是，五叔向他的同胞弟兄们提出，要么轮流照顾他们的母亲，要么由他的妻子一个人照顾，但他们得向她支付一定的护理费，按月结算。

祖母至死没有逃脱作为一只足球的命运。

那大约是她的宿命。

四

那个冬日的上午，我见了祖母最后一面——在知客司仪当众宣布孝子孝孙见祖母最后一面之时——在此之前，她已经在一间黑色的屋子里躺了两天两夜；在此之后，她将永远躺在黑夜里。

她的儿子们已站在高脚板凳上躬身围着她，脸含悲戚地，耐心细致地为她盖上了一床又一床暗红色的带花的廉价绸面，大概还精心地为她整理了一下遗容。估计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还从来没有在他们的母亲面前显示出如此好的耐心。

我和众多堂兄堂妹们立在五叔家堂屋的角落里，望着两三个昼夜以来不曾合过眼的父辈们忙碌。他们一个个神情肃穆，满眼通红，举止庄重，言语短促而哀伤。他们在同一时刻苍老了十岁抑或二十岁。年纪最小的叔父，抹了好几把眼睛。

我的父辈们，在十一年前失去了父亲，又在这一天失去了母亲。他们一下子变成了孤儿。

以前，即使他们在内心里是多么讨厌这个人，即使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把她当成一只足球踢来踢去，但只要她在这人世间多停留一天，他们就不会成为孤儿，他们就还是有母亲的人，他们就还是孩子，尽管年长者已至花甲之年。

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当着一个白发堆雪的老人的面，当着一个满面皱纹的老人的面，叫她一声“妈——”了。

他们再也发不出这个在人生伊始之时最先发出的，更像是出自无意识的声音了——一定是从血液里遗传下来的声音——即使偶尔在梦中发出了，那个声音也只会像一颗迸溅的火星，消失在黑夜里。

轮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迟迟迈不开脚步。我与另外一个自己暗自做着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不敢面对那个时候的祖母。我怕见了她，晚上会做噩梦，尽管她是我的祖母——事实上，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之后的许多个夜晚，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所看见的那一幕，就从我紧闭的眼前跳跃而出。我拼命地暗示自己不要去想，可那一幕竟是那么顽固，活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我因为恐惧而彻夜不眠。

可另外一个我，又不断提醒我不管怎样都要踏上那条板凳，与她见上一面。最后的一面。“她是你的祖母。”

堂兄堂妹们一一从我面前经过。我在他们脸上没有看到恐惧——或许是他们刻意隐藏了那种最隐秘的内心感受，毕竟他们都已跟我一样，长大成人了。他们沉默着从我面前返回，一脸哀伤地离开了堂屋。在越来越空旷的堂屋里，我像一个无处可躲的人，被一盏聚光灯照耀着，被无数双雪亮的眼睛盯着，被逼上了一条绝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看与不看，根本没有人在意。

我权衡再三，终于鼓足了勇气，长吸了一口气，踏上了那条高脚板凳。像是有人给我下达了一道命令。但我知道，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推了上去。这股力量，来自我的内心，来自我的血液。

我见到了祖母。那是一幅无论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到的画面。她被大红大紫的绸缎簇拥着，头上戴着一顶青色帽子，像一个正在睡梦中过着荣华富贵生活的地主婆。这种绫罗绸缎的生活，一定被她奢望过，现在终于了却了心愿。

她更像一尊菩萨，甚至像一个被包裹起来的“刚出生的老妪”（马尔克斯描写乌尔苏拉老年时的样子）。

她的面目是那样端庄，神情是那样安详——跟她坐在椅子上打盹儿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她换个地方躺着，人们肯定只是觉得她睡着了。

谁也不会把这个面目安详的老太太，与那个被人们视为巫婆一般古怪的怪老婆子联系起来，与那个令儿子们头疼让儿媳们避之不及的老妪联系起来，与那个既诅咒过儿子也诅咒过孙子的老人联系起来。

我必须得承认，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改变过也从未掩饰过我对祖母的态度，我不喜欢她。在我的心底，她不是一个好邻居，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是一个好祖母——如前文所述，她过去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阴影。

奇怪的是，当我在这一天面对如此安详的祖母时，我在不安与恐惧中忽然发现，所有的恩怨与前嫌，都在这个时刻获得了冰释；所有的误会与曲解，都在这个时刻得到了澄清；所有的阴影与暗面，都在这个时刻自动消失了。

所有的事情都已不再重要，所有的事情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猝不及防地，我的眼里涌起一股酸涩，眼泪就要掉下来——真相像一道闪电，像一把刀子，总是残酷地把我们从表象抑或幻想中强行带入到必须面对的现实面前。祖母就要上山了——但我强忍住了，没让它们落下来。

四天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去看望祖母时，她还躺在堂屋后面的那间屋子里，躺在她睡了多年的床上呢。而几天不见，她就已躺进了永恒的黑夜之中。在空间上看，她只不过是从卧室移到了堂屋，只不过换了一个睡觉的地方。以前，她无数次从卧室走向堂屋走向院子走向田野，最终都回到了那间卧室，但这一次不一样，她将像一阵风像一朵风中的菊花一样消失在田野。

那大约是我长大成人以后，第一次走进祖母的卧室。那是一个陌生的狭小的几无陈设的房间。自然，卧室里的东西都不属于她，那间卧室更不属于她。从某种意义而言，她更像是一位寄人篱下的寄居者。

——在这个世界上，谁又不是寄居者呢？

那天的祖母神志清醒，还能把上身微微抬起，还能挥手示意，还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彼时，小幺将一套叫人刚刚从镇上捎回来的崭新的睡衣拿给她，她一个劲儿地拒绝：“不要——不要——买这么多做什么呢？”

我们兄妹好几人，簇拥在祖母局促的卧室。她将头高高抬起，并将皱纹满布的脸毫无保留地绽开。她冲着我们傻呵呵地笑——与她多年来的笑容几乎一模一样——她已经不能下地行走了，她已经卧床两个月了，她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可她还在冲我们笑。跟身体安然无恙似的。

虽然已不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但她依然把一个祖母的慈祥馈赠给了我们。那是她最后的礼物。

那一天的祖母，气色虽然看起来不错——甚至给人以某种错觉而对她不容乐观的前景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仍然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衰老迹象：满头纷披白雪，是那样的苍凉。像一座雪山那样苍凉。

我直疑心，一个人在生命中咀嚼过的苍凉，最终都通过头发呈现了出来。咀嚼的苍凉越多，头发也就越白。

一生的往事，像一场大雪，在祖母的头顶纷纷扬扬。

那两天，小幺百思不得其解地问，祖母的卧室里，为什么总飘荡着一股令人蹙眉的异味？尽管幺婶给祖母认真地清洗过身子，置换了干净的床单与被单，可异味依然。父亲解释说，那是因为祖母长期卧床所致。他还说，再健康的人，卧床两月，身上也会散发出异味。

——我由此想起了被人遗忘在一个孤独的角落，后背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里生满了密密麻麻的水蛭的乌尔苏拉。

当时，我是认同父亲的看法的。动物在熟睡之时都会发出难闻的气味，人也不能例外。祖母躺了整整两个月，无人与她说话，而她又不能自由活动，睡觉便成为她迫不得已的功课，以至于她的身上一直散发着熟睡动物的气味。

现在，我有无数个理由相信，那种让小幺百思不得其解的气味其实是死神出入祖母的房间时遗留下来的气息。奄奄一息的祖母，日夜被这种气息笼罩着。惹得像幽灵一样出没的乌鸦，昼夜不停地在村庄上空盘旋鸣叫。

记得四五岁之时，觉得乌鸦“啊啊啊”的叫声独特，便咿咿呀呀地跟着叫。祖母说，学乌鸦叫，嘴巴会变臭。你肯定不想嘴巴变臭。（直到我将这两句话写出来，我才发现，她警告我们的口吻竟与赫塔·米勒在《低地》中所写的那位祖父吓唬孩子的口吻完全一致。）我们便闭嘴了。

现在，我们把嘴闭得更紧了。因为祖母在乌鸦漆黑的叫声中消失了。祖母一定是被乌鸦的叫声驮走了。可恶的乌鸦。该死的乌鸦。

五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端午节期间，我就在祖母身上发现了某些势不可挡的东西。

那一天——那是怎样遥远的一天啊——祖母坐在五叔家一楼的客厅里笑意吟吟地接受了我们的拜访。那时正值中午，一道炽热的阳光从门口铺过来，直铺到祖母灰色的鞋子上，竟跟长了脚一般。祖母臃肿的身体，被从地面折射而来的光笼罩着。从这条阳光之河的另一岸望过去，坐在彼岸的祖母就像周身被一圈光晕环绕的圣母玛利亚。但在言谈之间，我的内心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那种震动，来自我对祖母的打量，来自时间对一个人悄无声息的风蚀。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在我的记忆中，祖母一直是那样老——咀嚼东西之时，嘴巴里像有一只小动物拱来拱去——也差不多一直是那一身装扮，仿佛她这饱受争议的一生不曾年轻过，但也没有继续向前滑行，仿佛她衰老的步伐，就此停留在了某一个台阶上，停留在了某一个固定不变的点上。

说不定，祖母在无意之中发现了某种不再衰老的秘方，并偷偷服食。这不是没有可能。她以前住着的那几间光线暗淡的老房子——多年以前，我们一家也在那住过——在潮湿的雨季，瓦椽与房梁会在夜间秘密地生长出花纹绮丽的蘑菇。

说不定，祖母就是服食了那些蘑菇。据孩子们猜测，那些蘑菇，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灵芝，但无人敢用舌头品尝。就连最大胆的孩子也不敢。他们把它们遗弃在了记忆的废墟里。

我以为偷偷服食灵芝的祖母是不会继续变老的，可就在这一天，我惊奇地发现，祖母满月般的脸已经坍塌败落，就像大幺家粉饰一新的房子，有一天忽然就油漆剥落殆尽，蛛网遍布角落了；一双被一圈皱纹包围起来的眼睛，已经浑浊无神，暗淡无光了；一双哆哆嗦嗦的腿，已不能很好地支撑她的身体，已经不大听她的使唤，她因此经常跌倒在地……

祖母的身体，已经被无孔不入的时间风蚀成一座废墟，犹如西格弗里德·伦茨笔下的那个已经倒塌、没有叶片、一动也不动的四月里的风磨。这不免又让我想起去世之前的乌尔苏拉：她日渐一日越发瘦小，变成胎儿，变成木乃伊，到最后几个月仿佛裹着睡衣的李子干，那永远高举的手臂活像蜘蛛猴的爪子……

祖母虽没有像乌尔苏拉那样变成胎儿，木乃伊与李子干，但确实与之前的模样迥然有别。一时间，不同时期的祖母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向我走过来：

那个是在一架外形黝黑锃亮、柜门上镶有黄铜环扣的碗橱里像魔法师一样给我变出一个红扑扑的苹果的祖母。那时的苹果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地站在厨房外边的空地上。她神秘地叮嘱我，苹果要偷偷地吃，不要让别人看见了。我把苹果别在屁股后面，会意地点了点头；

那个是在一个秋天把我和堂弟堂妹从祖父大大咧咧的骂声中解救出来的祖母。那一天，我们相约去偷祖父的苹果，没想到刚刚爬上树就被他逮个正着。在他的骂声中，我们像猴子一样跳下苹果树，躲在树下茂密的魔芋林里不敢吭声。祖母闻讯赶来，把我们一个个牵出了潮湿阴暗的魔芋林；

那个是在我放寒暑假后，千方百计要为我张罗一顿饭菜的祖母。哪怕我因为莫名其妙地嫌弃她而拒绝去她独自居住的那间老房子，她也不生气，总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烧火炒菜，然后用一个包袱装着提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来——打开包袱时，腾腾热气与菜香味儿从碗盏里扑面而来；

那个是在田地里手把手教我做农活的祖母。她不仅夸我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那几乎是她对一个人最高的夸奖了——还教我在干活时要记得把腰杆挺直。现在看来，她似乎是在教我做人的道理呵；

那个是在一个三月提着一篮子鸡蛋来给父亲过生日的祖母。那个是在池塘里淘洗洋芋的祖母。那个是在院子前边晾晒衣服的祖母。那个是正唱着摇篮曲哄堂妹睡觉的祖母。那个是在清晨站在门口梳洗的祖母……

当然，在所有的祖母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那个在一个夏秋之际的日子袒露着一对如同布袋般的乳房的祖母。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个被尘封多年的日子，那个注定了要被我永久记忆的日子。

请原谅，我已经忘记，我在那个日子是因为左手背上长了一个馒头大小的红疙瘩而去请祖父按照草医的叮嘱边吃草药边就着唾液在清洗干净的瓦片上磨两剂草药，还是在他们家做客。

事情是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的：当我坐在堂屋后面的客厅里和祖父聊天时，竟意外地发现在厨房准备午餐的祖母，赤裸着上身。我赶紧移走目光，再也不敢抬头望向她，即使她时不时走到客厅里来提炉子上的水或到壁橱里拿东西。

我只是感觉到一团月光在我眼前移动。

祖母变成了一个发光体。

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吃饭时，祖母也没有穿上衣裳，她依然赤裸着上身坐在我的对面。她不时给我碗里夹菜。她炒的菜，都是我爱吃的。我没有理由拒绝。祖父坐在我的旁边，与我谈着话。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尽管刻意回避，可我仍然在无意间瞥见了祖母。她像一尊圣母像坐在我的对面。一对布袋般的乳房静静地垂挂在她尚且丰腴的胸前。活像两条被去了皮的冬瓜。祖母的脸上和手上早已爬满了皱纹，但乳房上没有。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女人的乳房。我感到羞愧，难为情，无地自容，脸红耳赤。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那幅画面时，我看见的居然是蒙娜丽莎。真是不可思议。

蒙娜丽莎半裸的乳房以及微笑，喂养了艺术。祖母的乳房以及慈祥的笑，喂养了七个儿子与一个饥饿的时代。

女人与艺术是相通的，哪怕她们的身份只是穿了一生粗布，从来不知道艺术为何物的农妇——那个荒诞不经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连她的长孙们都已在唢呐声中成家立业，重孙也在众人的盼望中相继呱呱坠地之时，她的乳房仍和蒙娜丽莎画像一样，不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零。

记忆中的祖母，喜欢在后脑勺上盘一盘民国的发髻，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每一根花白的头发都看得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那大概是她在出阁前就已养成的习惯——发髻间斜插着一个印有蝴蝶图案的褐色发夹。

她年轻的时候，大约也是个美人。

六

我的父辈们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祖母年轻时的往事。大约是因我从未向他们请教这个问题，他们也就觉得没有义务主动告知——或许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但我还是相信事实如我在前文分析时所说，祖母的早年生活，对她的儿子们而言，一定是一个谜——他们也未曾目睹与见证。

而当他们开始记事时，祖母已彻底沦为一位唠叨不尽的家庭主妇，也实在没有多少传说可言。即使她曾给他们留下过较为深刻的记忆，你也很难证明，那些记忆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尤其是在他们各自有了家室以后，他们的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干预他们的生活，时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与他们大动干戈，继而与他们形同陌路，甚至故意制造事端，让他们兄弟失和，水火不容，他们也就更不愿意多说一句。

我从他们的态度里看得出来，他们在内心里并不认同他们的母亲，甚至对她糊里糊涂的一生充满了轻视和否定。

我也从来不曾想过要去打听祖母的过往。那么不明事理的一个人，我实在没有多少心情去追溯她的人生。

谁也没有想到，祖母竟在最后的岁月里追忆起了她在年轻时代鲜为人知的经历。而作为讲述者的她，已与将过去和现在完全混淆的乌尔苏拉无异。

事情发生于我在前文提及过的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和兄妹在给她拜年请安之后，专程向她打听我们家族历史的故事，她却顾左右而言他，沉浸于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尽管我多次打断她的追忆，试图让她走出往事的泥淖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然而，一脸惊讶的她，在茫然不知所措地打量了我们一眼之后，又开始了喃喃自语般的讲述，直到我们感到厌倦，继而起身告辞。

我们都对祖母带有自传性质的讲述充满质疑。

虽然她的讲述不仅像屋檐下的雨珠子一样断断续续，同时有多条线索相互交织齐头并进，而且因为跳跃性太大使得前后左右的内容听起来并没有多少逻辑关系，甚至是矛盾的，但我依然像一个技艺超群的炼金术士，从一大堆冗繁无用的话语迷障中分离出了她的黄金岁月。

她的过去，果真如她所说吗？在祖母的追忆中，在她嫁给祖父之前，她是一个可塑性特别强的人，理由是她受到了时任乡长周桂菊（音）的器重。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周桂菊培养我，她到哪开会都会带着我。她坐在主席台上说话，我也跟着说话。”——在现代语境中，祖母无异于扮演着乡长机要秘书一类的重要角色。

有意思的是，周桂菊当选乡长一事，在祖母的叙述中，还与她的支持紧密相关，两者之间甚至构成了因果关系：“那时乡里开会选举，大队的人集中在一起，我就标她的名字，结果她当了乡长。”仿佛她的那一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祖母继续说：“我住在村里，他们都听我安排，虽然我不识字。我开会，安排生产，都有工分。”——她已经说得够透明了，那个时候，她的身份差不多就是一个驻村干部。她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心全意地开会与安排生产。

然而，她出众的才能并没有在中国最低级别的政治舞台上长久地施展下去，而是被浪费在了繁琐的家庭事务中与望不到尽头的苦日子里：“来到这里时，要服侍他奶奶。把饭做好了送到床上，每天（给她）洗三遍（身子），端屎端尿。日子苦啊。那么大一家人，全靠我一个人。”

日子是真苦。“上面两个学生，五花寨两个。黑天哒。每天晚上，我要打一个魔芋豆腐，一个细豆腐。第二天天不亮就背出去卖。”她还谈及去山上打柴的往事：“我每次背三捆柴，这么粗，细的不要，全部是这么粗的。”她一边声情并茂地讲——担心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一边把双手合在一起比划柴火的粗细。

回想起这些苦日子，她忽然拐了弯数落起她去世多年的丈夫，她的表兄，我们的祖父，挖苦他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书生：“他爸爸小时候吃面糨长大的，奶水都被他二哥吃了，没有一点力气。背背不起，挑挑不起，连走路都不行，只会算账，躲在家里读书。”

如果不是祖父娶了她，她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番气象，她也就不会吃这么多苦。她在心底一定是这么想的。

祖母不时用粗糙的手掌揩着眼角浑浊的泪花，并不失时机地感叹命运：“我就是命不好。命不好，喊天都不行。”“苦了一辈子，就是现在好玩一点了。可是现在吃饭摔跤，上厕所摔跤。冬天穿得厚不要紧，夏天穿得少，一摔就摔坏了。”

“我就吃亏没有读书，不识字。”祖母总结道。眼看着我们就要起身告辞，她又突兀地补充了一句，“我一个人把那么大一个家撑着。”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终于留意到了，祖母在那个晚上缅怀往昔的时候，她在意识里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她的孙辈，而是把我们当成了单纯的听众，乃至她的同辈人。但是，她最后的补充，分明又是说给她的孙辈听的。

我曾向父辈们求证祖母所忆之事的真伪，然而他们对此都只是付之一笑，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非首次听到她的故事。

我最终选择了相信，毕竟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在晚年追忆美好岁月的权利，只是暗自吃惊——一如十余年之前，在与祖母的闲谈中，我忽然为从她布满皱纹的嘴巴里冒出来的“思想”二字感到震惊不已。

原来被我们遗忘了多年的祖母，被我们认为终其一生都碌碌无为的祖母，也有一段被光环笼罩的过去，而且她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仍对这个光环充满怀念，并将之当成一笔记忆遗产，讲述给了她的孙辈。

你还敢质疑，一个终日像一团影子一样生活在角落里的老态龙钟的乡间老妪，没有年轻过，没有美过，没有厉害过么？

我在祖母身上窥见了时间的秘密。哪怕你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它也有本事将你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它有的是耐心。没有它扳不倒的牛。

七

我大概是身在老家的祖母的嫡孙中最后一个出席她葬礼的人——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就没能从外省赶回来。春节前夕的票，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在短时间内难以求成，除非有人退票，恰好又被你抓住了机会——为此，我还挨了父亲的训。父亲有好多年没有训过我了。

那天上午，他气冲冲从五叔家跑过来，在客厅里逮着我就将我训了一顿。当时，还有几位客人正坐在客厅里烤火呢。父亲是真生气了。他第一天没有在五叔家的院子里看到我的身影，第二天上午还是没有看到。

“哪里像个读书人哦，一点知识都不懂。”父亲严厉地批评我。

我自知理亏，一句话也没说，赶紧跟着父亲过去了——尽管在他教训我之前，我就已准备动身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父亲，对于祖母的忽然离开，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大概没有比我更难过更敏感的了。

祖母在前一天的凌晨与世长辞时，我是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感应的——我的哥哥说，他也在当天夜里极度不适，心痛如绞。血脉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而且捕捉到了一些十分异常的现象。

我家那条名叫狮子的狗，几乎叫了整整一夜。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安静下来的——它大约看见祖父驾着一辆马车从天而降，将祖母接走了；马车跑起来时，还发出了轱辘轱辘的响声；它因恐惧而吠叫。

我在狗叫声中辗转反侧，胸口像是压着一块石头，烦闷异常，隐隐作痛，可我就是没有勇气起床前去一探究竟——有一种古老的神秘的力量，把我绑在床上——直至黎明艰难地来到窗前。

对我而言，那确实是个漫长难挨的夜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那个夜晚所受到的煎熬，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在那个夜晚对自己进行过多少次质问。

妻子像婴儿一样睡着了。她被蒙在鼓里。

那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前一晚十点钟光景，我的婚事已近尾声，宾客都已归去，一切都显得尽善尽美，就等着洞房花烛夜了。然而就在司仪召集帮忙之人派发红包之时，堂弟忽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家捎来了一个坏消息：奶奶快不行了。我脸露不悦，认为他带来的消息太不合时宜了。我的胸口还佩戴着新郎倌的胸花呢。

固然不悦，然而未等堂弟离开，我就在心底开始祈祷了——出于某种风俗上的禁忌，我并没有随着父母去看望病危的祖母——我祈祷祖母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况且早在几年之前，我就意识到，祖母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宝贝。当然，我也是存有私心的。

我的祈祷无济于事——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一大清早起来，我就获知了祖母已走的确切消息。

事实上，关于祖母的生死之事，大家一早就进行过比较严肃的讨论。在成都工作的堂弟说，他在回家之前曾在寺院里替祖母抽过一签。签上说，祖母若能安然度过年关，就能再多活一年。我们的父辈都默认了这一说法。

在拿不准的事情上，人们总是相信神的智慧，相信第六感与第三者的判断。殊不知，神在诸多事情上给出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

而这一次，神的话灵验了。

我的心情自然是相当糟糕的，也是相当复杂的。尽管在预感得到确认之前，我已做好了面对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但当我和母亲在阶檐上相遇，她低声告诉我那个消息时，我仍然无法接受；尽管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惊愕，只是叹了一口气，好像我一早就获知了消息，并平静地接受了事实。

当时，对祖母的生之希望尚且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我，还穿着前一天在婚礼上穿过的大红色外套呢。在哥哥的提醒下，我方才换了一件青色衣裳。

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的上午，我就准备跑到五叔家，可有一个声音阻止了我。

记得筹备婚礼之时，我曾查询过新人的注意事项，其中一项说，新人在婚后的三个月之内既不能参加婚礼，也不能参加葬礼。不然，喜气就给冲掉了。我固然不信迷信，但一些古老的传统又不得不遵守。

想起这些，我忽然对祖母心生怨怼，认为她不曾顾及我的感受——刚刚举行婚礼，紧接着又要参加她的葬礼，总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虽然，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转瞬即逝，但它曾经真实地闪现过，我无法回避。

那天上午，当我尾随父亲一身素服出现在祖母的葬礼上时，堂弟告诉我，祖母在我结婚的当天其实就已意识昏迷，但她还是撑到了第二天凌晨。“她是等着你把喜事办完呢。如果她在那一天没有撑住的话，那就麻烦了。”他补充道。

我顿生愧疚，可我已看不见祖母。

那时的祖母，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被挂在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照片里的那个老妪，神态安详，一如她活着时坐在椅子上时目光和蔼地望着我们。

我远远地望着她，胸腔里一阵一阵地疼。

八

晚景凄凉的祖母一定不曾预料到，她的葬礼会是那么隆重。在长达八十二年的人生岁月里，祖母也不一定见识过如此隆重的葬礼。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马路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厨房里的流水席一桌紧接一桌。五叔家前方的院子里坐满了披麻戴孝的人——没找着地方坐的，只能站着。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一丝悲伤。

他们更像是来赶集的，会友的，甚至像是参加一个古老的盛大的节日。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问询着彼此的近况，嘻嘻哈哈开着玩笑。就是我们直系亲属，偶尔也会从悲伤中抬起头来，露出一个短暂的笑容。

被遗忘多年的祖母，通过这一不同寻常的方式，终于从毫不起眼的灰色地带重回到了生活舞台的中心，从狭小的卧室走到了宽敞明亮的堂屋——仿佛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她通过这一举足轻重的方式，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她的记忆——人们在交谈中，或多或少都会提及她。尤其是她的几位同辈人。

祖母是他们的一面镜子。

那两日，祖母隆重的葬礼成为村子里毫无争议的头版头条新闻。那是人们给予亡者的礼遇。

但知情者都知道，在这条新闻的背后，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犹如不敢见光的黑幕，将我的父辈们，甚至是将我们整个家族，推上了风口浪尖，推到了一盏周遭坐满了观众的聚光灯下。

早在我的婚礼之前，父亲就预料到，五叔和小幺会借我的婚礼之便，将前来参加婚礼的伯父和叔父们召集在一起，重议祖母的赡养事宜。

父亲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虽说五叔将祖母接过去赡养，是他为自己当年的鲁莽行为买单，而且还当着村干部的面郑重地做出过承诺，但现在祖母卧病在床，情形已不同于往日；毕竟祖母不只是哪一个儿子的母亲。

然而，事情的进展还是超乎了父亲的预料。那几日，在远方当上门女婿的小幺，在挨家挨户串门时，就已与他的哥哥嫂嫂们互通了气息。

在反复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否决了按月坐庄式的轮流照顾祖母的方案——祖母年事已高，身子骨原本就脆弱，而且带病在身，经不起折腾。况且搬来转去，折腾的不仅仅是肉身——大家都同意每月凑份子，支付给五婶。

我们都说：“这么多儿子，如果连一个妈都养不起，岂不让人家笑话。”只是每个月究竟支付多少数目，父辈们尚没有形成统一口径，毕竟还需与五叔商酌，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可能超过大家的承受能力。

大家就像一致否决第一种方案一样，一致推举自认为口才出众的小幺去与五叔谈判。熟谙五叔脾气的婶子们都对她们的小叔子说：“你常年在外，好说话一些。如果大家都去，肯定煮成一锅粥。”

那几日，我忙于自己的婚事，无暇顾及更多的事情，也就不知道小幺是否与五叔在谈判的事情上预过热——不过想想那幅画面，就觉得滑稽。

事情的真相或许更为滑稽：他们几兄弟在我结婚后的那个凌晨正聚集在五叔家的院子进行激烈的谈判，一件大事的意外发生，就让他们在此之前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与妥协宣告破产了——意识迷糊的祖母，在他们的争吵声中撒手人寰了。

祖母或许是真的被尚未痊愈的伤痛折磨得油尽灯枯了，又或许是在昏迷之中感知到了她的儿子们还在为她争吵不休，但是她又无力劝阻，同时感到无限凄凉，只好选择离开。事后，就有人开玩笑说，祖母是被她的儿子们气死的。

遗憾的是，祖母的离开，并未达到她的本意，既未消除横亘在他们兄弟之间的隔阂，也没有让他们醒悟，他们在另外一条歧途上越走越远：他们继而在如何操办祖母的葬礼这件事上大吵起来——无非是操办葬礼费用的摊派问题——之后又在祖母下葬的日期上出现严重分歧。

迷信风水的五叔，抱着几本风水学与算命绝学一类的书籍，自行推算了日期，坚持要将祖母沙到坡里，等到来年三月再行安葬；而伯父、父亲、四叔和小幺则坚持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安葬祖母。

“否则，我们就不管了。”他们在五叔面前撂下这么一句气话。

腊月二十四，正是五叔请来的道士先生选定的吉日。而五叔之所以又推翻这个日子，按照他的兄弟们的说法，他完全为了一己之私。据说，把老人葬在一个好日子里，是会发人的。

在那两日，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几兄弟的嗓子都在那两天因为争执不休而严重受损。说起话来，出现的都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知客司仪——他们的叔父，以及诸多同族兄弟都纷纷从中说项，早点下葬吧，免得祖母受苦，但被孤立起来的五叔依然一意孤行，为了表示不满，不惜将自家的大门摔得山响。

而那个时候，祖母就躺在大门后面灯火辉煌之下的一片黑暗之中。如果离世之人真有在天之灵，祖母一定倍觉心寒。

谈判的过程显得漫长而又艰难，但又显得刻不容缓，毕竟时间不等人。尽管势单力薄，在理字上又不占一横一竖，但五叔还在做着最后的博弈。在腊月二十三日为祖母守灵的那个晚上，他还抱着一本风水学方面的书急不可耐地找到我，企图说服我，进而用我的意见来说服我的父亲、伯父、四叔和小幺。

最终，经过不懈努力，五叔还是被迫接受了既定的方案，祖母的葬礼也才得以在二十四日上午如期举行，再未出现其他波折。

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的上午，我、小幺、哥哥以及堂弟几个人，从五叔的院子里运来水泥和沙子，提来一桶桶清水，将搅拌好的砂浆递给八大金刚。满头大汗的他们给祖母砌上坚固的坟墓。

我在干活的间隙，目睹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在金色的阳光中，一个黄泥堆砌的新坟很快隆起在祖父的旧坟身旁。祖母在这个人世独自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终于与祖父在另外一个世界重逢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久别重逢。从这个意义上讲，祖母的葬礼，实则是她和祖父的婚礼。

记得祖父在世时，曾给我们透露过一个秘密：他每天晚上都会把祖母叫醒一次。那时，祖母身体不好，在睡觉时出不动气，祖父担心她再也醒不过来。

而从这一天开始，祖父又得承担起照顾祖母的职责。

当数以万计的礼炮鸣响在村子上空时，我在空旷的院落里觉察到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坍塌。

在阵阵烟雾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多年以前，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兄妹和堂弟堂妹们都会去给祖父祖母拜年，一大家子聚集在他们简陋的房子里谈天，挤在一张桌子上吃团圆饭；在此后的好几个年头里，我们都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前去五叔家看望祖母……

文化学者钱文忠先生说，家像一棵树一样，老祖宗是一根干，分枝分杈。在我们这个家族里，祖母就是那根干。然而现在，这根干没了。

另外一位学者朱学勤先生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这篇文章里有过类似的阐述：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倘若我们把社会换成家族，那么在我们这个家族里，祖母无疑就是那个起着支撑作用的“精神结构”，一如她在喃喃自语般追忆往事时说的那样：“我一个人把那么大一个家撑着。”

彼时，我并没有意会祖母的话——实际上，她在说这句话时也并无言外之意。一个老太太，是不会想到诸如“精神结构”一类的深层次含义的。她只是想借此表达她曾经对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罢了。一如俗话所说，祖母是在“称功”——只是感到好笑，认为她过高地估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个月后，我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并意识到布恩迪亚家族走向衰落之路及至最终的消失，正是自乌尔苏拉行将老去的那一刻开始的；家族的衰落与乌尔苏拉的衰老几乎是同步的；如同乌尔苏拉在晚年的叹息：“世界一天不如一天，那些东西也不见了。”

五个月后，我到河北正定县“荣国府”参观，忽然忧心忡忡地发现每一个大家族几乎都在重复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无论中国，还是拉丁美洲——当我来到贾母院的“荣庆堂”时，看见的不是贾宝玉与林黛玉在贾母面前眉目传情，而是贾母之死与贾府命运的契合……

乌尔苏拉也好，贾母也罢，她们都是在各自的家族中扮演着“老祖母”这个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塔顶”效应。

一个家族如果失去了这个“塔顶”，失去了这个“精神结构”，那么就会沦为一盘散沙。

而家族的意义，在这片土地上，通常只有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才能得到彰显。当“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之时，昔日的大家族就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人丁兴旺是一个大家族的标识之一。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老祖母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精神结构”，还是整个乡村社会的“精神结构”；葬礼上的安魂曲，悼念的并非祖母一个人，而是整个行将坍塌的乡村。

我记得在祖母的葬礼上循环播放的，是《大悲咒》。

九

祖母会飞了——就在悬浮于空中的堂弟和堂妹跌入那条黑咕隆咚的深沟之际，祖母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她像踩着一阵旋风，径直飞到深沟中央，把他们一个个接住，并将之送达安全地带，然后她从深沟对岸的一棵白杨树的枝丫上跳跃而下，消失在田野里。

我在现场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同时，牢牢记住了祖母下树时做出的那个跳跃动作，比猴子还要轻捷灵敏。你很难想象，身体臃肿的她，竟然拥有那么好的身手。难道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躲在角落里修炼秘不示人的功夫？

我在那个冬日的第二天就启程去了外地，但祖母并没有因为山高水远就放弃出现在我的梦境，而且还给我留下一个接一个的疑问。想必，在那一个个刮着寒风的黑夜，在那一个个不辨东西的陌生之地，从未走出过小镇的祖母，为了寻找到我不断变化的行踪，没少吃苦头吧。

还好她会飞。如果她不会飞，她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梦境呢？

祖母从来没有坐过长途汽车，也未曾见识过火车——她顶多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陪祖父去邻村看病时在山间官道上坐过一路颠簸的马车，在庄稼地里干活时仰头观望过在天空留下一条灰白色尾巴的跟燕子一般大小的飞机——她不知道怎么买票，不知道怎么坐车，对于复杂的地理知识更是一无所知。

更何况，她在生活中连走路都摔跤呢，连正常的饮食起居都成问题。你想想，她已老到了什么田地。

尽管知道了祖母隐藏了多年的秘密，但除了妻子和妹妹，我尚未告诉过第三人。

我决定替她保守这一秘密。

定稿于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