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街市

一

这是迟早要找来的一条街道，命中注定了似的，就像是迟早要认下的一门亲戚，可是在过去的二十个年头里，我竟然不曾踏足它半步，尽管它就在我们村子里，离我家也不过三四华里路程，向着云端的方向攀过几座山头就到了。我小时候是在街上走过两三趟的，窄窄的一条石板街，像是从山垭上甩下来的一匹布，滚着滚着，还来不及加速呢，突然就戛然而止，悬在了一道高高的堡坎上。那矮矮小小的木板房在我看来并无多少奇特之处，破败倒是真的。住在街上的人也多像前朝遗老，看惯了风云似的，一派漫不经心。甚至还在长辈们的言谈中，得知那条小街曾是区公所所在地，也就是说，它曾是小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是后来随着街道的整体搬迁而没落了。而对于这样一个没落之地，我和小镇上的人一样，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追忆的地方，也就渐渐淡忘了它的存在。直到两年前，事情才发生了一点变化。

那一阵子，不知道是受到什么触动，我忽然就有了大彻大悟之感，把迷惘的目光从别人的故土上收了回来，伸向了我生活过十多个年头的那个风吹雨打的景阳镇以及管辖着景阳镇的那个看起来并无多少谈资的建始县。或许是因熟视无睹而形成的傲慢与偏见，我一直以为建始是一个贫瘠的山区县，不仅土地贫瘠，文化更是贫瘠的，我甚至因此在许多文化大县面前产生过自卑心理，觉得像湖南的炎陵县、凤凰县，像江浙一带的昆山、桐乡一类的县级市，才是文化传统深厚的人杰地灵之地。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我着手查阅资料时，一个无比陌生的建始向我扑面而来——这个贫穷的山区县，原来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仅列举一项，就足以让世人瞩目。

上个世纪中叶，几个村民上山打猎，因围堵一头土猪而钻进一个山洞，结果土猪没追到，却发现了大量的“龙骨”。他们把“龙骨”挖出来，当成中成药卖到供销社。一些漂泊在外的龙骨，偶然被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一野外科考队在广州的一家药材铺发现。那些村民眼中的龙骨，原来是巨猿牙化石。科考队追根溯源，找到了位于建始县高坪镇麻扎坪的“龙骨洞”。后来经过古人类学家的科学发掘和对古人牙化石的科学鉴定，发现了“建始直立人”，并确认他们的生活年代距今二百至二百五十万年，比非洲古人类化石还要早几十万年，因此也就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提出了挑战。

当我读到这段文字资料时，那个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秋天的重大的文化事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一八九九年秋，金石学家王懿荣得了一场疟疾，吃了许多药，也不管用。京城一位深谙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其中有一味名为“龙骨”的中药引起了他的注意。出于好奇，更有可能是出于某种直觉，他让家人到药铺买回了一些没有捣碎的龙骨，却没有看出什么眉目。就在这关口，从安阳寻宝回来的朋友范维卿很及时地送了他一包。他掌灯研究数日，翻遍典籍，认定那些刻着画纹的“龙骨”就是古人占卜用的龟板和兽骨。而刻在“龙骨”上的画纹，就是神秘的上古文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甲骨文”。它与“建始直立人”的发现过程，简直是如出一辙。甲骨文是我们的祖先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留下的最早的关于文明的记忆，当然无比珍贵，而建始直立人的发现，事关人类的起源，亦不可等闲视之。

除此之外，那座位于朝阳观下马水河畔的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五阳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也是书声琅琅，人才济济，像创建过“柏林同盟”的朱和中这样一大批有为之士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这也足以证明这块土地上并不缺少文化的基因和种子。

仿佛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激励，我迫不及待将目光转移到景阳镇上。始知这个镇子恰好位于八百里清江中游，是清江画廊中最具神韵的一段，大人小孩都可以在外人面前如数家珍般地端出几道“风景大菜”，如被列为建始古八景之一的“五花暮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景阳关，耸入云霄的双石柱等等，都很有看头和“嚼劲”。我自然对它们的掌故也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此次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人人皆知的自然景色，而是企图在这个边缘化的小镇上找到一两处让我眼前一亮的人文景观。结果，我的眼睛还真是亮了那么几下。

这其中，就包括那条被我遗忘了二十年的街道。没想到这条其貌不扬的老街，竟然有着相当辉煌而悠久的历史，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据相关资料称，这条街道位于“众星捧月的风水宝地”，历史悠久，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曾为“湘川盐道”西线盐道的一段，在我国历史上两次“川盐济楚”运动中，大量的川盐由背夫背着经过这里而进入湖南张家界；它还是鹤峰容美土司的边贸重镇，街道两边是清一色明末清初的房子，当年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此地虽然山高皇帝远，然而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过管理机构，不曾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是景阳镇风云变幻的政治中心。清朝在这里设置过景阳里，民国政府在这里设置过联保办公处和乡公所，在街道左后方的崖壁上见得着时任建始县长金重威书写的隶书石刻“政教一贯”四个大字，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还成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四九年后，这里一度是景阳区公所所在地……

我确实为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深感惭愧。多年以来，源自内心那份对于古文明的浓烈兴致，我对那些古镇古村热情甚高，即使相隔千里，也会不顾舟车劳顿之苦，总要抽空去走马观花地走上一趟，然而，多是失望而归。那些被粉饰一新的地方，被商业广告吹得天花乱坠，名实不符，浓郁的商业气息令人反感。然而颇值得反思的是，在我生活多年的村子里，就躺着这样一条货真价实的历史悠久的老街，我却对它毫无感觉，甚至是无视它的存在。这种舍近求远和舍本逐末的心理，不由得让人脸红害臊。

不过，细细揣摩，这确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即使是身处炎陵这样的文化大县，我对此亦深有感触。该县龙溪乡坂溪村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屋，修建历史尚待考证，主体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但还有一溜偏房完好无损，里面住着李家的后人。我们都很羡慕这一户人家，竟然有幸住在将来的文保单位里。有一天，我去这户人家采访。采访还没结束呢，女主人忽然向我咨询起乡政府批地基的事来。我很诧异，住这里不好吗？女主人怪不好意思地答道：这几间破屋子有什么好的？一早就想着搬出去了，就是没有钱。我一下子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

以前的我，和这个朴素的乡下农妇一样，缺少一份最基本的文化自觉意识，因此也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身边事物的价值，乃至于一次次犯下丢珠抱石、“弃明投暗”的错误，断然少不了遗憾。这是值得警醒的。

二

这条街道，叫双土地。我们都是这样称呼它的，从来不见有人在这三个字的后面多加一个后缀，如双土地村，双土地组什么的。我们固然会用极小的行政区域代号给村子里的某个地方冠名，譬如说村人口中的“二队”，指的就是白岩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在地，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去行政化，而用另外一个更富人情味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名字或许已经被叫了上千年了，如院子里，如李家台子，如陈家里，如母猪口，如景阳河……像我们向家世代居住的“院子里”，实际上只是白岩水村第八村民小组的一部分，但是你若在镇上问路，问“院子里怎么走”，显然比问“白岩水村八组怎么走”要有效得多。前者在镇上鼎鼎有名，人人皆知，指向更为明确，人家抬手给你一指，喏，顺着这个方向走，大半个时辰就到了，而后者则显得虚无缥缈，像一个空壳概念，搞得被问者也是一头雾水，唔，不晓得。双土地亦是如此，虽然它只是白岩水村第三村民小组的主体部分。

虽然有二十年再没有踏足双土地，但它对我而言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由此可见，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性的。我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向南而立，举头而望，就能在那一面飞渡着流云的峭壁断崖下，在那一片滚动着涛声的苍山里，辨认出它的一个大概位置。尤其是在落着雪的雪天，它更易进入我们的关怀视野。院子里由于海拔相对较低，站不住雪，往往只落着一檐细雨，但双土地就不一样了，只要有点风吹草动，便是白茫茫一片，就连那千年苍山也是银装素裹。我们会习惯性地在这样的天气里推门而出，眺望那一面断崖，然后折回屋子对家人说道：双土地已经站了一地的雪啦！这句话里面，隐含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感。高山人家，把女儿嫁到了河下，就很满意，脸露红光。

双土地和我们院子里所在的景阳河，自西向东，从革坦坝到楠木社，甚至更远的地方，顺着那道宽百丈深百丈的清江峡谷，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山间盆地。盆地的东西南北，拔地而起一圈堪为天险的悬崖峭壁。在清同治版的《建始县志·山川》里就见得着这样的记载：“景阳关在县城南一百三十里，下临清江。江北群山绵亘数十里，叠嶂层峦，峭壁悬绝，猿猱愁度。”事实上，江南的群山更是险峻，飞鸟难越。隔江浮空对峙的两道天然屏障，如县志记载所言，东西各绵延数十里，如苍凉国画，如皇皇巨著，如长卷史诗，气象万千，蔚为壮观，人间少见。景阳的人烟就依势洒落在清江河谷边的坝子里，洒落在坝子上方地势稍微平坦一点的坡地上，一里一个大屋场，十里一个自然村。这些人烟，就像一粒粒随风飘散的蒲公英种子，有着惊人而顽强的生命力，一旦落地生根，就会发芽，开花，结果，香火延续，血脉不断。

在南北两道屏障上，各有一个通向山外的出口，江北为景阳关，江南则为双土地，两者海拔均在千米上下，而位于峭壁之上的景阳关，古代虽设有驿站，却并无常住人口。如此一来，双土地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景阳盆地中海拔最高的自然村落。我们站在清江河边的坝子里谈论双土地，就像谈论一个毫无根据的天边的事物；抬起头来遥遥地眺望它，望见的也只是一块蓝天，误把街上的炊烟认作飘荡在崖壁上的云雾——小时候，我们总以为天空的脚就落在那峭壁之上。问大人，天空有多高？大人指着村子后面的断崖，喏，那么高。如果没有那些循环往复的山坡的阻挡，双土地摇曳在风中的灯火，在坝子里的人看来，那一定是一颗颗眨巴着眼睛的星子；掌灯时分的双土地，一定也会被疑为天上的街市。

可在村子里，哪怕是天上的街市，也是很难超然物外的，总是会出现在各种野史掌故中。记得在白岩水村小学念书时，校长挖苦我们班上一个马姓同学的记性时，给我们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话说某一天，该同学的母亲正在做饭，发现没盐了，便让他去双土地买两斤盐。该同学很听话，像匹小马一样几个蹦子就蹦到了双土地街上，可当他到得商店时却着急起来，急得满头大汗，脸红脖子粗，并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一边翻，一边嚷：钱呢，钱呢？店家给他出了个主意：或许是掉路上了，沿着来时路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呢。该同学觉得这主意不错，就乖乖地一路找回去了，却没有找到。等盐下锅的母亲问：盐呢？他结结巴巴地回答：钱丢了！生气的母亲拿了根条子冲他嚷道：把手伸开！他很不情愿地伸开了紧紧攥着的右手，两块钱好端端地躺在那儿呢！

这个发生在双土地的小故事，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马姓同学呢，用校长的话说，羞得把头藏到了裤裆里。

我在前面提过，以前是走过两三趟双土地的，但唯有一次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一天放晚学后，陪一个叔伯堂弟去给正在他姑姑家建房子的叔父捎一个口信。恰好我的父亲也在那儿。出发时，太阳已经西斜了。两个孩子踩着长长的影子向双土地走去，踩着踩着，影子就跑到天上去了。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翻过几座山头，在马路上望见双土地那道高高在上的堡坎时，双腿不由得发虚。街道背阴，天光不足，仿佛天就是从这里开始暗下来的。我们穿过河流一样寂静的街道，叩响屋檐下厚厚的青石板，向着那道垭口攀去。有古道热肠的人坐在灯下问：这么晚了，往哪里去呢？我们正要张口回答，却被突然袭来的一阵恶狗的叫声吓得撒腿就跑。闻声赶出来的主人，随手抄起一把响篙边佯装打狗边对狗嚷：瞎眼哒！瞎脾气哟！又转过身来安慰我们：没事，没事……

爬上那道高高的垭口时，双土地已被我们扔在了那座墨黑色的苍山脚下。街上尽管已经掌了几盏灯，却仍是一片灰色。暮色里的景阳盆地，沉如沧海。

三

二零一三年农历正月初二，我一大早起来，背了个相机，一路踩着积雪，沿着苍山里凹凸不平的山道，径直朝天边的双土地走去了。

出门前，母亲看我那架势，笑着问：采风去呀！我有些不好意思，还有些不安。春秋时期的周朝设有一个很诗意的官职——采诗官。这些官员很称职，像蜜蜂一样巡游各地，深入乡野，采集民间歌谣，最终采出了一部《诗经》。《汉书·艺文志》对此种采诗行为诠释得相当清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我想，采风与采诗应是同义词，风应是国风，也就是民间的声音。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采风”一词已变成了一群闲得发慌的文化人借以旅游观光的幌子，与其原旨南辕北辙。母亲是从哪里得知这样一个词语的，我无从得知，只是一时难以适应她这样文绉绉地跟我说话。我更不知道，此番贸然前去双土地，将采到什么风？

马路上下的人家，刚刚飘荡出缕缕炊烟，还有隐隐约约的鸡啼，不知从哪一座深山后面的屋场声声传来。路上行人稀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进了那面断崖向河下绵延的山脉里。马路是天上斜下来的一条蜀道，所以越走越高，视野越来越开阔。不出一刻钟，我就已把大半个白岩水村踩在了脚下，把大半个景阳盆地揽入了胸怀。坡地上住了几辈人的房子，远远地看来，像是孩子搭建的积木，也像一个个蘑菇，粗犷的清江，竟越看越细，像一幅流动的画。我曾经写过一首《去双土地》的小诗，记录过这一路见闻：“路上的泥泞，来自前几天的一场小雪。我的鞋子上沾满了白岩水村的泥浆，天空已布满炊烟，山林里的鸡啼，像看不见的花骨朵，把阴沉沉的天色挑亮了一圈。偶遇路人，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总会撞上山下的春天吧？刚刚醒来的草木和从大雾里漫上来的清江，封锁了山河，仅留下一条盘山马路。在一片树林里，我看见一个打柴人，正躬身把一捆干柴扛往肩上。而双土地，还在白云深处，远过一声鸡啼……”

那一声声遥遥无期的鸡啼终于明朗起来，我辨认出它们的出处，不是《诗经》，亦不是汉乐府，而是马路上方那线厚厚的山林。这是一些长啸山林的山间隐士。我们只闻其声，而不见其身。双土地就快到了吧？

我曾在网上见过一张双土地的照片，无名无姓，作者不详，但瞄一眼就可以确定这是一条边地老街。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该是夏天，因为屋檐下挂着一绳绳白肋烟，有的已经风干了，有的刚刚从田里摘下来不久，叶子还是翠黄翠黄的，透过画面，仍感觉得到那种黏糊糊的厚度，而白肋烟恰好是夏天的产物。夏日的阳光亮晃晃地打在寂寞的石板街上，东边的屋檐下落着长条形的新鲜的阴影，该是上午的光景。高低起伏的瓦檐，随着街道的步步上升而层层升高，确有一种参差错落之美。街道两边的房子，主体结构是木板房，只不过临街的那一面，镶有一米多高的厚重石板，石板上方是钉着薄膜的四四方方的木格窗。一根房梁下，还挂着一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那该是去年秋天的一幅肖像吧。除了奔跑的瀑布一样的阳光，整条街上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也不见一条狗一只鸡。街道尽头，一角葳蕤的苍山，成为了这张照片略显急促而压抑的背景。

我在外省初见此照，便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脑海里打起了一连串问号。这是我当年走过的那个双土地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这是当年那个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双土地吗？一定不是。当喧嚣的车马远去，鼎沸的人声远去，寂寞已经成为老街永恒的主题。被商业成功包装的古镇古村，如逢春的枯木，如得一夜豪雨的干涸已久的河床，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但更多的苟延残喘的老街们，必须面对一个相同的残酷的命运。这个命运，叫败落。我读过一篇为一些没落小镇招魂的祭奠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很多因为交通要道而兴起并繁华一时的小镇，却又随着交通要道的改道而被冷落，璀璨的灯火似乎在一夜之间暗淡下去。顺着这个思路，再将视野放大，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很多盛极一时的古文明，其实也是因为受到交通、水源等诸多因素的困扰而消逝在历史的视野之中的。正所谓盛也交通，败也交通。

虽然做过一些功课，但还是颇为忐忑，毕竟二十年没见了。就像前往深山拜访一门二十年不见的远亲，见面前少不了一番揣测，那亲戚老成啥样子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妇孺皆知的《回乡偶书》，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在晚年辞官还乡时写下的名篇，抒写的是久客伤老之情。多数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人世无常之叹，流于字里行间。客居外省时，整个湖北都可以被我称作故乡，可一旦回到白岩水村，故乡的范围一下子又缩得很小很小，小得只容得下我的胞衣之地——院子里。这针尖上的故乡啊，盛着人世间所有的温暖。双土地固然同在村中，却自觉与之毫无瓜葛，也不曾有过多少交集，理所当然地少了一份来自血缘上的亲近。但无法解释的是，当我在这个清晨向它一步一步靠近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句。

刚翻过一座山头，远远地就望见了一个虎踞于一道生满了野草和苔藓的比绕它而过的马路要高出两三丈许的堡坎之上的老堡子，那也好像是一座年久失修的仅仅是露出了冰山一角的乡间庄园。两栋以石墙为根基的破败房子，一棵光秃秃的小树，一根水泥电线杆，借着险要地势盛气凌人地站在那儿。一大团浓墨泼就的苍山，在苍黑的屋檐上绵延不绝，并就势向东翻滚而去，与天上的云团融为一体。我暗想，这就是我要拜访的双土地吧——时间过去得太久了，担心记忆出现误差，我不敢贸然确定。停住脚步，四下里一望，那一脉苍山脚下虽也零零散散地蹲着一些石墙瓦檐的房子，但都不成气候，没有一个地方比这更像双土地的了。在此极目远眺，视野极为开阔，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万里无遮无掩。马路下方是清一色的斜坡，那景象真可以用“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这句诗来形容。被大雾封锁的清江，就横卧在数里开外的兴隆寺脚下。江北人烟，依稀可见；巍巍景阳关，遥遥可及。

一架石阶从堡子上慢悠悠地伸下来。这是把时间吃进了骨头的一架石阶，厚厚的石板破损的破损，错位的错位，缝隙中还生着几丛鲜绿的杂草。这可真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呀！然而，荒芜和破败仍掩饰不了往昔的宏伟，两米见宽的台阶，很阔气又很寂寞地坐在那儿，迎送着过往客官。这难免让人生疑，这是进入历史的一架阶梯吗？

拾级而上时，胸中仍怦怦直响，脚下风云激荡，江上涛声犹在耳畔。

四

一阵狗吠，引出了几个穿戴得体体面面的人。他们站在堡坎上，把手捅在裤袋里，上下打量着正月里的陌生来客。我冲他们微笑示意，算是打了招呼。问：这是双土地么？有老者回答，除了这里是，还有哪里是？

记忆中的那条石板街在我眼前复活了。我频频举起照相机，试图拍出二十年的岁月。然而，这完全是另外的一条街，并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一条。记忆里的那条，狭窄，逼仄，涂满了傍晚昏暗的釉色，像一部无声电影，也像一朵即将凋谢的花……而我现在看见的这条街道，铺着三四路方方正正的青石板，虽然还是那样清冷，但并不显得逼仄，它甚至称得上是宽敞的。我想，这便是时间的力量吧，是它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我的记忆。可我还是觉得奇怪，当记忆与现实对接时，现实应该是比记忆中的更为落魄不堪的，但双土地并没有呈现出这种逻辑上的递进性，而是出现了意外的反差。或许，二十年前那个被狗追赶而显得惊慌失措的少年，只是一心想着怎样快点逃离那只恶狗的势力范围，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以至于那些房子并没有给他留下印象。而他后来的回忆，仅仅只是出于虚构和假想。

这正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张照片的原景，只不过时令不同罢了。但对一条老街而言，春天与秋天，夏天与冬天，其实并无多少差别。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陈旧（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将“陈旧”换成“古典”？）之美，它所吐纳出来的那种带着一股霉味的气息，大概是不会随着时令的变更而有所改变的吧。所谓笑看人世春秋，正是此种意境。我偶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要是碰上雨天，或者是落着雪花的日子，这里将是怎样的惆怅而寂寥？需要在炉火上温一壶苞谷酒，借酒暖身消愁吗？

这些山墙挨着山墙，屋檐连着屋檐的板壁房，难道就是资料上所称的明末清初的建筑吗？

我对民间建筑知识知之甚少，但尚能一眼认出，这些房子的结构样式，都沿袭了我们土家族一明两暗的建筑传统。中间是设有香火台的堂屋，两侧是各镶着一扇木格子窗的耳房。其外在的样貌和内在的布局，都与我们院子里仅剩下的那两间老宅极其相似，更像是原样照搬，但比较起来，我们向家的那两间老宅要更为古朴精致，窗子上见得着工序纷繁而精美雅致的雕花，窗下那一溜石板上也刻着牡丹一类的花纹。眼下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堂屋里，并没有摆设什么家什，门洞里嵌着的那道高高的门槛，中堂上镶着的那个高高的香火台，像两个隐喻，引人深思。在鄂西地区，家中如果缺少一间堂屋，堂屋里缺少一个香火台，用村人的话说，太不像话了。我想，这其中多少都包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吧。这个香火台，是一家之中最为神圣而不可亵渎的地方。河下人家，多在香火台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逢年过节，都会在那儿点两根红烛，或者是安装两盏红色的彩灯。我想，这是土家人心目中的一座具有精神指向意义的神龛吧。而在这双土地，香火台上多供奉着神位，一大幅红纸张贴在那儿，特别打眼。

我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随意拍了一张神位像，放大了一看，四四方方的红纸上，有一副竖写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横批：祖德流芳。中间还有一行竖写的蝇头小楷，大约是“天地君亲师”一类的文字，因为光线暗淡，不甚清晰。不知是哪位读书人的手迹，线条流畅，撇捺藏锋，开合有度，字还不错。我一下子就对这户人家有些刮目相看了。村人在门楣和香火台上贴着的，多是那种在街上买来的批量印刷的对联，字里行间洋溢着俗气的喜庆，而这户人家，居然在神位上贴着这样一副内容丰厚而意义深远的对联。恕我孤陋寡闻，我是第一回见到这句漂亮话，当即用手机查阅起它的出处来。有人说是来自于苏轼的《三槐堂铭》，可马上有人否认，说该铭文中并不见这两句话，尚有待考证。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篇文章纰漏，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各路记者云集高密乡挖掘故事，就有人在莫家老宅中堂的墙壁上发现了与此相同的一副对联。也不知是真是假。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而忠厚之道，诗书之业，既有人格上的训导，也有情操上的要求，确乎是一条不错的祖训。有此家风熏染，后世子弟必然都是知书达理之人。

我怀疑，这是一户耕读人家，那素未谋面的主人在耕作之余，该是读点诗书的。在村子里，我就知道有几位这样的长辈。他们的堂屋里大多挂着翰墨丹青，香火台下的案几上摆着《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一类的古籍。他们平日里耕田种地，农闲时兴致来了，几个人聚在一起吹吹牛皮，喝喝小酒，耍点文墨。我们大约可以把这算作是民间的兰亭雅聚。永和九年的那场醉，想必被这些豁达而又寂寞的乡村知识分子珍藏在心底。

可我在那逗留了半晌，向着街道的门庭虽然敞开着，却不曾见着一个身上露着文气的中年男人背着手从屋子里踱着方步走出来。倒是有手里把着一支烟嘴的老者（恕我不尊，当时我是请教过他的姓氏的，但一年多过去，已经忘却）过来搭话了：“哪里来的？”

“院子里的。”

“以为是汉口或者是恩施方向来的远客呢。你大人叫什么名字？”

“向北阶。”

“北阶的儿子啊！”他很惊讶地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接着很亲切地说，“我们是坎上坎下的人呢！”

见我对双土地很陌生，他便引着我在石板街上转悠，当起了向导。

“这街上住着多少户人家？”我边拍照片边问。

“以前住得多，现在还有十来户吧。”他略微想了想，给了我一个很不确定的答案。

“都住着哪几个姓氏呢？”

“那就多喽！”他吐了一口烟，仰头望天，也不看我，掰起指头数起来，“姓董的，姓周的，姓向的，姓罗的，姓弈的，姓马的，姓刘的，姓朱的，还有姓梅的，姓谭的……”

“现在有外地人来吗？”

“多！时不时有人开着车过来，像你一样拍照呀，采访呀，一玩一整天，县电视台的记者，都不知来过好多次了。听说还有从汉口、恩施方向过来的大记者。”

“双土地有多少年历史了？”

“几百年了！”

“那是什么时候修的街，您晓不晓得？”

“具体是么子年代就讲不清楚啦！”他直摇头，却又在吃了一口烟后，补充了一句，“反正很久远了！”

听了老者的回答，我略微感到一丝迷茫，但马上就释然了。民间历史的存在状态就是这样的，明明有据可查，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去辨认和证实真相，说出事实，所以它始终以一种语焉不详、不可考证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流传在村子里的历史，大多是“老辈子说的”，“听他们讲的”，是一种口口相传的历史。在我们院子里，就生活着几位善于摆古讲经的长辈。他们讲故事的能力，不会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逊色多少——他们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可以把“古时候的事情”讲得活灵活现，也可以把稀奇古怪的掌故描述得不可置疑，进一步言之，即是可以把真实可信的历史轻而易举地转化成民间传奇，或者是对民间传奇进行加工，使之听起来比真实的历史更为可信。有了这些故事家，我们获得了一种正野并存、庄重与荒诞同在的历史感，而又因为这种历史感，我们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历史的长度，还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譬如说这条老街吧，一定是有着确切可查的历史的，历史的车轮，每时每刻都在这些青石板上滚滚而过，而且永远不会停止。

“这栋房子就是以前的区公所！”老者打断了我的思考。

抬眼一望，最先见到了两盏红灯笼。大门前的横梁上左右各挑着一盏，中间还吊着一盏节能灯。也是一栋烟熏火燎的房子，与其他房子并无多少区别。堂屋里空空荡荡的，连一把椅子也没有摆放。中堂的香火台上同样张贴着一大幅红纸，中间有一行竖写的小楷：扶风堂上历代始远高曾祖考正神之位。两侧是一副对联。上联：脉□扶风千秋盛；下联：族□楚鄂百世昌。横批：世徳永远。字是行草。我这两年对族谱略有研究，知道“扶风堂”是某个姓氏的堂号。在百度里搜索“扶风堂”，见到如下资料：“马、班、禄、万、鲁氏堂号。隋时置郡名。今陕西省扶风、凤翔一带。”又云：“马氏是伯益后代。战国名将赵奢以战功封于马服（邯郸）。子孙以封地为姓马，赵奢为始祖。赵国亡，一路南迁陕西咸阳，扶风堂发祥于扶风县，成为盛祖。”看来，这是一户姓马的人家。他们的祖籍地，竟然是陕西扶风。那么，他们的祖先是因为什么缘由而不远千里地从黄土高原辗转迁徙到这山高路远的鄂西的大山里的呢？是逃饥荒，还是避战乱？那是发生在什么朝代的事情？一路上又经历过怎样的坎坷？若将这些事情一一厘清了，一定可以写一部史诗性的家族小说。

当年国民政府在双土地设置的联保办公处和乡公所，也是在这里办公的么？

我实在无法将一栋普普通通的民房与严肃的政府机关联系在一起。但确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威严的所在——大门两边的角落，蹲着一对石鼓呢！据说，石鼓上曾立着两头威武的石狮，可惜在“文革”时被毁掉了。前两年有文物贩子欲出高价收购石鼓，都被主人给拒绝了。主人说，出再高的价，都不会卖的。我附和道，当然，这是镇宅之宝呢，价值连城的。

当年象征权力的一对石鼓，如今很落寞地蹲在那儿。如果不是老者介绍，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左边那个下端有所破损的石鼓，正被一把打扫庭院的笤帚镇着。

有人站在上街看着我们说话。也是一位老者。吸着一根纸烟。白色的烟雾笼罩着他的面部表情。

“这是哪里来的记者？”那位老者问。

“院子里的。”给我引路的老者答道，又转身对我说，“你去问问他吧。他知道一些。”说完，他就朝下街走去了，留下一道老街一样的背影。

五

我怀着一种隐隐的期盼朝上街的老者走去，却是先望见了一街之隔的两处废墟。几面爬满了苔藓的残垣断壁就立在街道边。废墟上开满了灰白色的纷乱如雪的野棉花，野棉花下裸露着一地的残砖断瓦。它们躺在那里，似乎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一派苍凉。还有一孔用条石砌成的门洞，很有风骨地站在废墟中。它是替倒下的房子站着吗，是苦苦地维护着某种尊严吗？虽然有点悲壮，却见出几分贵族气质。

不知为什么，这景象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被那一场把中国历史烧红了的大火洗劫后的圆明园。虽然，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的东西，但是，这眼前的废墟，不曾像圆明园那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毕竟，它们的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圆明园的背景，是一个日暮西山的王朝，而这片废墟的背景，仅仅是一条渐渐被人遗忘的老街。或许是下街那些年久失修而略显破败的房子，早已给人做了一番心理暗示吧。

一片齐腰深的荒草里，藏了一大窝麻雀，或许是受了什么惊吓，突然间密密麻麻地吵吵闹闹地飞起来，像是一片会鸣叫的云，但更像是构成历史的无数个细节，一下子被一条关键线索激活了。

老者很客气地把我让进了屋里。同样是一明两暗的老房子，右边耳房的屋顶已经坍塌了。我在火塘屋里落了座。屋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个流行于乡村的火炉盘踞于屋子一角，四周围着几把椅子。左手边立着一排带着屉子的颜色泛黑的旧长柜。窗前横着两张油漆早已剥落殆尽的旧桌子，桌上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铡刀，一个同样是锈迹斑斑的捣药罐。桌子后方也立着一个柜子，柜子上摆放着一些常见药品。背后的墙壁上呢，中央很醒目地挂着一块由“湖北省卫生厅监制”的印着“红十字”的牌子。这块牌子，让这间屋子明亮了许多，闪烁着一种神圣的光亮。

我来到了一个乡村医生的家中。而在家中设坛行医的，正是这位老者。

老者姓弈，大名克凤，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是双土地人人皆知的“老中专生”。他曾在一九五九年考取了恩施土桥坝地质学校，在勘探专业学习。前途原本是一片光明的，“跳龙门”指日可待，然而，命运的变数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政治运动频仍的时代，个体的生命，卑贱得就像一只蝼蚁，个体的命运，也总是被时代的车轮裹挟着往前奔跑，难以挣扎。上学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年，他就和同学被集体下放，“支持农业第一线”去了。而这一去，就是一生，再也没能离开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双土地。后来跟着“曹先生”学中医，从此当了一辈子乡村郎中。膝下育有五子，除了老三就住在双土地外，其他四子，有在隔壁镇子的烟草部门工作的，有在本镇镇政府上班的，有在杭州外资企业谋事的，有在马鞍山做上门女婿的，日子过得都很殷实。

还记得前面说过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事吗？他之所以能发现甲骨文，乃是因为那位老中医给他开出的一张药方。我始终觉得，这是那位老中医为王懿荣寻找中华文明最早的记忆而开出的一张药方，尽管他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与此相关的事情也会落到我的头上，然而，就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家中，眼前这个叫弈克凤的乡村郎中，也给我寻找久远的家族记忆提供了一味药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他在问明我的来意和所从事的工作后，就像见到了隔代的知音一般，很庄重地告诉我：“我也写点诗词的！”我大为惊讶，竟然在这接近云端的双土地老街上邂逅了一位年近古稀的乡村诗人。只见他走到药柜前，在那个屉子里翻出了一个牛皮封的小本本，然后很郑重地递给了我。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工作记录本”，上面标有“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景阳镇双土地”字样。封面的三道红杠杠上分别写着三行字，依次为：诗歌录；见闻古今；弈克凤著。看来，这个“诗歌录”是他很看重的一部诗歌著作；而“见闻古今”，恐怕是他“著书立说”的动机和目的。

我开始认真地拜读这部著作。

第一页是“前言”：

我生于战乱时期，长在和平年代。青年时代又遇国家大灾、大乱。壮年时因负担重，收入小，支出大，人受病，地受灾等多种因素，到至（导致）家中特大困难。那时缺吃，少穿，差钱用的困难户是大多数。农业落后，农村穷，农民苦。比其它（他）行业低下。

我现在老了，终于看到了太平盛世，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子孙兴旺，他们的生活真是如蜜糖。国家建设日新月异。水利、交通、电力的发展，城乡没有多大差别。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免了税贷，发放直补。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今昔对照日子越来越美好。

我为了歌颂党政好领导以及劳动人民的创造，特写出下面的诗词来表达我的心声。

这位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乡村诗人，在这本薄薄的“诗歌录”里“表达”了许多美好的“心声”。如在《景阳是个好地方》这首诗歌中，他就对景阳镇的风景名胜进行了很好的归纳：“景阳是个好地方，中间清江长又弯；江南双柱冲天汉，更有狮子望施南；北岸山顶有雄关，头朝青天是凤凰；中有五花与黄鹤，风景优美好游玩……”在《我的一生》中，他对自己过去的六十多年的岁月做了一番梳理：“老汉膝下有五郎，一生□为好吃穿；供儿读书知识强，这就是我人生观；回忆往事一桩桩，十六支农被下放；务农又把医书看，到老还是两头忙；结婚同家十年半，分家膝下有四郎；整房起屋共三番，一生还是住黑房；养老十八年代长，八〇八二送上山；三十六年供五郎，耕读为本世代传。”还有像《家乡建设美如画》《狮子山下公路通》《颂社保》一类的诗词，都激情澎湃地讴歌了这个时代。我一时无法为这些诗词准确定义，因为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诗词作品还是有所区别，尽管句句押韵，但毫无平仄可言，更像是我们土家人经常提起的一种类似于口头文学的“歌录句”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弈克凤老人的这种有意识的创作，也多少体现出了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我们可不可以将之称为新的民间叙事诗呢？

一首《家乡简史》的长篇叙事诗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在这首长诗里，用春秋笔法将双土地两百多年的历史烟云尽现笔端，历史跨度之大，很令我惊讶。单从这一点而论，简直具有“史诗”的某些品格了。现将全诗抄录于下：

嘉庆年间多战乱，街道建在谷口上；

创建头人本姓向，混名叫作老琰章；

当时恩建两县管，起名双土民族乡；

从此这里有市场，乡民远客来经商；

双日定为是热场，人流涌动似洪浪；

三二来了贺军长，还有连振指挥官；

苏区政府建街旁，主席名叫向钢皇；

杀了坏人列和尚，后来进军到湖南；

周岁那年日本降，幼年时打解放战；

民国乡长投了降，四九十月得解放；

政府单位设街上，从此建区为景阳；

斗倒地主分田产，劳苦农民把身翻；

童年两天上学堂，头上斗笠脚下光；

同学冬天单衣裳，未亮到校不说寒；

五五入社集体干，按劳分配得钱粮；

集中食堂大锅饭，吃饭以饱不定量；

秋天社员送公粮，路上人马走不断；

公私合营供销办，商业发展很兴旺；

五八官店办铁厂，又遇天气大干旱；

五九六零闹饥荒，树皮野草当主粮；

吃穿购物要定量，物资凭票才能办；

那是求学到施南，地质学校把学上；

六零支农大下放，大队文艺搞宣传；

行医又把干部当，天气好坏都在忙；

建官路通把街搬，从此双土变荒凉；

四清文革接连干，阶级斗阵似交战；

夜晚开会到天亮，斗了干部扫黑帮；

红卫兵搞打砸抢，文物古迹全砸光；

半夜起床背煤炭，一天只能跑两趟；

中午晚上两餐饭，路上冷水当中餐；

八二分田到户上，两税五贷要交上；

一年四季加劲干，盼望增收吃饱饭；

国家改革搞开放，水电建设大变样；

免税又把直补放，家家生活大改善；

各级领导把路看，决定修通双土段；

二零零七动工厂，一举打通梗阻段；

交通方便大改观，双土人民好喜欢；

看见家乡下又上，老人心中实在安；

城乡建设是一样，真是国泰民安康；

从古至今朝朝看，当今盛世国家强；

字字句句记心上，世世代代不能忘。

这首写于二○一一年二月十八日的长篇叙事诗，大有为双土地这个小地方树碑立传的野心。我觉得这是一首具有史料价值的诗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譬如说，一个再偏远的山村野地，作为国家这根大树上最纤细的神经末梢，也不可能完全躲避政治运动的影响，无论是在哪朝哪代，它无法像桃花源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做到真正地遗世而独立，相反，这根神经末梢是相当敏感的，它能准确地捕捉到大树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譬如说，“根据大量史实的呈述，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作为有着社会属性的人，必然会受到各自时代的影响。即使一辈子深居简出，也不可能屏蔽声势浩大的足以影响到每一个村落每一寸土地的政治运动。”（见我另外一篇作品《父亲的江湖》）……对我而言，这首诗歌的意义在于它道出了双土地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而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诗歌中所写的事情都经得起考证。弈克凤老人亲身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可以以历史教科书上的时间表为参照，对其进行一一对证，都应当是确切无误的，关键在于对街道修建时间的论证。

按照弈克凤老人的说法，双土地这条街道修建于嘉庆年间，发起人姓向，而且这个人还有一个诨名，叫老琰章。我向老人请教了一个问题：“您创作的依据是什么？”老人是这样回答我的：“从记忆里搜集整理。”老人的话，不禁让我想起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族群间的说唱体民间叙事史诗。这些并无文字记录，而是口耳相传的活形态的史诗，我相信在最初阶段都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经过后人整理，才得以以比较完整的面貌出现，而在这个过程中，整理者多会融入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内容，于是我们通过这些史诗，就能比较清晰地了解一个民族的迁徙过程，看到他们在大地上留下的一个接一个的脚印。即使后来有人将这些口耳相传的史诗付诸于文字，那也只是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这些史诗，固然缺少史料的支撑，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它们所叙述之事的真实性。我的意思是，弈克凤老人进行创作的依据，既然是老辈子口耳相传的历史，而非出于凭空杜撰，那么说双土地是由诨名老琰章的向氏先人发起修建，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只是具体的修建年代可能存在误差而已。如果，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老琰章就生活于嘉庆年间，那么，弈克凤老人的说法就可以宣告成立；或者是我们若弄清楚了老琰章的生卒之年，我们也就可以推算出双土地的历史，而并非如资料所称：“双土地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证。”

围绕着上述的疑问向老人请教，没料到更有惊人的发现。

老人告诉我，这双土地本是你们院子里的街道。老琰章就是你们院子里的先人。可老人对老琰章也知之不多，只是晓得这个人的诨名而已。而我这个在院子里出生成长的向氏家族的后生，竟从来不曾听长辈们提起这个先人的名字。

老琰章究竟是何许人也？我的追问陷入了僵局。

六

我们撇开萦绕心头的疑团，在癸巳蛇年的第二个清晨愉快地交谈起来。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交谈，对我以及我这一代的后辈而言，意义深远。老人博闻强记，让疏于人情世故和不懂繁文缛节的我，对脚下的这片故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小镇上所有稍有声望的长辈一样（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内），对各个家族不尽相同的迁徙历史、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和人事纠葛都略知一二，尽管他们与这些人家素无交集。我时常惊讶于他们在这些“俗务”上所表现出来的超长见识，简直像一个个智者，而这正是我们年轻一代所缺少的一种本领。我们虽出生于此地，却对此地知之甚少——我们是丢失了传统的一代。我们是无知无畏却又可怜巴巴的漂泊者。假如把漂泊在外的我们全部打回原籍生活，我们肯定会与这种熟知一切的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甲午马年春月，我和一个叫李晓伟的青年学者就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进行过多次交流，某一天，他在回答我“如何突破自己”的问题上，提及了刻在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之上的一句圣谕：“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简简单单的话，却让我如遭电流。“认识你自己”，这个哲学命题的指向，并非认识我们自身这么简单，而是相对复杂的家族历史。

但凡有些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地名，都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一个说法的。譬如说“院子里”吧，就因为我们向氏家族世代居住的这个大屋场，在我们的祖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规模宏大的庄园，看起来像个大院吧；譬如说“白岩水村”吧，据说是村子里某个地方从一块（堆？）白色的岩石中流出了汩汩流水，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水井，故有此名……双土地这个名字有些古怪，有何出处呢？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比较可信的说法有两种：其一，相传在修建街道时，挖出了两个酷似土地菩萨的石头，此后又在清顺治年间修建过两座土地庙；其二，历史上曾以青石板街为界线分而治之，东街属建始管辖，而西街属恩施管辖。十余年前，我在建始县城念书时，出生于我们隔壁村的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提及过双土地名称的来源，与上述第二种说法颇为相似，只不过把恩施换成了重庆。两相比较之下，我更偏向于第一种说法，一是因为它更符合乡村命名的特点，二是分而治之的情况出现于街道建成之后。但是，第一种说法也有些问题，那即是两座土地庙修建于清顺治年间，依据是什么呢？我向弈克凤老人求证，尽管他在《家乡简史》中写过“当时恩建两县管，起名双土民族乡”这样的诗句，但他也不能确定。毕竟他整理“简史”的素材全部来自于“记忆”。

可我不得不说，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中专生，确实是个值得尊敬的乡村知识分子，他除了写下那么多诗词来为家乡“立传”外，还于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一张空白纸上速写了一幅《双土地示意图》。在这幅简洁而素净的示意图上，横着两座浓眉聚成的山峰，东为雌狮，西为雄狮，而老街恰好从雌雄两狮之间的豁口处呈反“7”形状顺着山势向下像画一样铺开。图上还标明了与老街相接的几条大路的走向，翻越狮子山，往南是到挖谷坦，而从狮子山下来，走出老街，东到楠木社，北到大坝村，西北到革坦坝……示意图非常直观，双土地的地形、街道走向、周边交通一览无遗。借着这张示意图，在老人的指引下，我弄清楚了当年的粮管所、税务所等机构以及学校曾经栖身的位置。我不得不对着老街惊叹，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语来形容历史上的双土地，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想想吧，两百多米长的街道上，衙门的五脏六腑一样不缺，粮店、布店、药铺、铁匠铺、饭铺、裁缝铺……也是一应俱全。告别老人，我从他家的门口沿着一级级爬满了青苔的石阶而上，再穿过一条寂静而破败的街道，爬上了雄狮的脚掌——马路边的一座小山丘。我在这块高地上俯瞰到了双土地的全景。

这条老街与我所见过的许多被人遗忘的古村老街一样，给我一种暮霭沉沉的感觉。尽管这是农历新年的第二个清晨，节日的余烟还未散尽，远远近近地不时响起迎客的炮仗声。一些炊烟刚刚从屋顶升起来，还有几声狗吠，回旋在大雾起伏的景阳盆地里。这个狭长而又宽阔的盆地，在此刻看来，还是像我少年时代在暮色里见过的那片沧海。在我脚下的山谷里一线铺开的，是一大片参差错落的还落着残雪的瓦檐屋顶。青瓦，红瓦，水泥瓦，茅草，石板……使得因留着雨脊而大幅倾斜的屋顶看起来颇有一些潦草，当然还是以青瓦为主，那些混合着两种瓦盖就的屋顶，就像是打着一块红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补丁。好几处屋顶都塌陷了，一溜瓦椽暴露在天光之下。这情形，就像是穿着一件破旧衣裳的人，露出了几匹瘦弱的肋骨。我刚刚走过的那条街啊，除了从弈克凤老人家上来的那个拐弯处还住着两户人家外，其余的房子都已无人居住，而孤独的房子是脆弱的，一旦不食人间烟火，它们很快就会败落坍塌，只剩下一堆废墟；街道上铺就的方方正正的青石板，几乎全部碎裂，找不出一块完整的，像是被坦克碾压过后的道路，玉石俱焚，但那些破碎的石块，还是很结实地留守在原地。拐弯处那栋房子的大门上贴着的一对大红色的喜字，弈克凤老人家门口贴着一副大红色春联，旧时区公所所在的那栋房屋前挑着的两盏红灯笼，街道上散落着的炮仗的鲜红的灰烬，成为了双土地为数不多的几撇亮色。

许多人都离开了双土地，或者就在附近的土地上建了新房，或者是到镇上买了一块地皮，或者是到县城、州城、省城等更遥远的地方生活去了……而我分明记得弈克凤老人对我讲述过他们家族的迁徙脉络。据他交代，他们这支弈姓人发源于山东济阳，而后因避战乱，迁到湖北监利，再迁到建始挖谷坦一个叫小金口的村子，父辈举家迁到双土地来。和他聊天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姨夫，他也姓弈，住在栗子坪村。老人说，栗子坪村也有他的族人，只是多年没有走动了。还有那户马姓人家，不也是从陕西扶风千里迢迢地迁过来的吗？像他们这样的人家还不少吧，但他们现在都已成为了双土地的土著居民，户口簿上的籍贯，毫无疑问，填写的都是这里。而现在，一户户人家又先后从这里迁走了……我站在狮子山下，俯瞰着脚下稀薄的人烟，冷清的街道，感觉有点冷。一年之后，我读到了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长篇小说《破碎的四月》，我觉得小说中的一段话与我曾经见过的某个场景很吻合，便将之摘抄了下来：“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史诗般的故土，他们像被推倒了的树一样连根拔起；使他们已经失去了英雄般的性格和深层次的美德。真正的山民在那里，在拉什夫高原上……”

他们离开这里，也无可厚非。没落的双土地，已不再像一个集镇，更像是一个荒凉的孤村。

正是因为这种理解，脑海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论起地理环境来，坐落于这道小山谷里的双土地，实在不是很理想，地形陡峭，空间逼仄，毫无拓展的空间，而且远离水上交通清江，把渡口的货物运上来，得费多少工夫？清江河畔那么多平坦之地，为何最终选择在这里建一条街道？只要是来过双土地的人，大概都会有此一问。据弈克凤老人讲，之所以择此地建街，主要是出于战备考虑，因为双土地位于景阳盆地的制高点，又有狮子山之天险可作为屏障，与江北的景阳关一样，只要在垭口架一挺机关枪，就是万马千军也休想攻克了，实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老人说此街修建于嘉庆年间，那么嘉庆年间有无战乱呢？对清史稍有研究的人，都该知道，嘉庆皇帝在位期间，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嘉庆元年（1796）至九年（1804），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老街修建是否与白莲教有关？我在查阅资料时了解到，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官店（此镇位于景阳镇南，双土地为两镇之间的一道谷口）一带活动猖獗，建始知县惶恐不安，遂下令在江北前往建始的唯一通道上修建了一道关隘。这道关隘也就是现在的“景阳关”。但没有证据证明修建双土地是出于对白莲教的防范，街上和垭口处也不见防御工事的遗迹。此种说法可被视为老人的一己之见。

通过百度，我在一篇谈及双土地历史沿革的文章里，读到了两个与此相关的原因：其一，清江以南的地区曾为容美土司（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容美土司已名存实亡）的辖区，而江北的景阳关是当时（究竟是何时？）建始与容美土司的实质分界线，因此江南的双土地和位于景阳关以北的花坪就成为了两个边贸小镇。边贸的繁荣，促成了双土地的繁荣；其二，双土地恰好位于“湘川盐道”西线盐道的一条路线上。盐商田明先在花坪开办了“先记田兴盛商号”，货物吞吐量大，号称“万斤盐”。由于该商号坚持薄利多销，离湖南也近，湘西背夫便放弃了直接到川东背盐，改为就近在花坪进盐，花坪也因此成为川盐入湘的中转站。这批盐经景阳关、双土地、恩施石灰窑、鹤峰，而进入湖南桑植，再辗转湘西各地。“背夫天亮时从花坪出发，先走过十里石板路过景阳关，再下十五里过清江，接着又上十五里”，到双土地时，已是黄昏，不得不在此过夜。而每天来往的背夫较多，多时竟可达好几百人。较大的人头消费，也促进了双土地的繁荣。此二者虽然都有可参考之处，但它们都只是在分析双土地之所以会繁荣的原因，并未回应我的问题。况且，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济楚”运动，分别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比双土地的历史要晚得多。

我当即就想，这个问题，与双土地究竟修建于何时这个问题一样，恐怕也只有我们向氏家族的祖先可以回答了。但这破败而宁静的双土地曾经有过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该是确凿无疑的。一朝繁华如梦幻，孤村远野人长叹。这就是一条老街的命运吗？

回到家中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忙活，我将这一天的新鲜见闻讲给他听：“人家说双土地是我们院子里的呢！”他停下手中的活计，挺了挺腰杆，告诉我：“是我们院子里的街！你祖祖他们以前每年都要去街上收课的！”

我又对母亲讲了弈克凤老人与姨父可能是族亲的事。正在张罗午饭的她，想了想说：“可能是的。你姨爹也是克字派的，派名叫弈克俭。”

七

没过几天，我就像一只候鸟一样，飞离了温暖如春的景阳盆地，回到客居的那个外省城市去了，每天忙于一些鸡零狗碎的俗务，为生计奔波，难得有静下心来像弈克凤老人一样用文字为故乡立传的清闲时刻，但不可思议的是，双土地会时不时地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像一个人一样站在我的眼前，巴巴地望着我，好似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我倾诉……我下定决心要为这条由我们向氏家族的祖先修建的街道写点什么了，但遗憾的是，我所拍摄的那些珍贵的照片，因为操作不当，被我从电脑上误删了，既是求助于技术人员，又是购买数据恢复软件，想尽了挽救之法，还是没能将那个资料包找回来，然而，有些照片是十分关键的写作素材。另外，我在老家时，向父亲以及几位叔父请教过“老琰章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远年的先祖。由于是正月，出于对民间某种风俗的尊重，我又不好到院子里其他的长辈家里去访问，只好作罢，而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关于双土地的历史仍是含糊其辞，即使将之写出来，总是有所欠缺。关于写作的事，我觉得应该再等一等，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出现呢。

在景阳镇上，我们向氏家族所居住的“院子里”，如前文所说，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乡间庄园，即使是现在，仍能根据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窥见当年庭院的不凡格局。关于这个庄园的神秘传说，不仅仅是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就是许多外姓人家，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些，像“四十八步上金殿”这句专用来形容庄园气势的话，差不多是人人皆知了。以前，我对这些传说毫不在意，听过也就忘记了。二○一三年夏天，我在湖南炎陵县的一个乡镇挂职，下乡时，有机会到访过一些家族的祠堂，翻看过陈氏家族的族谱，那些客家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和祖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我不禁问自己：我们那么大一个家族，怎么就不见一本族谱呢，就不见一间祠堂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在二○一三年腊月底回老家休假时，对院子里的长辈们进行了访问。当然，这次访问，是围绕着院子里的历史而展开的。

记得那天是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带着两个堂弟在院子里察看尚存于世的老房子、马头墙和一些建筑遗址。我们的异常行为引起了一位伯父的注意。此伯父，也就是我在上文提起过的那种在耕作之余读诗书通文墨的乡村知识分子。常年握锄头的双手尽管粗糙，长满了茧子，却写得一手好字，脸上也露着些许文气。多年以前，当那种批量印刷的春联还不流行于市的时候，院子里家家户户都会在除夕夜那天准备好笔墨纸砚，把他当先生一样请进屋里写春联。或许是出于一个文化人的自觉吧，他和弈克凤老人一样，对与家族历史有关的传说进行过一番梳理，并在生活中留意搜集素材。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这些文化人的存在，乡村的文脉才得以延续而不散。他的大名叫向文竹，我们从小就叫他文竹伯伯。我们正在另外两位长辈的带领下寻找土地庙的地址呢，文竹伯伯赶来了。我们到他的院子里落了座，听他摆经讲古。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新的线索出现了。

以前，对于我们向氏家族的派行，我仅仅知道“国正登文榜；发达大安康”这两句，并以为只有这两句，而且还杞人忧天地想：现在连“发”字派的后生都有了，再过三四代人，派行就用完了，我们的后辈如何取名字，又如何分长幼呢？而在这一天，我终于知道此两句派行的前面还有“万从品永世；思兴启朝纲”两句。文竹伯伯将这四句派行工工整整地写到了一张纸上，并给我们逐字逐句地讲解起来。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对“发达大安康”这一句的分析：“现在不是一直在提小康社会吗？你们看，我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就提出了大康的概念，眼光是何其长远啊！”我算了一下，从“万”字派到我们“榜”字派，已是第十五代人了，真是渊源流传，香火绵延不绝啊！我将这四句与我们这个家族紧密相关的派行收好了，忽然记起一大早出门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你文竹伯伯家存放着一块老令牌，你们让他找找看，说不定有所收获呢！”文竹伯伯在我们的要求下进屋去找了。我们都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他家的房子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翻修过。可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会儿，文竹伯伯竟然手持一块颜色发黑的木块出来了，千真万确的一块令牌！可令牌上沾满了扬尘，字迹不清。文竹伯伯打来一盆清水，将之仔细地清洗了一遍，真相揭晓了！这果真是一块我们向家祖宗的令牌，虽然油漆剥落，当依然可以大致辨认出这样几行字：“清赠封向公□兴蛟字雲章老大人□王”、“生於乾隆庚午年九月十一日□□午时”、“……於竹圜灣之原”、“……另启籣启儒承重孙宗耀奉祀”……稍加分析，我们便从中获得了这样几条至关重要的信息：我们这位老祖宗的尊名叫向兴蛟，字雲章，生于乾隆庚午年九月十一日，生子启籣、启儒等。这该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有确切出生年月可考的向家辈分最长的一位先祖，这对我们院子里的向氏家族而言，确实是一件大事！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极有可能破解神秘的家族密码以及“院子里”的身世之谜！

因为向兴蛟这位先祖的出现，我们立马联想起位于兴隆寺村的那座名动一方的古刹——兴隆寺。据说该寺是由一位叫向兴隆的古人在中举之后为兑现在观世音面前许下的诺言而修建的一座寺庙。他们都是“兴”字辈的，会不会是两兄弟呢？当时，文竹伯伯家的院子里还坐着几位“榜”字辈的后生，有人立即说兴隆寺前面的石壁上刻着几块碑文，或许那碑文里大有文章呢！文竹伯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几年前，楠木社的族人向登海曾经召集过几个房头的族人在一起修过族谱，如果能找到老谱的话，许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回到家后，和父亲议及此事，他也对我讲，去兴隆寺访查是一个方向，我们向家的祠堂原来就建在寺庙附近，只可惜后来毁掉了。他还告诉我，向登海就是族长的后人，家中应该存有老谱。

二○一四年正月初四中午，我们兄妹、嫂子、小侄子以及两个堂弟一行七人浩浩荡荡地去了一趟兴隆寺，大有寻根问祖的意味。寺前芳草萋萋的台阶处果然立有一块石碑，碑文中见得着这样的介绍文字：“清道光庚寅年，土家后裔向兴隆苦读寒窗，怀才而遇，提笔投榜，一应中举，为却夙愿，以示抱负，特率乡民募捐于此建庙。辛卯年竣工落成。而后易名兴隆寺。”关于向兴隆的文字记载，仅限于此，生卒年月不详。寺院大观尚在，虽也有专人看护，但还是破败得不成样子。稍感欣慰的是，我们在大雄宝殿隔壁两间破败屋子的墙壁上，发现了几块残缺不全的阴刻石碑。碑文虽然模糊，但尚能辨认。一问，才知这几块石碑原来是立在寺院大殿前的功德碑，毁于“文革”，后来重修大雄宝殿等建筑时，将断碑当作建筑材料砌进了墙壁。一块被砌在角落里的断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块断碑应该是功德碑的起始部分。断碑的右边刻着几行文字：“盖聞善由人積，福由天，我境□興隆寺自明□迄清，榮迁於兹，歷年已久，廟貌狹小不□堪，達觀眾寺，捐資改修，殿宇較前觀□美，名曰興隆寺，鍾毓山功成告竣，□石銘碑是為敘。”看来，这是一则序文。序文的左边依次镌刻着捐资者的姓名和所捐银两的多少。让我们吃惊的是，石碑上刻着的第一个捐资者，便是我们院子里的先祖向兴蛟。碑上这样刻着：“向兴蛟生员向占魁捐银一百两”。其左，刻着：“向思清生员向元魁捐银五十两”。在众多捐资者中，只有他们二人，在姓名下额外加注了“生员×××”。我开始以为是两个名字，经堂弟提醒，才觉得“占魁”与“元魁”应该是对相当于现在的“硕士”和“博士”一类的标注学历或者是头衔的称呼。后来一查阅，才觉得当时的猜测并无多少偏差。所谓“生员”，是指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所谓“占魁”，词典上给出的解释是：“取得第一。明王玉峰《焚香记·托寄》：‘科场事幸然占魁，名忝状元。’”；所谓“元魁”，解释与“占魁”相近：“殿试第一名，即状元清李渔《凤求凰·翻卷》：‘目下新主登极，首重文科，命下官速封试卷进呈，以便亲定元魁，风示天下。’”也就是说，向兴蛟和向思清至少都是个秀才。

从兴隆寺出来，在帮忙看庙的那位正字派长辈的牵线搭桥下，我们联系上了向习之老人，并在他家小坐了一会儿。在他家中，我们终于有幸见到了向氏家族的族谱。但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是几年前由他召集族人修的新谱，老谱已经失传。在这本由向习之老人执笔的薄薄的谱书上，我在序言里得知，向兴隆也是齐长房的人，和我们院子里的向氏恰好是同一个房头的人。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向兴蛟和向兴隆是同一个房头的同辈兄弟，但至于是不是亲兄弟，尚有待考证。但是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的先祖向兴蛟出生于乾隆庚午年，也就是一七五○年，而根据兴隆寺碑文的记载，向兴隆中举是在清道光庚寅年（1830），将寺庙建成是在辛卯年（1831），如果碑文上所记的时间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我们的先祖向兴蛟是一位长寿之人，他先后经历过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八三一年，他已经八十一岁了，而寺庙落成之时，他还捐了资，说明他仍健在于世。这样计算时间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忽然跳了出来：弈克凤老人所说的老琰章，会不会是老雲章？毕竟他的“记忆”来自祖辈们口耳相传的历史，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在“相传”的时候发生口误，而“琰”与“雲”在发音上也颇为相同。这个念头一开始把我也吓了一跳，但左思右想，又觉得有其合理之处。既然弈克凤老人说双土地街修建于嘉庆年间，那么让我们看看向兴蛟在嘉庆年间是多大年纪。据查，嘉庆皇帝出生于一七六○年，在位时间为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年，而向兴蛟出生于一七五○年，与嘉庆皇帝年龄相仿。嘉庆元年，向兴蛟四十六岁，嘉庆二十五年，向兴蛟七十岁。而男人四五十岁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壮年，正是干大事业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说老琰章为老雲章之误成立的话，那么他又怎么会在双土地修一条街道呢？难道双土地也是我们院子里的地盘吗？一连串的问题困惑着我，但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就是这么巧妙。正月初一那天，我正要和堂弟再去双土地访问呢，文竹伯伯突然来到我们家，又给我讲了一些院子里的掌故。据他讲，我们院子里原来家大业大，地盘阔得很，管辖着“三口三社”，清江南岸的半个景阳盆地，几乎都是我们向家的田产。双土地自然也在院子里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论证这一点的时候，文竹伯伯的话显得不容置疑，他是这么表述的：“仅从我们的祖辈每年到双土地收课这件事上看，就足以证明双土地是我们院子里的街道。”而至于我们的先祖为什么会在双土地修建街道，他又给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当年景阳河的集镇并不在双土地，而在双土地南面的挖谷坦。一次，我们的先祖到挖谷坦赶场，在街上受了气。先祖便对人家放下狠话：我回去就建一条街，让你们这条街在三年之内就败下来。先祖并不是放空话，回到院子里后，就开始着手修建街道的事，为了截住到挖谷坦赶集的人流，必须把地址选在前往挖谷坦的必经之地上，经过多方考察，终于选择了双土地这块天险之地。而三年之后，正如先祖预言的那般，双土地繁荣起来，而挖谷坦的街道败落下去。”这个故事固然带有传奇色彩，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毕竟它也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或许你会怀疑，举一家之力，能够修成一条街道吗？我仅举一个例子，或许就可以打消你的疑虑。在兴隆寺庙内的功德碑上，我留意到除了向兴蛟一个人捐银一百两和向思清等三人各捐银五十两外，其余人最多二十两，少则三两、二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查到一个以米为参照物而计算出的银两与现代货币的汇率：清乾隆年间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捐资修庙时，一般人只捐几百块钱的时候，向兴蛟就捐出了一万多块，可谓一掷千金。这完全是大户人家的做派。

根据以上推测，修建双土地街道的发起者，十之八九便是我们向氏家族的先祖向兴蛟，至于修建时间，说是嘉庆年间，应该也是可信的。

八

我一直记得二○一四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和堂弟重游双土地的见闻。此堂弟是我四叔的儿子，他在大学念书时念的是设计专业，素描功底很扎实，我想带着他一起看看老街，为其画几张素描，为我们追寻向氏家族的记忆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我们从那条深陷着几道车辙的马路踩着一地碎瓦，爬上那道高高在上的堡坎时，遇见了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我已忘却他们到底是循声从屋子里走出来的，还是原本就站在屋檐底下谈天，反正我们就因为这条老街而认识了，像是一个时代遇见了另外一个时代。

那位叫董玉明的老人，是一九六○年从官店镇来到双土地的。没有过问他是随父辈搬迁过来，还是倒插门的女婿。见我们是院子里的后生，他对我们很热情，还给我们讲起了一些我至今也不曾理清的人事关系，甚至还提及了“八耳锅”“桥头破釜”的掌故。我们这一支向姓人，恰是“八耳锅”的后代，而“桥头破釜”，讲的是我们远年的先祖和他的七个兄弟在决定分开逃命时，为了日后认族有一个证物，便将随身携带的一口金锅破成八块，每人各持一块的故事。没想到这个仅与我们向氏家族有关的故事，也被小镇上的人们广为流传。

另一位老人叫徐奇翠，是双土地的媳妇，娘家在江北的丁家湾，一九六二年嫁过来的，在此已经生活半个世纪了。儿女们似乎都不在家里，就她一人守着一栋空荡荡的老宅。我们参观了她家的房子。耳房的门洞里，和堂屋的大门一样，也镶着一道讲究的门槛，跨进跨出，都需要高抬尊步，自有一份高贵蕴藏在这个动作里。一个地坑式的火塘，摆放在角落里的坛坛罐罐，陈列在木格窗前的几案上的日用之物，都让那间火塘屋充满了烟火气。头顶放着的一匹亮瓦，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照耀着一条没有开窗的后廊。后廊之后，立着一座天然的后花园，挂着一幅山水画——那是一方气象万千、烟气腾腾的田野。

在董玉明老人的讲解下，我始才知道青石板下竟然暗藏玄机。我原来并未仔细地观察那些早已被鞋底和时间磨去了棱角的青石板，只是一步步地走着，觉得十分踏实，直至董玉明老人把手指向我正踩着的一块石板。石板中间被凿出了一副磨子的形状，一个圆圆的磨眼儿黑咕隆咚地直通地下。下面是什么呢？还没等我发问，老人就告诉我，这是一条深约半米的排水沟，从上街一直通到了下街尽头呢。我不禁抬起头来，把这条曲折而破败的老街重新打量了一番，心怀敬意。这条排水沟的出现，让我更加相信，我们的祖先在修建这条街道时，并不是草率行事，而是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对其进行了好一番科学规划。据老人说，即使下再大的雨，街上也不会积水。这让那些只要一遇持续性降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现代化都市情何以堪？古人的智慧，总是难以超越。兴隆寺是由荆州府的石匠所建，双土地又是由哪个州哪个府的石匠木匠所修呢？

想到这些，那位叫向兴蛟字雲章的先祖，越发引起我的遐想。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难道真的是为了出一口气而修建了这条百年老街吗？可惜，除了那块令牌上记录的出生日期，除了兴隆寺功德碑上镌刻的名字及捐赠银两的数额，我们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人，不然他不会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投资修建一条街道。想当年，双土地一定是一块荒无人烟的炎凉之地，然而，它竟在一夜之间繁华起来了，夜不熄灯，赶集时，街上摩肩接踵。用一位老人的话说，以往人多的时候，走都走不动。我们站在院子里仰望到的双土地，在繁华之时也一定像是景阳盆地里凭空冒出来的一座海市蜃楼。这里是景阳盆地最早的市场。这条街道之所以能够诞生，出自一个古人大胆的想象。因为受到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小镇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集体搬迁到下坪，双土地又戏剧性地在一夜之间冷落。这固然是一条街道的不幸，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悲剧。新世纪初，随着清江下游隔河岩大坝的修建，清江水位上涨百米，小镇因此搬迁到革坦坝，下坪的街道如今已荡然无存，废墟上涌动着碧波荡漾的河水。董玉明老人很形象地告诉我：“双土地是老子街，下坪是儿子街，革坦坝是孙子街了！”更有意味的是，盛极一时的院子里也早已败落，偌大的屋场上，只剩下两间潮湿而阴暗的老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参差错落的瓦房中间。

这一天，我们再次拜访了弈克凤老人。一年不见，他依然精神矍铄。我又拜读了他的诗集，集子中多了几首新作。他在一首《我家族史》的诗中，用史家的笔法将他们弈氏家族的历史梳理得十分清晰：“始祖居济南，神箭定江山；扶禹建夏朝，封为有穷王；后羿美名扬，神州大地传；古祠建济阳，命名济郡堂；世代人丁旺，上下分派行；古谱写下方，族人认真看；金清本世光，大文宗克昌；继承相贤起，印明显后方；改朝多战乱，迁移到鄂南；重建兴国堂，因灾迁施南……”当我再次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时，他对我们讲了一番朴素的大道理：“人要知根知底，你是一个桑树根，还是一个漆树根，要晓得哈。别人问得到两句，就回答不出来了，又不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们不知道名字只是个代号，有个派行才分得出长幼……后人有的在身边，有的不在身边，我写出来了，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晓得自己的家史，村史。我不在了，这些事不得失传。”

据弈克凤老人讲，省城××局曾委托华师大一教授带着一帮弟子过来测量。

据村人讲，双土地将被辟为一个旅游区。

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双土地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行走在这条破败而又冷清的街道上，感慨颇多，我再一次想起了伊斯梅尔·卡达莱在《破碎的四月》里写的一段话：

在婚礼前的最后几天里，在地拉那市半时尚半艺术的圈子里，人们谈论的都是他们的蜜月旅行。她的朋友们嫉妒她，告诉她说：你将逃离现实世界，前往传奇世界，那是一个史诗般的不可能再存在的世界。他们继续谈论着传说、山间的美丽女子、吟游诗人、世界上最后的荷马史诗……

他们谈论的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双土地的写照。

我们在一位双土地人的指引下，去狮子山的崖壁上寻找时任民国政府建始县长金重威的隶书石刻“政教一贯”四个大字，却因草木深厚，道途受阻，最终无功而返。

定稿于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