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的背影

一

有一天，你或许忽然就想起了祖辈，那些你见过或者是无缘谋面的祖先。他们可能是你的祖父，可能是你的祖祖，也可能是你的太太，还有可能是你远年的先祖。这个让你心头一怔继而感到一阵茫然的念头，可能会倏忽而逝，也可能会长久停留。在这片不知所措的茫然中，你该如何面对他们？

——直面我们的祖辈，大约是此生难以回避的。倘若你不想做一个数典忘祖之辈，就必然会依迹寻来。尽管那丝丝缕缕的痕迹，或许早已被风吹万里，如今已然模糊难辨——此间情愫，颇有点像只有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人，才配称真正的大丈夫与勇士。

于我而言，这是早晚要做的功课，因此也就没有想到要急于求成。但是现在，当我试图解开与家族有关的种种谜团时，就像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忽然把他们推到了我的面前，等着我与他们进行一番长谈。我已别无选择。

谁叫他们既是彼时最有价值的线人，又成为此时我要寻找的对象？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他们身上，大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他们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讲得清楚我们家族的来龙去脉。

这几位祖辈，是与我们这一代人离得最近的一代祖辈，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产生过为时不短或深或浅的交集。虽然，自他们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时，就已是一个个日暮苍山的老人了——我们虽然不曾经历他们的青年时代，却与他们的老年相逢，这已足够幸运。

我相信，对于几近失传的家族史而言，他们是相当于保罗·柯艾略笔下的撒冷王和冶金术士一类的人物的——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尤其是在神话传说比较盛行的山间地带和土著居民聚居地，年长者多半是智者的代名词，是精通家族史的权威。

毫无疑问，他们是我们通向未知过去的纽带和通道。可我又立马颓丧地意识到，这个想法是有多不切实际呀。

我们这一脉向氏家族中年越八十的祖辈多已作古。除了祖母外，余下的几支，比我的那些年龄都已浮动在花甲上下的父辈们年长不了多少，因此也不会比父辈们知道得更多。尽管，在年龄大小与记事多少是否成正比的问题上，父亲曾与母亲进行过一番争辩，并发表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年长一岁，早记事一年，所窥风景与晚记事者，是有天壤之别的。

不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在生前已升级为院子里最年老的长者的祖母，都该是最理想的访问人选，但遗憾的是，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大约已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症，全然分辨不清自己膝下的一门儿孙了。再加之耳背眼花，与之交谈起来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你问东，她说西，你问西，她说东。用时髦一点的话来形容，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

即使耳清目明，祖母所记忆的，也该是她出阁到院子里当了媳妇后的景观，而那已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既然早已不能晤面相谈，我也就无法耳闻其详，更无法向他们讨释淤积于心的疑窦了。但是，我不能就此罢休，因为，他们不应该就此被顺理成章地遗忘，而应该被我们长久记忆——在我们的脸上，或多或少都晃动着他们的影子；在我们的血管里，无不滚动着他们滚烫的回声。

我已意识到，倘若我不为我的祖辈们写一点什么，恐怕除了清明与除夕这两天外，我们极少会念及他们。而即便是这两天，我们如果身居故里，也仅仅是去他们的坟头完成一个仪式而已；除了我的父辈们对他们父辈的生平事迹略知一二外，我们这一辈已经知之不详，即使略知一二，也都是些碎片记忆，就更别指望一下辈人了——让他们去回忆与他们素未谋面的祖祖辈人物，那真是难为他们了。

遗忘是可怕的，更是可耻的。如果没有人去追忆往事记忆前人，没有人知晓那一个个被萋萋芳草掩盖着的黄土堆的来历，没有人能一一列举出祖辈们的生平，那么，祖辈们之于这个世界的全部意义，也就止于一代，止于他们自身。

一旦被后世遗忘殆尽，祖辈们就像从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一般。

那几个隆起在田野之上的黄土堆，也将沦为仅仅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生命的废墟，而不具备更确切的含义。以至于若干年之后，再也没有人识得那一抔抔黄土之下埋葬的是谁家的祖先。一座原本被年年祭奠的家坟，也就逐渐变成无人问津的野坟，最终坍塌成一块百无禁忌，甚至可以随意践踏的野地。

就这样，一代人的歌哭，连同他们生活的背景，都被一只神秘之手无端地剪辑掉了。而这，正是我们的家族史之所以语焉不详乃至失传的最主要的缘由。

我们都是不肖子孙，都是可悲的遗忘者。如我者，历数家族长辈三代以上，已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更遑论他们的身世几何；如父辈者，已道不清白他们的祖父辈到底兄弟几人，亦不敢确定他们的曾祖父辈究竟落山何处。这到底不是一件光彩事。

事实上，遗忘祖辈，归根结底遗忘的是我们自己；记住祖辈，自然也是为了更好地记住我们自己——记住我们的姓氏、相貌、性格，乃至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们由此可以在大地上站立得更加稳健，生活得更加“有理有据”，存在得更加“理直气壮”。

在记忆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代人——我们自以为熟悉实则陌生的一代人，重新认识一个时代——我们从未经历，空茫得像一张白纸却又在我们的身体里哗哗作响的一个时代。

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云雾般的身世与家族隐秘的历史，一定存在着诸多契合之处，毕竟家族史的构成，从来就离不开个人史的参与。那本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不就是由一篇篇个人史传组成的么？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打捞、搜集与讲述他们的身世之时，说不定会意外地捕捉到一些至关重要的蛛丝马迹。

因此，我决意讲一讲几位祖辈的故事。尽管我对他们业已落幕的坎坷生平确乎如上文所述，仅仅略知一二——且这对他们的一生而言微不足道的一二事，也多依赖于我在少年时代获得的粗略印象和道听途说来的见闻。

二

这几位祖辈，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兄弟。他们分别是我的大祖父、二祖父和祖父。大祖父是长兄，祖父排行老三。

在辞世之前，他们兄弟三人既是院子里这一脉向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也是年纪最长的长者。在有生之年，他们都见到了自己的重孙，登上了名为“曾祖父”或者是“外曾祖父”的宝座，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侄子辈眼中无比陌生却又无比慈祥的“祖祖”。可见，他们在前世都积过厚德。

他们均出生和成长于万马齐喑的民国乱世，待到大陆新政权建立之时，他们差不多都已自成家室。而生于人人自危的乱世，倘若不曾经历离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你躬耕于一角僻远山河。

当年二十岁上下年纪的大祖父，就曾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挥泪告别高堂与兄弟，尾随我祖母的兄长——那位我毫无印象的舅爹爹，飞度鄂西的重重关山，到国民革命军的队伍里服了几年兵役。在此期间，一度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解甲归田。

正是这一段从戎经历，使得他的人生在几位同胞兄弟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最显起伏与跌宕。

多年以前，祖父他们几兄弟常常和村子里一位曾在民国时期当过保长的留有两道白须长眉的黄爹爹聚在我家的火炉边摆古讲经。他们所谈及的，无非故人掌故与热血沸腾的当年之勇。

那些前尘往事，听起来虽精彩绝伦，讲述者亦是激动万分，仿佛回到历史的现场，其慷慨激昂的气势大有廉颇虽老却仍是一条好汉的错觉，但对我们小孩子而言，它们显得过于遥远而陌生，简直像传奇。

依稀记得，他们是多次谈起过大祖父从军这一段旧事的，他自己也曾声情并茂地追忆过那一段被时间的落叶所虚掩的往事，仿佛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角色，就藏匿在那些口水迸溅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中。他也得以在人生的暮年借着这些如烟往事，寻找到失散多年的自己。

然而时过境迁，我对他们谈话的内容已全无印象，就连他们当年吹牛谈天的场景，亦觉如同梦幻，不敢确证了。

岁月是一块粗粝的磨刀石，它可以磨平人世间所有的棱角，无论坚不可摧的山石，还是粗粝的寻常肉身——它缓缓地磨掉了大祖父身上的军人气质，将他还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形象：

矮矮的个儿，佝偻的背，眯缝着的眼。常年剃个光头，脚蹬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脸上的褶皱与手心里的纹路一样密集。其晚年性情，甚至还有一点乖戾。

对他的身世一无所知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曾经当过兵，扛过枪。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上有一股子硬气。

据说，他在当兵期间，家中父母遭外姓人欺负而无人敢于吭声，是身着戎装的他假探亲之机一脚踹翻那户人家的大门，才换来一段安稳日子。

然而，骨头硬的人，命不一定好。历史上的帝王，多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训条。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与暴君实则没有多少区别。唯有顺从者，才得以保全身家，苟且偷生。

作为大祖父的堂孙，我虽然不曾见证他全部的老年生活，却也不能说是完全隔阂。

他曾经为这个国家冲锋陷阵，后来又为了家庭受累终生，像牛马辛苦奔忙了一辈子，却并未换来一个如意晚景，更不要说由政府颁发一纸荣耀，或者说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认可。他与大祖母频频不和，常年冷战；年逾古稀乃至杖朝之年，还得去坡坎上为牛割草，还得去田地里帮忙耕耘播种。

而人一旦上了年纪，身子骨就脆弱，一不小心，不是摔断大腿就是扭断胳膊，不得不躺在床上养病；养好之后，依然如故。中国农民的命，大多如此。他们一天都舍不得睡一个懒觉，而一旦卧床不起，则是性命攸关之时。

在民国乱世和后来的布衣生活中，身经百战的大祖父，命薄而硬，几次死里逃生。整个家族都以为他会活过九十，长命百岁的，却止于一次摔跤事故。

据说，辞世之前，他未曾下过床，活活地拖了一两月，遭了不小的活罪。当我在外省意外地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时，心中涌满了无尽的惆怅。

说起来，我与这位大祖父有着一种异于常人的特殊缘分，上天注定的吧。小镇上沿袭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风俗：小孩子出生之时，谁最先经过这户人家的屋场，谁就被认定为这个孩子的逢生人。

逢生人，多么奇特的一个身份，除了父母和接生婆之外，最早与你的生命产生关系的一个人。据说，你一生的命运，就此与该逢生人密不可分了。

孩子的父亲在这一天见着了这位贵客，会客客气气地将之请进屋里，好酒好菜地招待一顿。当然，也有嫌贫爱富的，见那逢生人家底薄或者是名声不好，孩子的父母还会不欢喜呢；还有一种人呢，就为了那一顿酒菜，得到谁家媳妇要生娃娃的消息了，就掐准了时间往人家家里跑……

我出生的第二天，大祖父因事路过我们家院子，结果被我父亲一声叫住。我们爷孙俩，自此结下了一段特殊的尘缘。父亲老早就告诉我了这个公开的秘密。不过那时年幼，尚不能体会这层存在于血缘之外的关系。现在看来，我的奔波辛苦之命，或许与他这个逢生人不无关联。

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春节期间的事儿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那会儿我还在大学念书。那一天，我独自坐在院子里，正忙着呢，忽见扛着一根茶杯粗细的木头的大祖父，从对面山脚下的野路上朝我们家踽踽而来。他此时怕已过了杖朝之年，明晃晃的山道显尽崎岖。

我远远地招呼，并起身给他让座倒茶。我们爷孙俩，坐在暖暖的冬阳下谈了好一会儿天。惭愧的是，我向来不擅长与长辈谈天，或许是因为隔阂，或许也与父亲在家中太过强势有关，每每遇到这样与长辈单独相处的时刻，多是我最难以应对的尴尬时刻，总是他们问得多。

因此，至于这天下午我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内容，那真的是无从谈起了。可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大祖父曾对我提起这一生与我命定的缘分：“是我给你逢的生呢！”我立即殷切地表示：“等我毕业了，一定打酒给您喝！”可他连忙摆手道：“我又不好那一口，给我称两斤糖果就好啦。要软糖，不需要咬的，牙齿早没啦。”他边说边比划。

二〇〇九年腊月下旬的一天，我刚从外省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还未来得及小坐片刻呢，就在父亲的引领下，和一位堂弟途经大祖父的院子去拜祭在这一年过世的大祖母。返回时，听到了炮仗声的大祖父已来到院子里，我们便在他的院落里小坐了一会儿。

斯时，我已毕业两年有余，衣食无忧了，却忘记了要给大祖父买两斤软糖的承诺，空着手见了他一面。

较之前两年，他已衰老得相当厉害了，腿脚不便，耳背眼花，口齿也已含糊不清。跟他说话，至少要额外加上三十个分贝，他才听得清，而自己也得张大了耳朵听，不然不能完全分辨他的话语。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将我这个堂孙一眼认了出来，并不假思索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一年，有一些模糊的意识，仿佛沉睡在我心底的一个信念，开始缓缓地觉醒了，但还不甚明晰。我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告诉给了父亲，因此他笑着对他的那个给我们让座的堂弟说：“他是来采访他大爷爷的。”

可这一年，我还只是对大祖父早年的从军经历感兴趣，无涉其他。

在这个并没有落雪的冬日，我们爷孙俩就着一盆细细燃烧的炉火，还真像记者采访一样一问一答起来。只是，我既未带纸笔，也不曾携带录音设备。

尽管我们在交流上存在着一些障碍，但在父亲和叔父的“翻译”下，我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事实——表述更准确一点，与其说是弄清楚了一些事实，不如说是由大祖父自己证实了他早年所经历的那些近似传奇的故事，并非出自杜撰，而是切切实实地发生过。

那是他真实而不可篡改的人生履历。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记不清所属部队的番号了，只记得在部队时，他是某部警卫排的警卫员，我的那位从未谋面的舅爹爹即是他的顶头上司——警卫排排长。在那一段日寇频频空袭的年月里，他们经常执行的任务，便是到防空洞和剧院负责警卫，荷枪实弹的，“腰间挎着盒子炮”。

在谈话间，他经过一番漫长的回忆，终于回想起了他们团长的名字（一个异常陌生的名字。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将之记录下来，不然可以顺藤摸瓜，查到更多的详情），甚至还提到了当局两个大人物的姓名。

“您见过他们没？”

“没有。那么大的人物，怎么见得着呢？”

尽管知道了他青年时期的经历，但我依然未将坐在我斜对面的那个老态龙钟，只要一讲起话来眼角就会闪烁泪花的老人，看成是一个几经生死的抗战老兵。谁叫我只是将他看成是我年事已高的大祖父，而不是一个叫人充满好奇的暮年英雄呢？

他从军的时间不长，而且在日本投降后便脱掉戎装，回到故乡到外村做了上门女婿，又因故携妻带子回到祖居的院子里，继而又在距院子里半里之遥的一块坡地上盖了三间瓦房，从此再也不曾离开过村子。

也就是说，他服役的时间大体应当是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而这个时候，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据他讲，他们的部队当时驻扎在恩施。而当此之时，恩施是国民政府湖北省的临时省会（武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沦陷），同时还是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那么，他极有可能服役于负责临时省会警戒任务的警备司令部。

一九四三年夏季，持续月余的鄂西会战打响，第六战区以十个军的主力抗击了日军约五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我无从知道，大祖父是否参与了这场战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军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家卫国——虽然也有人谣传他是被当局抓了壮丁而被迫当的兵，甚至还在中途当过两次逃兵——可惜在谈话中，我们并未涉及这个话题。

仅仅交谈了这些，我们便拱手告辞了。我想着来日方长，将更详尽的访问寄希望于下一次晤面——这一次，我并没有真正做好采访准备，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向他随意讨教了几个问题，以解心头之惑罢了。

隐隐记得大祖父扶着椅子颤颤巍巍地起身送别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充满了告别意味的话：“明年可能就见不到我啦！”

此话虽简单明了，但意味深长，听者不免惆怅难言，心里头甚至“咯噔”一沉，仿佛浩瀚的时光忽然裂开了一道斑驳的缝隙。而正是这道缝隙，让大祖父获得了一个尚不能确定的预感。

一个人，无论他在年轻气盛之时多么倔强不羁，但在老年，都会变成一个无力掌舵的渔夫。他们的小船，随时都有可能葬身于大海，而这是我们都将经历的感受。只是，这种发乎生命的遗憾，却被大祖父表达得那样坦然。

但我还是安慰他：“您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没想到他自己一语成谶——那一席谈话，也就成为了我们祖孙之间最后的交流，那一别便是永别。

对一个老人而言，时间并非凝固停滞不前的，而是如闪电般迅疾，简直像是一个巨速旋转着的不断下陷的漩涡。等你恍然意识到它的珍贵时，它已将所有的证据涂抹殆尽。

而我与大祖父的交流，还未真正展开呢。

这个生活在我身边，且与我有着血缘关系的抗战老兵，更像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英雄，带着他一生的荣辱与秘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三

二祖父是他们兄弟中唯一一个一辈子都不曾离开村子的人。他不曾像大祖父在年轻时去过武汉、南京和徐州这样的大城市，风风火火地闯过一回九州，也不曾像祖父那样曾经为前途而深深地迷茫过，也不曾像他们最小的那位胞弟一样，在小镇上凭着手艺行走过江湖。

在我的记忆中，相对于从过几年军仍未改变命运的大祖父和读了一肚子书仍然潦倒一生的祖父而言，二祖父算得上是一个拥有正当职业的人。他在村子里过着体面而殷实的生活，工作也相对轻松——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乡村裁缝，人称“向师傅”。

他的身材，在他们四兄弟中最为魁梧，力气也大得出奇，即使年届六旬，单手仍能提起两三百斤的石担，且能在提着石担行走的过程中做到面不改色。

按理说，这么一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七尺汉子，该是天生的习武之才，军人坯子，可他偏偏选择了一把量身尺。而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是秀才是兵，天意早有安排。

像烹小鲜如治大国的良厨，也像把平生理想都寄托于三尺讲台的良师，二祖父把这一世的江湖都安放在了一间清静的裁缝铺里。他在缝纫机上静静地缝补着光阴，用一把尺子丈量着春秋，用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平生活中的褶皱。

他的手艺不知师自何人，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剪裁的式样好，做工也精细，人又和善，故而声名远播。许多本村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人家，不论黄发垂髫，身上的衣裳皆出自他的一双巧手。还有不少外村人，也常常不顾路途遥远，带着几匹布料慕名而来。

他常年住在村委会的二楼（后来搬到一楼），他的招牌挂在那里——他并未真正在门楣处挂一块牌子，书曰“向氏裁缝铺”。铺子外空荡荡的，一个字儿也没有。他的招牌是人尽皆知的口碑，真正的金字招牌。

他每天都会从院子里经过两趟，右手提着一把水壶。当他从家门口出发时，院子里霎时热闹起来了。从东头到西头，娃娃们“二——爷——爷——”“二——爷——爷——”“二——爷——爷——”地叫个不停，他也总是“——哎——”“——哎——”“——哎——”地一一应答着，脸上乐呵呵的，堆满了笑容。

那样的日子，无疑是快活的，像金子一样闪烁着明亮的光泽。

我们家的院子，是他前往村委会的必经之路，所以每天总能见着他。他回家时往往会将那把铝质水壶寄放在我家的阶檐上，吃完饭后返回时，再将之捎上。途中有一口清澈见底的水井。

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二祖父的形象似乎未曾发生过多少明显的变化，其外貌也不会比十多年前留给还处在少年时代的我们的那个形象更苍老：

戴一顶青灰色财主帽，身着一领笔挺的中山装或者是对襟褂子，脚上往往是一双青黑布鞋。他步履稳健，谈吐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唠叨不尽。

新世纪的头几个年头，我回家过年，见他还在坚持上班。而那时，他也将近杖朝之年了吧，却依然天庭饱满，仪态端庄，举止有度，外貌不曾败下去。大家都说他保养得好——我的兄长就曾目睹过他在村委会的柜台内做一些类似于体操运动的动作。他大概是村子里第一个懂得锻炼身体活络筋骨的老人。

他的一门儿孙都很有出息。他的儿子——我们的松阶伯伯，曾经当过我们村的村干部，红珍婶婶也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贤惠媳妇，他们虽然一辈子种地，却一直把日子经营得热热闹闹的，是村子里当之无愧的小康之家。他的大孙子，我的堂兄，现在是镇卫生院的院长，小镇上人人皆知的人物，孙女儿孙女婿也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么一一道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词：绅士。

我的二祖父，确乎是一位小镇上几十年来都难得一见的乡村绅士，不论你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他既有乡村绅士的仪表和谈吐，又有乡村绅士的风度，还有一副乡村绅士的好德行。

在村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家族的晚辈的眼里，这位乡村绅士幸福无忧的晚年图景是值得羡慕的。他的一生，也好像是顺风顺水的一生，不曾像他的胞兄扛着一杆枪出生入死过，也不曾像他的胞弟经历过抛物线般的人生曲折。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我不曾见过二祖母，不知其音容笑貌，只见过她荒草萋萋的坟墓。据说她在中年便因病撒手人寰了，而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才几个月，还不会开口喊一声妈妈，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那么小的孩子，除了哭，还能干什么呢？

中年丧妻，乃人生之大不幸。这样的遭遇，足以把任何一个强大的男人摧毁，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推进冰窖；那些隐忍于心号啕不停的悲伤，或许永远也难以派遣殆尽。

毋庸置疑，二祖母留给二祖父的是漫长的黑夜，咀嚼不尽的孤独，和永无止境的思念。当然，也给他留下了精神寄托——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像我无从知道大祖父是否参加过鄂西会战一样，也无从知道二祖父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最悲痛最黑暗的日子的。只是可以想见，他从此一定是既当爹，又当娘，历经千辛万苦才把孩子们抚养成人，继而送女儿们出嫁，给儿子娶亲，完全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

在那些艰难的年头，想必二祖父的缝纫机一定是昼夜不停。他不仅要挣钱养家糊口，还要自我疗伤——用那一根根青色长线缝补碎裂的心脏和寸断的肝肠。

漫长的黑夜终被曙光驱散，漆黑的心情终被太阳朗照，毕竟新的生活还得继续。渡过如此一劫，该是苦尽甘来，到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可命运的刀刃，并未放弃挑开二祖父心上那道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

没过几年，他嫁到陈家的女儿，在生养过两个孩子之后，也因病撒手人寰。

哦，还有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我漂亮的文英姑姑，长大成人后十分意外地远嫁他乡，父女俩多少年都不能见上一面。

呜呼哀哉！仿佛上帝给他那么一副好身体，就是为了让他去经历这些不可承受之痛，经历这些足以把眼泪流干熬尽的大悲大苦。可事实上，无论是悲伤，还是思念，都需要他一个人去默默地承受，咀嚼，消化。无人可以替代。

谁叫他是一个父亲呢！所谓父亲，就是那个既可以顶天又可以立地的人，就是那个独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舔舐伤口的人，就是那个被命运打倒在地还要忍受着剧痛再次爬起来的人。

谁也不清楚，二祖父是怎样清洗和包扎伤口的。但大家都看见了，他终是咬着牙关挺了过来，而且面目平和，看不见风暴的影子。然而，他再也不曾考虑过个人私事，把精力全都投放在了辅佐儿子的家庭和事业上。

我猜想，那位我从未见过的二祖母，一定是一位贤惠知礼节的农家妇女，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二祖父才以此种方式为其守节明心；又或许是自二祖母辞世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死了心，将那一扇感情之门永远地封闭了。

他孑然一身几十年，却从未闹过一丝绯闻，也从未见他与其他女性讲过什么不恰当的话，更别提与之开过什么有失身份的玩笑了。加之他为人正派，说话做事光明磊落，不仅有一股子浩然之气，还有一副肝胆心肠，自然在村子里树立了威望，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在他身上，你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像一个道德完人。

我由此认定，我的二祖父是一位注重完善人格的乡村绅士，是古人所褒扬的那种“独善其身”的典范。

虽然，他既不是什么文化遗老，也不是什么信教徒。他只是依着自己的心性行事，苦修几十载，自律言行，却又不刻板，不古怪，从而具有了某种当代社会极其稀缺的“道德人格”。

这位乡村绅士见多识广，经历丰富，可惜在他的有生之年，我们未曾有过一次正式的交谈。

四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总有一些人，会终身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终其一生，他们也挣脱不出那道束缚自我的“紧箍咒”，走不出自己亲手画下的那个“心理怪圈”。而究其根源，无非是文化，无非是知识，无非是理想在骨子里作祟，它们像蚂蚁一样噬咬着孤独的心灵。

很不幸，我的祖父就属于这一类将自我囚禁了的人。没有人能轻易走进他敏感多疑的内心。因为，他也像他的胞兄一样，将一扇门沉沉地关上了，把自己置身于一片挥之不去的黑暗之中。

我相信，他的七个儿子，没有一个读懂过他；与他相依为命吵了大半生的祖母，至死也不曾理解他的苦痛。

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人，不仅是他们四兄弟中，而且是那个时代里少见的乡村知识分子——他是民国时期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高小毕业生。

本来，他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位于县城的省立学堂，将有更美好的前程等着他——他甚至还满怀憧憬地坐着马车翻山越岭地去过一趟时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县城，瞻仰过那座梦寐已久的新式学堂，无奈家境贫寒，不得不中断学业。

之后，他一度在小镇上的公学里当教员，后来不知何故调到粮管所工作，再后来呢，他居然辞掉公职，回乡务农了。

一个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与此前有了天地之别；一个悲剧性的性格，就此落地生根，终生不得释怀。他是一位穷困潦倒、愁眉苦脸的祖父。

他为何辞掉公职？究竟是被迫之举，还是出于自愿？

现在存在的两种说法与此猜测倒也吻合：一是说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养活孩子，趁借近水楼台之便，偷了粮管所几把豌豆，结果被人告发而被迫辞职；二是说工资低，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家中田地多，孩子多，祖母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是吵着要他回家帮忙，而他觉得祖母说得没有差错，又或是懒得继续与祖母发生言语上的争执，于是乎头脑一热，便主动打了辞职报告。

这两年，经过我的多方考证，祖父当年私自挪用过粮管所的几把豌豆该是属实的，但那都是出于最本能的生存渴望，也是为了尽到一个父亲最基本的职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吧？

我的伯伯、父亲以及叔父们，在忆及那段饥饿相伴的童年生活时仍是唏嘘不已：“多亏了爸爸那几年在粮管所，不然都饿死了！”

再说，若不是迫不得已，作为一个有气有节的知识分子，谁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向生活弯腰呢？

谁都知道，祖父是一个面皮极薄之人。他的儿孙，多数也遗传了他的这一宁折不弯的性格，宁愿把打落的牙齿和血吞进肚里也不愿张嘴求于外人。

更需要说明的是，当此之时，普天之下，饿殍遍地，而粮库却守着命令，迟迟不放粮，以至于诸多乡人在将一切可吃之物吃尽之后，毙命于途。他们是被活活饿死在寻找食物的途中。

而后一种说法我也得到了证实，理由是国家恢复落实干部待遇的政策后，我的伯父曾经给上级反映过祖父的情况，但上面答复：经过核实，此位同志当年是自愿放弃工作，而且已离职多年，故无法落实待遇问题。

可以说，祖父以他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则从一个农民回到另一个农民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回归，回归家庭，回归从前的自己，但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不能体会。

我曾撰文分析，正是因为早年未能完成学业的遗憾，以及这一段灰色的人生经历对他精神上的冲击，造就了祖父那个难以被外人理解的暴戾性格。

你想啊，命运本来已经把他推向了一个山坡，这个山坡虽然不高，视野也不开阔，景色也不瑰丽，但至少可以晒到更多的阳光。这对他而言，多少是一个安慰。结果呢，还未站稳脚跟，就被无奈的现实生活一把将他拽回了原籍，而且此后再无爬上山坡的希望。

也就是说，这股神秘的力量，将他以往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给一票否决了。你说他能不迷茫，心中能不愁肠百结，脾气能不坏么？

这既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反应，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遭遇这样的命运时最普遍的精神诉求。当一个人怀抱不展而又不能走出那一团阴影时，他要么永远地囚禁自己，要么将内心的郁结转嫁到他人头上。

前年大年三十晚上，去探望八十有一的祖母，她就对我们讲：“你爷爷背背不起，挑挑不起，连走路都不行，只会扒拉算盘算账，躲在家里读书。没得一个狗屁用……”

这番过于夸张的说辞虽然有失真实——祖母意在强调自己的功劳，而将祖父贬得一钱不值，但还是从侧面说明了，祖父只适宜做一个“读书算账”的知识分子，哪怕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可是命运偏偏不给他这个脱泥换胎的机会。

关于祖父的曲折经历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变迁，我已有专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我想着重说明的是，作为一个民国时期受过正式教育的老派乡村知识分子，祖父确实还是装着不少墨水的，不像现在我们这些从流水线上批量批发出来的所谓的当代知识分子，胸无点墨，腹无诗书，只是虚度了那么多年光阴而已。

他们那一代人，启蒙教育是从熟读《百家姓》《三字经》开始的，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国学底子深厚，真可谓渊源有自。

祖父曾给我们现身说法，他最开始在私塾念书时，第一课即是摇头晃脑地习读《百家姓》，先生一句，他们一句，然后合起课本背诵，背诵不了，先生就以戒尺伺候了。

在给我们讲述这些往事之时，他已年逾古稀，然而在他经年不展的眉目间，依然闪烁着一种庄严的怀念。那既是善意的教诲，亦是对于文化的敬畏。

让我吃惊的是，几十年过去，尽管他大半生一直在起早摸黑地种地，伤肝伤肺地与儿子们周旋，几乎不会捞得一个灯下翻书的清闲时刻，他却仍能将当年习得的课文流利地背诵出来，且在句与句之间押上了一种抑扬顿挫的调子，流溢出一种简单而欢快的韵味。

听者不免也要和着那秋雨一样的韵律跟着他摇头晃脑起来。

祖父一向是深沉内敛的，并不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也极少发表高见。别人夸夸其谈之时，他默默地抽着一卷土烟，眼神很深很远，像一面跑着薄雾的湖。很快，缭绕的烟雾就掩住了他的面部表情，就像他暴戾的性格渐渐掩住了他清高而孤独的内心——与其纠缠不清，不如保持沉默。

他深藏不露，我也就不知道他的深浅，但终究是在父辈们的口中得知：“你爷爷是个老文化人呢！”虽然，他们兄弟七人几乎没有一个与他们的父亲合得来的，但仅凭这一句简单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立马做出判断：他们其实是由衷地尊敬他们的父亲的，尊敬文化人的。

我当然也见识过祖父的厉害，譬如说推算甲子。

我是正儿八经的文科科班出身，学习过六十甲子的推算之法，可至今未能弄明白其间玄妙。祖父就是高人了，坐定在椅子上，嘴里吧嗒吧嗒地吸烟，双目微闭，左手抱胸，右手掐指，不一会儿就推算出来了。

然而我推测，这等本事，对祖父而言亦莫过于皮毛，不值一提的。我的堂弟向宇少年时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之下，竟也背得一些有关农事和气候的谚语，说道起来，俨然祖父的神态与语气。

我未曾见过祖父写毛笔字，想必也是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倒是见过他的钢笔字，路数大致可归于行草，行笔之间颇有一些章法。

那一年，我陪他一起在村子里收电费。一邻村人家见了祖父坐于露天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的电费记录，直呼：“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呢！”祖父腼腆地笑着，直向那人摆手摇头：“写得不好，写得不好！”

祖父将他的一肚子墨水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了，并未让它们生锈发霉。由此看来，他并不是迂腐得无可救药。

稍微年长以后，我逐渐意识到祖父身上的学问，是一笔财富，却因为各种缘由，迟迟不肯讨教于他。

新世纪的第四个年头的春天，祖父未等到一个儿孙继承他身上的那笔文化遗产，溘然病逝于家中。同年秋，我考上了大学，而祖父在晚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能参加一个孙子的升学宴。多么失意落魄的人生啊！

他操劳一世，胸怀不展，困顿终生，并未给儿孙留下什么物质财富，这大约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

但也确有遗憾的地方，那即是他切实拥有的那笔精神财产，他毕生最在意最得意也最珍贵的东西，竟无人问津。

五

祖父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家族的遗憾，甚至还是一个时代的遗憾。这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我联想到了在无史官修书的乡村，历史几乎是没有确切的文献可考的。所以，它也是整个乡村世界的遗憾。

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历史一直以一种古老的面目存在着，续写着，那即是口口相传，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民间文学，也叫口头叙事——这既是史诗诞生的方式，也是史诗得以流传的原因。

由于其传播方式的特殊性，即便是正襟危坐的正史，一旦流传到这里，也无一不被穿上野史的衣裳，被消解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正史不感兴趣，而是那些生来苦命却又天生乐观的孜孜不倦的讲述者，往往拥有一副好口才，就像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他们个个身怀化平淡为传奇的绝技。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讲述中，往往会不自觉地省略掉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只是一心一意地讲述那个故事。

不论是在讲述者看来，还是对于听者而言，故事本身才是最生动的部分，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一个原本有时间依据的历史事件转化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他们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将历史架空了。

因此，无论是在荒郊僻野，还是在山沟草泽——但凡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的角落，我们遭遇的都是传奇，听到的都是传说。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年龄越长的人，即使不曾亲历被讲述者讲述的故事，但他们所知道的，一定离真相更近一步。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那些年老的长者们，也就具有了更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既是历史的继承者，又是历史的讲述者，还是历史的见证者。

然而，当年一伙人围坐一炉摆古讲经的氛围早已消散，一个曾经生龙活虎的时代也已在不知不觉中画上了句号。

伴随着这个时代悄然离去的，还有那些洞悉这个时代秘密的长者，还有那些在从前的时代从未停止流传的史诗与传奇。

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就这样从原址上悄无声息地坍塌了，并未引起轰动，也未曾发出大树倒地时所引发的回响。如同我的三位祖父，都是安详地离世，那个过程，就像是从一棵大树上落下了一片枯黄的叶子——他们辞世的事情，在那一两日间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村子里众口相传的头条新闻，甚至还会在少数人的心里引发一场微震，但等他们入土为安之后，村子迅速地恢复了常态，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照例地热闹，照例地安静。

然而，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们眼中的风景，听不见他们心底的故事。

他们把故事和风景，都带走了。那些故事和风景，便成了谜。

至于他们具体的出生年月，我仅仅知道祖父生于民国十九年，也即一九三○年，大祖父和二祖父要长祖父好几岁，该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出生之日算起，到如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了。

如果当年我抓住了机会，或者是他们现在还健存于世，那么，他们就可以告诉我一个世纪前的院子里的影像——他们就出生在那个我辈尚且见过的四合院里，在那里成长，并走上迥然有别却又是殊途同归的人生道路。而现在，那个仅存的四合院，已不复存在，只是当年的格局，还不曾被更改。

我虽与他们的生命有过时日不短的交集，却错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也辜负了他们的满腹经纶。

我就这样与他们失之交臂。可不哀与？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每一个人，不论他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也不论他学问的多寡道德的好坏，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

而这，也正是我不厌其烦地要一遍遍讲述祖辈们生平的缘由。用文字为祖辈立碑作传，要比给他们竖立一块真正的石碑坚固得多。

我以为，这才是最好的怀念。

定稿于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