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来的“赤脚医生”

文_阿　润

20岁的非洲小伙子迪亚拉从马里首都巴马科到北京，路上花了3天。那是1984年，迪亚拉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从那一天起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成为读完了博士才上岗的中医以及5000多名云南乡村医生的“迪老师”。

在中国学中医

他站在讲台上，眼镜在聚光灯下反着光，看不清楚眼神，黑皮肤上络腮胡并不明显，露出一排白牙。“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每次说起中医都会脸红，但是反正你们也看不出来。”台下500多名广西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哄堂大笑。

2014年的最后3天，中医迪亚拉飞去南宁给大学生做讲座。这个看不出年龄的非洲人一本正经地在台上讲“天人合一”，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说了5次“缘分”，用得都十分贴切。一个男生拿过话筒站起来提问：“你的‘医古文’是怎么背会的？我们后天就要考试了。”马上得到全场同学的热烈响应。

这场景乍一看，实在有点滑稽，迪亚拉操着稍有口音的普通话，比中国老师更敏锐地捕捉到了同学们的笑点，《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信手拈来，幻灯片“啪啪”地翻着页，一大堆有中国特色的头衔蹦出来。这个时候听众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外国人。

当初的马里小伙子迪亚拉本来是到北京学习西医的。1984年，他大学刚毕业，成绩是全省第一。当时非洲有不少学医的学生有机会通过援助项目去美国、西欧或者苏联、中国继续深造，迪亚拉选择了中国。如今，他用“缘分”这个说不清楚确切意思的中国词汇解释了当时鬼使神差的决定。

来到中国的第一年，迪亚拉用来学习中文和适应生活。过了最初艰难的语言困境，专业学习的问题才凸显出来。中国医学院对学生的教育是从最基础的人体和解剖开始的，而这对于迪亚拉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失望与无奈之中，他做了一个决定——学中医。他说：“既然来了中国，我就学中国特有的。”

对于一个已经接受过系统的西医教育并有实践经验的外国人，要去学习中医，接受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知识和方法，很多同学和老师并不看好他。

“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傻的那种人。”迪亚拉不太考虑性价比，没有做任何关于前途的考量和计算，被直觉和“缘分”引着做了决定。

但是想象之中的和想象之外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袭来，每一个都鲜活而真实：背诵古文、理解概念、技术操作……迪亚拉需要重新学习一套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外国人，这种难度并不是仅凭刻苦努力就能突破得了的。迪亚拉说：“你们中国人的血液里、DNA里就有中医，我作为外国人，学习中医是很艰难的。”

“大医精诚”

“最初的问题是理解阴阳。”迪亚拉回忆起当时的困惑，皱起了眉头。他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但是来到中医学院正式学习中医之后，才发现很多东西不是聪明和勤奋就足够的，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开窍并不容易。

“中医更像是一门哲学，讲究理。”迪亚拉说。《黄帝内经》里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在这一套哲学体系里，阴阳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可以归结在阴阳里。

所有认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这些经典的理解，迪亚拉必须要过这一关。但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大多产生在东汉以前，用古汉语撰写，语言精练，内容艰深，“通经致用”需要从文字开始了解。想来也算正常，刚刚学会说普通话的迪亚拉，第一学期的《医古文》就没有及格。

在异国他乡，迪亚拉又有了很多年前对学习成绩的焦虑感。他转头就跑到书店去，把能买到的字典各买一本，《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背了整整一个书包。“从那一天开始，我整天都拿着一本字典，跟在当时班上学习最好的男生身后，几乎是寸步不离。”他说。

22岁的迪亚拉对中国的传统医学达到了痴迷的状态，他把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作为座右铭。他对针灸着迷，不仅仅是以前那样对一种未知的神秘技法的好奇心，而是对手指真实地捏着一根针捻转、提插手法的学习。

“术”的学习比“道”要容易，迪亚拉只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心思，就有可能超越同班的中国同学。为了搞清楚经络和穴位，迪亚拉花200元买了一具尸体，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一笔巨款。迪亚拉回忆：“每天一下课就去实验室，把尸体拿出来做解剖。”

练习扎针是一个苦功夫，初学者最初是在一块对折到没法再折的毛巾上练习，本来柔软的毛巾在团成一团之后变得致密。在手艺的练习上，迪亚拉终于和中国同学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他每天都拿着一块毛巾，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这仅仅是第一个阶段，之后的道具是肥皂和海绵，从坚硬再到柔软，都能做到快而稳。

博士毕业后，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没有一个人找我看病。”他在空荡荡的诊室守了3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诊室排着长队。终于在第4天，一个患者推开了大门，惊慌地叫了一声就跑了出去，诊室总算是有了一点动静。他也没觉得委屈，直接推门追到了挂号台。

“我是来看中医的呀，怎么是个黑黢黢的家伙呢？”患者对着护士用四川话抱怨了一番。迪亚拉都听懂了，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扎针，如果没有效果，我不收你一分钱。”他就这样争取到了第一个病人。把脉、看舌头、分析、扎针，迪亚拉细致而熟练。第二周，这位患者给他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这样的口耳相传之中，黑人中医迪亚拉慢慢站稳了脚跟。

“金字塔的底”

但迪亚拉的这份工作并没有做多久，院长找到他说：“你的病人是最多的，但是你的奖金是最少的，你不能多开一点药吗？”迪亚拉拿来工资条，奖金是172.5元，还不及他读书时补助的零头。院长第三次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递上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有时候你不能不相信缘分。”辞职之后在成都大街上晃悠的一个下午，迪亚拉遇到了5年没有见面的大学同学比尔——一个来自比利时的留学生。彼时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正在成都四处寻找协助麻风病和大骨节病项目的医疗官，两个人一拍即合。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迪亚拉第一次走进了中国偏远的乡村，他才发现那里是“金字塔的底”，乡村里生活的百姓，医疗资源是最差的。

“我带一位稍有残疾的村民到山下的米线小店吃饭，刚刚吃完，老板就把他用过的碗当场打碎在地上。”迪亚拉说：“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但是传染性并不强，发病率也很低。一般情况下，麻风杆菌不会侵入皮肤，与麻风病人握手、共同进餐，也不会被传染上，况且是已经治愈的病人。”

针对麻风病的药物是免费发放的，治疗这一个环节是人类医学已经攻克的，费用也无需患者自己承担，问题就在于及早发现病人。但是乡村对麻风病的恐惧是直接的，很多村庄的态度仍然是驱逐和歧视，几乎没有病人发现疑似症状主动选择治疗。

乡村的传染病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人识别并且提供线索，迪亚拉能依靠的人只能是乡村医生，他们生活在最基层，掌握着村里每一家人的情况。2002年，迪亚拉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项目结束，他开始筹集在云南省红河州做乡村医生培训的资金。

讲台下的很多乡村医生小学都没有毕业，多是家里父母曾做过赤脚医生，就跟着继续做了。但是他们是唯一愿意留在这个村子里承担这一份责任的人了，比起城市里大医院的激烈竞争，乡村医生这份工作更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坚守。

迪亚拉的乡村医生培训班做了将近10年，这项事业已投入的花费在1800万元。在广西中医药大学演讲的结尾，一个小姑娘举手发言：“我就是从大山里出来的，我以后也想回到乡村做一个赤脚医生。”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报名，参与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对乡村医生的资助项目，保障你的收入。”迪亚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