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节回家也不易

文_李　艳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铁路及公路等运输方式之后，接近现代意义的“春运”出现了。这已经跟现代“春运”有点类似了——1927年，广东就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加开临客一次；1934年，京沪线也在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快车。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强令春节期间不准放假，提倡要过公历新年，称之为“废旧立新”。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节的团圆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返乡过年的“春运”人潮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当时铁路运力极差，跟今天的运力无法相比，但依旧人满为患。民国时期的一本小说《平浦列车》（李同愈著）中就写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到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本小说里还描写了“春运”列车上的景状：“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都插不进一枚了。”

对于什么叫“挤到针都插不进”，另一位民国时代的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加细致。他说当时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可以坐五层人：最高一层人，直接坐在火车顶上；第二层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搁板上趴着；第三层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层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层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程瞻庐写道：“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姿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纵使再挤，也是幸福的，因为毕竟买到了回乡的车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国时代的作家梁实秋的买票心得：“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女作家冰心1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官舱”。而为了去天津坐这一班轮船，她因为买不到从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车票，还去买了高价票。

冰心那趟回家，从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这就算不错了。鲁迅1919年年底从北京回一趟绍兴老家，路上需要中转四趟火车和一趟轮船，此外还要雇人力车和轿子。这趟“春运”完成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比鲁迅还费时间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吴虞从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时25天，花费了200银元，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这样的“春运”费用可不是人人承受得起的。作家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他说从北京回湘西的费用实在太高，超过预算，怕回得去回不来。

纵使如此，“春运”回家的脚步依旧纷杂不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难买，路再艰辛，也是值得的。因为过年了，一定要回到那个我们当初出发的地方，那里有家、有爱、有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