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倪方六
回家过年，永远是中国人年底的主题。从狭义来说，古人是没有“春运”的。但从广义来说，从春节出现起，“春运”在古代就存在了。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据考证，可能与传说“年”是个恶兽有关。传说“年”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除夕便会出来作祟。
当时生产力低下，个体对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年”来时合力把“年”赶走。试想，如果你未回家，致使家被“年”祸害了，那将是多大的不幸？
所以，不论多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家，助一臂之力。为了赶走“年”这个坏东西，在一年的最后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觉，“守岁”风俗由此而来。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尔雅》“岁名”条解释，“年”在唐尧时称为“载”，夏代称为“岁”，商代称为“祀”，一直到周代才称为“年”。
据此可以推断，大概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过年。古代的“春运”也就应该出现在那个时候。
需要指明的是，由于受自然、政策，特别是封建时代“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俗因素的限制，过去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会远，“外出务工人员”并非古代春运的主体，而是以公务人员和商人为主。
古代春节同样“回家难”
古代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对发达的隋唐时期，“回家难”现象也无法改变。
隋代诗人薛道衡有首《人日思归》诗，诗中写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当时从北方来到南方。
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这说明薛道衡并未能赶回去与家人团聚。看着南方欢快的节日气氛，自己却独在异乡，心中有无限的惆怅和乡愁，从侧面说明古代春节也“回家难”。
唐代诗人王湾也曾遇到过年不能回家的情况。王湾是中原洛阳人，一生中“尝往来吴楚间”。有一年快过年时，他乘船到了今江苏镇江境内的北固山脚下，眼前水阔天长，独雁哀鸣，孤帆远行，再嗅嗅越来越浓的年味，他一下子动了感情，写下了《次北固山下》诗，其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成了千古名句。
为了解决“人在旅途”者回家过年的难题，古代官府也会积极想办法，尽量不在快过年的时候安排外出公务。而相当于今天“打工仔”的外出谋生者或经商人士，则会早早动身回家。
秦代的“高速公路”
古代春节“回家难”的背后，其实是“行路难”。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忘修路。
在殷商时代，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在安阳殷墟考古中发现的大量车马坑便是明证。到秦代，陆路交通突飞猛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这也给“春运”提供了便捷。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是秦国的国道，从记载来看，驰道并不输于现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驰道宽达几十米，路边还栽植松树，绿化降噪，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了。
有人认为驰道为皇帝专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驰道是“天子道”不错，但“道若今之中道”。驰道中央部分才是皇帝专用道，别的车和人只能走两边。这与现代全封闭高速公路分快慢车道如出一辙。
虽然秦代的道路网是为输送军事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但它对诸如过年这样的民间风俗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畜力车，古代春运“大巴”
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造船技术的日臻成熟，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河沿海地区出行的主要方式。国外学者认为，车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世纪时首创。其实中国人也不晚，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
在古代，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是轿子的前身，之后又有痴车、独轮车、鸡公车、黄包车、三轮车。
畜力车可算是中国古代的“大巴”，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畜力车也分好多种：轏车、辎车、安车、辒车、轺车、传车、兵（军）车等。
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车体材料档次也低。辎车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安车就比较高级了，是政府官员或“VIP贵宾”乘坐的，相当于现代高级小轿车。辒车是一种卧车，有窗，可调节车内温度。这车子相当于现代豪华房车，是“总统专车”，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属古代春运工具。
古代春运的主体也是普通人，一般能坐个轏车回家就很显摆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现代春运期间会有人做慈善，免费送农民工回家过年。在古代，也会有善人这样做，送上盘缠，让穷人过年时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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