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怀念我的父亲曹禺

万　方

一百年前，一个婴儿诞生。一百年称得上漫长岁月，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一百年过后还在纪念他，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回答很简单：他写了几部戏。正是他创作的这几部戏剧，使他今天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进行着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他给了戏生命，戏剧也给予他生命。

我父亲的一生都和戏剧紧紧连在一起。小时候他就是个小戏迷，才三岁，母亲、我的奶奶就带他到戏院看戏，小小年纪，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长大一些，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戏，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戏剧实践。上了南开中学后，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演戏、导戏，翻译西方戏剧，从那以后，戏剧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恋与追求。

《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剧作，上演至今已经70多年了。我记得他和我讲过，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杨善全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讲了，头绪很多，讲得很乱，杨善全没听出所以然来，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我曾经陪我爸爸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他还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他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他还给我讲过写《家》的剧本的时候，是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热极了，他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笔追赶着他思路，江水拍打着船底怦怦响，就像人的心跳，没有电灯，夜晚就在油灯下写……

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样的情景，那是在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我和同学经常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就能看见我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炎热的夏天，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那时候从没听说过空调，也没有风扇，书桌上放着一个大脸盆，里面装着一大块冰。他汗流浃背，稿纸粘在胳膊上，字迹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觉。有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经常剧烈地挠头，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经常，他反复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读出人物的台词。我听他朗诵过“胆剑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读得那么有味。

再看《北京人》的剧本，有评论家说《北京人》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高峰，是他写得最好的戏。作为一个编剧，我感到惊异的是，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老太爷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他回答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写的时候也不可能。”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文革”时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有一段时间，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忆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吃大量的安眠药，完全像一个废人。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恢复了名誉，担任了很多职务，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在他的内心，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一刻不停地转，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知足常乐”和“随遇而安”的心境。晚年的日子里，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这种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种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慰藉。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直到他生病住院，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才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看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就像讲一个他做过的诱人的美梦。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我爸爸年轻时是那么的自信，而晚年，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我劝他不要想了，我说这不是你的事。“怎么讲？”他问我。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又问。

“你说呢？”我反问他。

他没有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的。

他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又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写人，写出人的灵魂，对人永远满怀热忱和兴趣，我想这就是我爸爸写作生涯的写照。

记得我爸爸84岁的时候，北京人艺又演出《雷雨》，他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去看了，再到医院去看他，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能看得下去，观众坐得住吗？他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真来劲，听到这样的话他最高兴。那天我告诉他剧场里很安静，我能感到那是一种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静，他听了笑了。前些天我在首都剧场看“日出”，剧场里坐得满满的，我再一次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安静。我想象着我爸爸坐在观众席里，和大家一起看着台上演出的戏，随着演员的表演，心中掀起一阵阵无声的波澜。

演出结束了，演员们走出来谢幕，观众们纷纷站立起来，齐声鼓掌，他们的掌声和情绪让他知道，他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们被他的戏打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我爸爸，一位剧作家，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