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深喜汪容甫

陈寅恪深喜汪容甫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文，于一九五六年曾见其油印初稿本。此文直至一九七八年始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八两期。据文末所附律诗二首序：“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云云。此稿当写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前后（按《寒柳堂集》附诗存尚未收入）。陈氏另一部七十万言的巨著《柳如是别传》，也是作者去世之后始见刊行。据《别传》第一章《缘起》中所载著者的《感赋二律》序云“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癸卯为一九六三年，上溯十年至一九五三年，因此《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实先后交叉进行，其时间当在五三、五四年之间。（《寒柳堂集》附诗存，以诗癸卯作癸丑，殊误。）这两部稿子，虽然一则是中篇论文，另一是长篇巨制，但就其所论述的内容却有性质相同之处，因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和明季名妓柳如是同是具绝代才华的女子，两人性格又俱骄傲激烈，而她们的身世事迹也几乎湮没不可考。她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中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著者撰述的目的在为这两个声名、身世、作品被湮没的女性加以表彰，其意旨是极明显的。

实则就陈氏最初构思的机缘来观察，这两篇著作的产生都是深受清中叶江都汪中（容甫）的《经旧苑吊马守真》一文的影响和感发。陈氏在完成对于陈端生的身世及其作品的考证评析之后，又申述其别感说：“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值同时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马守真文，以写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所谓荣期二乐，以下再释。按马守真即明万历间善画兰的名妓马湘兰，钱谦益《列朝诗集》末有传。汪氏《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文至雅丽，节录如下：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卢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史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观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生之不及见也。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贵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没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与斯人其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声生衷，事有伤心，不嫌非偶。（下略）

汪中才情俊发，文辞信美，只因不能于正规仕途升进，因此终身流为幕属，虽然也曾得当时大臣如毕沅之赏识，然感身世凄凉，在二百多年前竟以之与勾栏中女子相比，其哀伤之情也可说到了极点。荣期二乐典出《列子•天瑞篇》：“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成之野，鹿裘带索。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以为男矣，是二乐也。”所以荣期二乐就是生为人又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可是陈氏在文章的后面却又说：“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这里固然有着作者个人的深慨，但却又有着另外的原因。因为虽然汪容甫经旧苑而吊马守真，是对于这个百年千里不可期的奇才女子的沦落深致哀伤，但这和著者之同情陈端生的遭遇是有着不同的，这个不同在于一个虽有才华而终是风尘中女子，而另一个即使憔悴忧伤而死但终究是高门闺秀，著者在这两者之间虽有着亲切的联想，但却只好有用“不解”这样含糊而又委婉的措词以免拟人于不伦。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的话，只要看著者在《柳如是别传》中又是另一种写法就可以了然了。在《别传》第一章《缘起》中，著者自述其撰写此书之意旨时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伤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里，“婉娈倚门”、“绸缪鼓瑟”虽俱是习见之语，然读此不能不令人与汪中吊马守真文相联想，其原因是由于马湘兰和柳如是同是社会最底层受凌辱的女性，以之相比是恰当的。由此可见陈氏不仅深赏汪容甫之文，而且这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其一种悲切感伤对于不幸女子遭际所寄予的真挚的同情，在其考证陈端生和柳如是事迹时，必然时时萦回于他的脑际。虽然陈氏因晚年失明而多听人读小说戏曲遣日，《再生缘》是其中之一、所以才有考证陈端生身世之意。至于撰写《柳如是别传》则是因为旅居昆明时，曾购得常熟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早有意于笺释钱柳因缘。不过在这漫长的酝酿构思中，汪容甫此文无疑是著者从事这两部著作撰述的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前人说古今文心名理都出于一气，学者与学者之间，文士与文士都有着他们先后的思想渊源，善读陈氏著作者，是不难发现比这更多的思想嬗递的痕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