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即事功

真理即事功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他第二部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他说这是一部小小的书，不过却不是他早先已出的《西方哲学史》续篇或姊妹篇，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小是美的”，《西方的智慧》或许比篇幅大得多的《西方哲学史》更适合于多数读者，为他们所接受和爱读。

读历史或专门学术史，常常让读者困惑的是它的编年，因为历史自身的发展不存在有这种编年问题，编年和分期是后人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拟定的。本书把长达二千六百多年的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容纳在社会和政治哲学中考察，这里历史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它要求我们给予它的重视并不在哲学本身之下。希腊哲学如若不在它的历史背景衬托下，就无以展现它的壮观。同样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一个现代读者宗教是多少有点令他厌烦的，但要理解经院哲学，读者必须捐弃他的个人感觉。好在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为哲学家的罗素与作为历史观察者的撰述人，他有一套公允客观的平衡标准，叙述是让读者心悦诚服的，而不断流露出的他自己对于哲学的热爱是读者能得到的最大的教益。

重复转引并非读书的好办法，即在这样一本小书里可供摘引的句子也俯拾皆是。所谓西方的智慧是要我们从古代希腊开始，即是最早萌发人类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地方。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其中还另有一种情况，即早于它好几千年的埃及与米索不达利亚都已有文明的存在，但只有希腊人才最先在科学与哲学方面提出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想法。这是了不起的。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经过一次智力活动的大爆炸——作者以此称谓这一时期——希腊的艺术、文学、科学蒸蒸日上，终于达到成就的高峰。这一壮观在东方，只有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起的局面可相媲美，而且也决无逊色。希腊文明发轫的最初的远古源头，那就是古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神话，一种近于集体的梦幻，是动物与人的混合体，最后通过宗教的净化，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这才种下了进入文明的种子。所以作为希腊哲学中心和作为希腊哲学三巨匠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雅典息息相关，在这之前有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先行者，并且一直要追溯到更早的狄俄尼索斯的狂欢上。作者说是奥尔菲宗教力量提供了这一种对真与美的狂热的追求。这样，希腊才在古代世界上占有了它最独特的地位。

虽然罗素对于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推崇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但这一切都还没有逾分。他说：“柏拉图对哲学的影响之大也许超过任何人。作为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继承者，作为阿卡德美（Academy）的创建人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屹立于哲学思想的中心。”又说柏拉图的哲学——他用法国逻辑学家哥勃济的话——不是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独一无二的形而上学的整体。在另一处则说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这样说是有深意的。从最早问世的《西方哲学史》到本书，有着十五年左右的间隔，西方哲学专门化倾向更为明显，这是一种狂热，它导致人们对于从希腊继承下来的遗产漠视或者忘却，作者说这是数典忘祖的现象，他之再写哲学史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挑战。带有如此浓厚的个人色彩的话，一般说在哲学史著作中是少见的，然而他这样做了，这是本于他一贯的辨别真理的精神，尽管他在陈述哲学史问题时保持着极审慎的态度。

然而希腊终于衰微了。到公元五世纪时希腊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要角了。随之是希腊化时代，而以马其顿为中心了。把希腊当作古典精神看待是后来的事。当时的希腊人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近代历史上希腊的孱弱使英国诗人拜伦为之哀伤悲愤形于诗篇，最后死在土耳其，这是贵族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体现，不具有历史的认知。倒是作者在结束希腊这一章时的结语却是意味深长而且异彩纷呈，值得征引在这里：

希腊的哲学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启蒙和解放的运动，其目标是使心灵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它将世界展现为可由理性来把握的东西，从而消除了对不可知的恐惧，它的工具是逻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对知识的追求。利害无挂于心的探索本身就是伦理的善；通过这种探索，而不通过宗教的神秘活动，人们就达到善的生活。与探索的传统相一致的我们也到了某种不带矫情的乐观。苏格拉底认为不加检点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亚理士多德的主张，重要的不是活得长而是要活得好。当多少更为自觉的斯多葛主义得势之后，这样一点清新的气氛的确在希腊化与罗马时代消失了。不过，西方文明的智力结构里一切最好的东西，依然可以追溯到希腊思想家的传统。

早期基督教与经院哲学这部分大概是这本书中最难理解的，这很有点像我们读但丁《神曲》时的感受。《神曲》首篇《地狱》是容易读的，谁都能欣赏这伟大的诗篇，在读至《净界》和《天堂》时困难就多起来了，这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诗人背后的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即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上面这两部论述所牵涉到的。黑暗的中世纪，生活却是井然有条的。中世纪宗教信仰能容纳哲学作为它理性上的支持，这是最了不得的一件事。哲学成为宗教的侍婢，而世俗的学问思想却因此由教士们保存了下来。没有这一薪尽火传，后世的文明就无以为继。这就是经院哲学家与宗教周旋中所显示的勇气与智慧。在历史的未来后代思想家屈从于权威的事例却也不少见，这又如何说起呢？但丁是伟大诗人，他又是中世纪思想的综合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堪称为世界性的诗人，他的伟大是他的极富有感染力的诗篇，而不是哲学思想。

罗素对于十七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全新评价，是本书最突出的一点。这和后面他对孔德、浪漫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批评，都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维柯的名字并不见于先前的《西方哲学史》。维柯的重要性也被隐没了许多时候。罗素把维柯列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维柯主张“干”能增进人的“知”，要了解某一事物就要去实现它，所以他的哲学可归纳为“真理等同于事功”。维柯理论中关于历史的看法尤其受到罗素的注意。维柯的历史观是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说的一种纠正。后者以理想主义的契约说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的原因，维柯则主张社会发展是渐进的，由散漫发展为群居生活。到后来法国社会学者孔德出来，孔德对社会发展的描述也多少是沿着理性主义的轨道的，以为由此可臻于社会的完善。维柯不那么乐观，他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文明也会有倒退的时候，辉煌的罗马世界的崩溃，召来了漫长的黑暗时期，不就是明证吗。对此罗素有同感，他是同样抱着清醒的思想观察当代社会的。作为哲学家他却以关注的心情看待现在的生活和现在的社会。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不遗余力的抨击是这种以历史事态的发生来剖析浪漫主义影响的一种努力。工业革命和机器文明引起浪漫主义的憎恶。正是英国工厂的残酷条件产生了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但狄更斯与浪漫主义者毫无相同之处，他是在最深广的人性内展示他的爱心的。而浪漫主义的狂热却波及于社会，最后则与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汇合，它能够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罗素所引为隐忧的。如果我们把只要是情感上认可的东西就作为行动上的根据，那就不会考虑整体会因此陷入反常、冲突甚至暴力。浪漫主义所衍生的激情势必产生一种负面的后果。这些就是罗素有见于近世历史而发出的警告，也就是他对反理性的浪漫主义的看法。在前后两书中对于卢梭，对于拜伦，以至对于小说家劳伦斯都持着相同的批评观点。在阿尔达斯•赫胥黎小说《对位与旋律》中有一个被影射为劳伦斯的人物，他对于说教者冷嘲热讽，但在崇拜者中间他自己又好像是一个救世主。实际生活中，劳伦斯与罗素一度有亲密的交往，但不久两人终于分手。罗素欣赏劳伦斯的才能但不能忍受他极端的情感，也许在罗素看来劳伦斯仍只是浪漫主义精神下又一奇特的变种而已。

现代存在主义在罗素笔下也没有逃脱他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存在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背叛，是出于一种感情被压制的精神状态。存在主义文献中不乏有价值有趣味的东西，特别是涉及心理状态的描述。然而他拒绝承认存在主义可以从这种特殊的人生观转化为本体论的可能。

罗素在晚年曾说：“关心你身后的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这一高贵的想法表示赞许。作为哲学家罗素的活动和著述都远远超出他的专业范围。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因反对英国征兵而身陷囹圄。他是不甘心于只在书斋里沉思的哲学家。然而罗素是矛盾的。对于古希腊智慧的向往，他似乎是乐观的，因为他信赖人有自愈的能力，但他又时时表现出忧心忡忡。他在哲学史的论述中有时会逸出纯哲学的范围，就是因为他相信我们的生活和社会都与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有关联。他对于十九世纪的乐观精神表示怀疑，他认为过分肯定必然性会给历史带来灾难。他自然更以为激情不全可取，这点和斯宾诺莎说的感情被炽情所控制是不值得的意思相同。这就是他所以如此不以浪漫主义为然的原因。科学家和哲学家要做到特立独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在欧洲历史上的宗教的迫害和帝王的威权都可以使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随时遭受厄运。柏拉图说善等同于知识，意思是伦理的探讨与人对科学的探讨终将合流。罗素不表示这样的乐观。人的才能超过他的政治智慧，或可说他的社会良知，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良知与才能之间保持平衡就更不容易了。于是他说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特点是艺术与科学追求的分离，他说这太可惋惜了，这是从文艺复兴时候科学与艺术的紧密相结合的那种崇高精神中倒退下来。这里显示罗氏思想中极坚定的理想主义精神。

书写到尽头，作者在《终场白》中有一段极亲切的话，我想是他有意赠与读者的：“苏格拉底胸怀坦荡地承认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是沧海一粟。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人应该求知。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探索就是善。”爽朗中肯，谁读到这箴言式的赠言都不能不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