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以不记为佳

看书以不记为佳

海藏楼郑氏日记共五大册，其一九三二年以后的第五册（伪满时期）可另作别论，前四册多有关近代历史、人物和谈艺论文以至书法的材料，可供摭取的地方不少，而且不时会有作者独特的妙语。以下一则见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

一琴、瀚生来，秋樵、峙青亦至，因语看书苦难记。余曰：“仆近觉看书以不记为佳，可使再阅时如有新得，不亦乐乎！夫读书犹食饮之益人也，虽美味，入口即无所恋，要以得食为快耳。令食得美味，常停不化，则呕逆作酸必矣，何益之有。”众皆大噱。秋樵曰：“此诚为己之学也。”

此时作者正随出使大臣东渡在任所，来访者都是使领馆的参赞之类，谈话有向郑氏请益的意思。古人读书以背诵为主，当然也有些书只是供泛览的。郑氏作此妙语在于说明书在再读时所得的乐处应归功于我们记忆的偶忘。因为偶忘所以重读复有全新的感觉。古往今来称为佳篇的何止千数，一人一生能有几次重读的机会，所以美感之获得亦犹口之于味同样有饫足的时候。郑氏此语不过在提醒人读书贵在领会与回味，而不要为记诵这样的事所困恼。

一二百年前的中国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意义上的文坛，甚至也可说与十八世纪的约翰逊诸人为主的英国文坛也绝无相似之处。中国的诗、文都和科举密切相关。二者并不相等，但人在其中则错综复杂。光绪十六年一月有如下一则：

叔珩甚可学诗，余因倡议立社作字，半月一聚。夫人索居则意殆，故君子以文会友，友朋数聚则气质融洽，学业易进，以友辅仁，即在于此。作字最简易，以此为号，必不畏难却步，数月以往，勤者仍益他业，不过年余，效可睹矣。

这段话说得极好。它也远超过举子会文学八股制义学书法这些事之上。索居令人意殆，这是人人都有时会经验到的，但只是不知如何自拔。本来创作纯粹是属于个人的事，但人却又极需要他人的理解与激励，激励是一种同情，会使他感奋从而发现自我价值。所以离群就不可取了。此意歌德早有所发，他说：“孤独是不好的，独自工作尤其不好。若要做成什么，是很需要同情和刺激的。”歌德，特别是晚年的歌德，他的话时常都是这样的平情近理，令人诚服。在这部日记中，朋友、同年、胜流之间的频繁交往，诗酒文会，甚至在歌楼饭馆，可说无日无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他们那时的生活和创作活动。所以如果要问什么样才是百年前的中国文坛，此书所记不妨说是一部可观的缩影。问题在你如何去利用它成为具有广义意义上的（政治的、文化的）文艺批评史。

郑氏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赴天津投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光绪廿年才以江苏同知身份谒见张之洞，这是他最早的两次获见大臣，两次谒见有相似处又有不尽相同。他和张之洞的谈话使我们想起陈衍（石遗）也有过一次谈话，地位悬殊的主客如何有分寸地各自逞示机锋。而张郑的首次谈话也许更见针锋相对：

香涛制军问余：“于文谁师？”对曰：“喜子厚之无障翳。”制军笑曰：“闽人固多好子厚也，其文实矜炼。”余曰：“桐城派极贬子厚。”制军曰：“彼虚字甚多。然子厚云，‘参之太史以致其洁’，此言何哉？”余曰：“子厚出于孟坚。班多骈，马多散，此所以取其洁欤。”制军嗟讶曰：“然，子言甚有理致。”又言，“诸子多近于骈，独《庄子》散行。《庄》之文理多虚诞，何也？”余曰：“《庄子》之文皆反言以讥切当世之学，即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之微意，实非无端之虚诞。”制军曰：“然。”余曰：“文无定体，要以切于当时者为真，余皆伪体也。”制军曰：“理足事明，则真而非伪矣。”余曰：“有古人之理至允而非今日之理，有往代之事至正而非当世之事。”

张为探花，郑以乡试第一名中举，地位悬殊不说，这双方一问一答，可谓铢两悉称，未判高下。张自然对这福建子是早有所闻的，所以所问范围也极得体（福建子是李越缦常用语，指清流如陈宝琛，但越缦与福建状元王仁堪却过从甚密）。两人的谈话都好在不事矫情矜饰。但这一段使我尤感可贵的是末尾关于古人之理与今代之事云云，古人的理与事有至允至当的，但未必就合于今天的时势，这道理若作为历史教训就是在今天也很有用。两人最后一段话实际上是隐伏着背后的严重的政治危机——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再过四年就是戊戌变法的悲剧了。张、郑的谈话毕竟不是讨论文学，那只是测试僚属的方式之一，所以他们接着就转入关于日本和朝鲜问题的讨论了，这里从略（集有诗纪）。

现在我们看到了旧式士大夫是怎样在社会阶梯中攀登，投靠座主、恩师、大臣只是其中的一种门径，当然更有从正途上去的，有些开明的大臣很有点欧洲文学、艺术保护人（Patron）的味道，著名例子无过毕沅之于诗人黄仲则以及江都汪中（容甫）。然而像张之洞有学问又喜接近文士，却也非人人都能奢望得到他的赏识。有一则日记说：“黄愚初言，往有以浙东布衣刺投谒张香涛者，阍人不纳。余曰，香涛固俗，此君亦清狂不慧者矣。香涛遇儒者则自诩达官，遇达官则自诩儒者，阍人安敢问乎。”官场是社会阶层的体现，要想逾越谈何容易，这个布衣不过是小小人物的遭遇而已。然而郑氏此处所形容的张之洞真而有趣，比曾朴《孽海花》影射的“庄芝栋”有意思得多。

始于一八八二年的《日记》，它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社会资料价值自然是极为丰富的，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与近代史有无数纠葛的一个人物。它与更早的《越缦堂日记》相比，所涉的面也更广，或者更为芜杂一些，而这种芜杂却正是对后代读者看来更为有用的。作者身经多次近代史的事件，有的参与，有的没有参与，但都是一个目击者。以民国后一九一七年所谓张勋复辟为例，彼时作者在上海没有直接参加，但日记中却有着相当详细的记载。如果我们把它和王国维同一时期的书札（《王国维书信集》）相对照，会发现许多不相同的地方，民国已过七年，沉渣依然泛溢，各路势力和遗老遗少们泼纵奔走，以为可以回天倒日，所以在后世看来这是一出拙劣的闹剧，而在当时却是历史存在的事实。一九一八年一月日记中有《答严几道》二绝，第二首是这样写的：“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学者拜车尘。侯官严叟颓唐甚，可是遗山一辈人？”桐城学者指姚永概（叔节），湘水才人当指王湘绮，而末句于严亦有微词，《海藏楼诗》卷九《杂诗》二首，时间正在答严诗前数月，其第一首“遗山求修史，自谓忠于金”云云，所咏事全本全谢山《跋遗山集》一文（见外编卷三十一，郑诗下并有注），全谢山以为元遗山入金非无故国之思，可是究其行径诸如委蛇于元贵臣之间等等，因而不得不下如是结语：“宁为圣予、所南之介，不可为遗山之通。”郑诗借此发挥：“实彼阶之厉，流毒方至今，谅哉谢山语，堪作俗士箴。”由于严氏列名筹安会之故，这里对于严显然有所诤贬。所以说虽然严郑生平交谊不薄，尤其在严死后，郑所致哀思也在他人之上（集有诗），可是在那个混浊举世无是非的世界中，学者、诗人的业绩是一回事，行为又是另一回事，全然失去了均衡的国家，导致多少英才豪杰本身生命的失衡与人格的分裂。

郑氏从光绪九年公车北上，交游日益扩大。早期与之交往多胜流，如王仁堪（可庄）兄弟、严复、罗稷臣、沈瑜庆、张謇（季直），随后有沈曾植、陈三立、陈宝琛，在诗友中以上元顾云（子朋）交最早又是为他初刊诗集写序的第一个人。陈、郑作为同光诗派的代表人物，日记中可见其彼此心折推服的语言。其间友朋离合的踪迹，实际上是反映了时势的动荡，也即是顾序中所谓多故之时。士大夫促膝晤谈，初心何尝没有匡时为国的志向，“书生抱结习，自诩意有寄”（《严几道手书题后》），对于失去这个友人清谈的快乐，作者表示了最大的沉痛。平时爱听风涛，被称为开径独行的人，写着“看江莫若看风雨，长日惊雷绕坐间”这样的诗句的人，终于还是不免于迷途不返的悲剧。

一九一八年二月有一则记事大意说同乡孙来访，持《石斋逸诗》册子求题，弢庵呈御览（指宣统），上擘窠书“浩气英光”四字，同时题诗的有陈宝琛、梁星海、宝熙、严复等，还有日人内藤虎等，日记引石斋自记云“可以不存矣，而犹存之，谓之逸诗”。作者说：“小楷精纯沉着，弢庵以为造极之作。”漳浦黄道周当乙酉清兵南下之后，不顾一切，毅然举兵出仙霞岭，至婺源兵败被执。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去做一件壮烈的事，这是战争烽火中的圣者，正如哲学家所谓圣洁是意志与最高律则的完全一致。二百多年前明代字画精品并不难得，石斋因为临刑之前还写下许多楷书《孝经》，因此流传至广，而那时的士大夫在垂涎观赏名姝佳丽如马湘兰、柳如是、卞玉京的墨迹书画之余，却对黄石斋墨迹倾倒至此，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好像全然忘记了黄道周正是死于建州兵刃之下，这里有什么可以称为是他们最高律则的一致性的地方呢？历史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反讽，我觉得需要的是鲁迅先生的那支笔，如果他看到这份材料，他也会写像他曾经写过的：“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见《二心集》中《知难行难》）

这是一部有用又可读的书，应感谢劳祖德先生长期辛勤而认真的整理。除了作者本人所处的历史上的位置和它的历史、文学的价值，还有极易湮没而被保存下来的旧燕京的琐闻掌故，以至上海与其家乡福州的习俗，都是难得的社会史资料。此中又独多福建人物，有些可以从诸如《林琴南文集》中稽考，如果有有心的人做这份工作，那也决不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