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潘光旦师

记潘光旦师

潘仲昂光旦师早年留美回国之后，主要在上海讲学、著书和编刊物。一九三四年潘先生才应清华聘约，回母校任教。那时潘先生除在社会学系开课以外，并兼任大学教务长。亲聆先生的教诲是在社会思想史班上开始的。那时指定的主要参考书是梭罗金（Sorokin）的著作，先生也大体依这本书的体系讲课。潘先生英文造诣极深，在上海时和林语堂、全增嘏、吴经熊等都是《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特约撰稿人。有一件事现在人知者不多，孙文遗嘱有多种英译本，其中认为译得最好的即是出于潘师之手，遗嘱首句余致力云云，译文用字精炼典雅，读过的人都能记得。潘先生说在美国留学时，有时老师问及某些僻字时，往往是潘先生先说出，而不是美国学生。当年清华学堂英文训练是很严格的，此番重回执教，他在班上说没有想到你们目前的英文程度与早期有这么大差距，言下不无失望。潘先生对于中国古典经籍的熟悉和旧文修养也是我们后来的学生所万万不及，他尤其对于儒家学说有精辟的理解，在《清华学报》上以梅月涵校长署名发表的论儒学的论文，其实多出于先生的代笔。至于诗，他自言不能诗，然而从他时时征引旧诗看来，无论从爱好和趣味来看都不平常。

一种坚毅的精神，这是潘先生给予我最深的印象，也是我认为是他身上最不可多得的品德，因为由于早年运动受伤，他的一只腿残缺。北京的秋天，西山的枫叶是最好看的，他几次上课时问我们西山去了没有，他说他已去了两三次，我们都答应不上，因为到了星期天同学尽往城里跑，不是听戏，就是逛东安市场，逛书铺。正因为他身体上有残缺，所以就用加倍的努力来锻炼自己。坚强的意志力，使他的精神比一个正常的人，显得更为富有生意。抗战后北方三校南下，那时他一度仍任教务长并兼管清华的事务，我已离开学校，有次到清华办事处去看他，这时才知道他正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而时间完全是利用午休和办公的间隙。这本书的初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用土报纸印。如果保存下来是很珍贵的。近年北京三联再印，我又重读一遍。这个译本最不可多得的是它的译注。这里可以看出潘先生是花了大量的功夫，从中国的经籍到笔记野史，勾稽出与霭理士原书所论述的相应材料，来证明中国古籍中与之相同或近似的论点。霭理士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他明净通达的人生观，与多少受有儒家思想影响的潘先生是有着相同之处的，注文中立论大致也从这一观点出发。

潘先生早期的著作如关于冯小青的自我恋、明清两代的嘉兴人才以及中国伶人血缘研究等等都具有开创的意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抗战期间潘先生关于民族与优生的论述，这里尤其显示他一本初衷，在战时最困难时期，不忘民族健康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前期研究是偏重于历史的，那么抗战期中的阐述，可以说是走出课堂，现实与理论结合，在诸如抗战与移民、抗战中的人口政策、优生与家庭这些问题上大声疾呼，希望引起社会的重视。在把优生与抗战文章结集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作者于优生学术作寒蛩之鸣，于反优生之思潮与设施作螳臂之争有年矣。”殊不知又过若干若干年后，不仅优生学说横被诋毁，即作者之身心也备受摧残。这又岂是螳臂之喻所能形容的。幸而今天他的全部著作由其后人整理出版，先生的心血不会是“劳而无获”（见序言）的了。

回忆卢沟桥事变前夕，学生忧国忡忡，罢课的事是时常有的，有一天我接到潘先生电话约我到他寓所谈话，那时我和周荣德君正合编《清华副刊》，谈话主要是希望把爱国不要荒废学业这一信息传达到同学中，这自然是代表学校和多数师长的意见。这次谈话使我看到了先生丰富的藏书，通往书房走廊两边全部是先生搜集的家谱，后来在战事开始南下时，这些藏书运进城内，据《图南日记》记载共有二十八箱，先生另有手录书目一册。先生曾告诉家人如果有变故，书不能运出，只需取出书目留作日后纪念。在屏当书籍之时，先生不禁悲从中来，吟起明亡后屈大均送顾炎武的诗：“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这些藏书在抗战中应当能保存下来，没有缺损。但是否能免于日后的劫难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学是在发展之中，尤其近年成了多种学科交叉探讨的领域，潘先生所曾经从事的是其中的一支，在中国的社会学界，他是先驱者之一。然而人是最重要的，在人身上所具有的品德才是对于后人最大的感应力。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先生所给予我们的教诲，他的坚毅勇往的精神，无论是为学或处世，都是崇高的楷模，这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