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自编年谱谈屑

吴宓自编年谱谈屑

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无人不知吴雨僧先生，因为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讲课极认真的教授，又是颇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著名的那首恋诗“三洲人士共惊闻”更是传诵至广，今陕西版诗集将上句末三字略去。近刊吴先生自编年谱止于一九二五年，不及其生平经历一小半，不过这部年谱在体例上所显示的创意，却很能看出吴先生的性情和个性。年谱于出生地、家世叙述至详自不用说，至以后各个时期，凡是吴先生所识之人必详记其事，每到一新处，必将居处四周地理方位绘制成图。二十年代初在南京东南大学初任教时所绘一图尤其详细，连历史上的遗迹如台城、明功臣庙等都包括在内。吴先生并不是所谓有历史癖的那种人，但他早年游学时对希腊古典精神所流露的那种钦慕之情是他思想和性格中重要的一面，年谱中的创意正是表现了他终生不渝的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尊崇精神。

年谱作于七十年代，有若干处用括号标注的文字，写的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所以可以说以今典释旧事。其中颇有些有趣的事。如二十年代《学衡》杂志初刊，吴先生虽负责集稿，但最初并未有文字发表，仅只翻译了英国沙克雷（今译萨克雷）的小说。此处注云：“六一年九月，宓至北京。贺麟君告宓：周扬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云云，又说终以畏祸未往谒周氏，未料六八年以后仍受种种惩罚。结句说：“惟就此事而论，周扬实为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读此注文，令人废书而叹曰真是书生习见难除。诚然吴先生早年在美读书时确曾爱读沙克雷小说，并自诩所译《名利场》文字之美，为生平首选。可是归国之后，兴趣早已不在此。这正如比他稍晚的全增嘏，其学术及外文造诣皆至深，却也变成研究狄更斯的专家。对于这些有着西洋文化背景的学者教授，不知何以处之，区区稗官小说何以能充其所至，这正是当时大气候背景下所注定的。于是以后遭逢厄运也就不足为怪了。

吴先生初识陈寅恪先生是在哈佛求学时，他最佩服陈先生肯花钱买书，为了学习世界史，陈先生购下剑桥版全套世界史十巨册。吴先生从而也学他购入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注释汇编本共十九册，即所谓Variorum莎士比亚。书价计合美金六十元整，以币值论这在当时是极可观的数目。五十年代中笔者一次在友人座上得识翻译家周煦良先生，谈论之间，周先生说读莎士比亚易，读英诗难。因为莎士比亚有注本，英诗不同于中国诗集，是没有注的。此言不虚，一个有大学一二年级英文程度都可据注本读莎士比亚，能享受到读莎剧的快乐。雨僧先生不治莎士比亚，这十九巨册汇注本成了大负担。于是在四七年以大贬价售与孙大雨。中国莎剧译本自梁实秋以下多不加注，惟晚出的孙大雨译本注释最详，现在我们知道孙译所据的就是吴先生原有的大汇注本了。此诚艺林一佳话，足供谈助。

早期的留学生对西方习俗的了解，尚不及今天的出国青年。年谱记吴先生在勿吉利亚大学二年级时得识美国同学某君，其人是一虔诚的教徒，某日约请吴先生去教堂为当地人演讲中国人的生活与风俗。记略云：“是日曙光初启，某君即来，知宓尚未早餐，请宓先用早餐。宓自到美国以来，从未单独入市觅餐，乃到某馆，叩门，侍者肃入。宓问有何好菜？侍者答牛排。宓命即来一份。坐候久之，始端上，则是大长盘，其一块牛排，长约八寸，厚约半寸，数人共食之，方可尽。某君以已用过早餐，坚不肯分食。宓努力自食，只消去牛排四五分之一。付账则美金八九角，并咖啡亦未得饮。”入乡未问俗，致大出洋相，言下颇悻悻然。其实此所谓牛排，老于上海的人都知道即Plank Steak，旧日如沙利文之类的餐馆都有供应，牛排用大盘托出，佐以旁菜，足供三四人食用，然而价却不廉，也不是寻常人会去光顾的。

自编年谱到一九二五年为止，亦即作者三十二岁时，编者没有说明年谱撰写的详情，从已刊材料看来其记叙之详是不可能出于记忆，必以作者的日记为底本，所以将来《日记》出版时——如果它是未经删节的——当可以互相校阅，并且从而可大略看到作者三十岁以后的经历。读毕年谱使人深深感到吴先生毕生追求崇高理想与其道德精神是留与后人最有价值的启示。然而年谱事无巨细的叙述亦不能不使人深憾于先生的精神过多地受人事的干扰，他从不讳饰他在某些人际关系以及某些事态自己的真切感受，这是他坦直的一面，但也多少分散了本可以更多的从事著述的精力。以这部年谱和先出的先生女公子撰作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相比，后者或许更完整地显示了一代学人永现其光芒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