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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时间:2023-01-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蒋天枢著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写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刊行,其撰写时已在陈先生去世后约十年后。《事辑》对陈先生晚年协助文稿的人记叙简略,这一部分由于材料缺少,也由于著者在取择上有意从简。其他亦有被近人新著认为为陈先生搜集有关书籍最勤的胡守为氏未见于《事辑》记载,但在《金明馆丛稿初编》目录后附加的注中则有相关的名字。《事辑》一九六八年四月有记事云责令解释四六年《丁亥清华园作》诗句。

蒋天枢与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蒋天枢著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写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刊行,其撰写时已在陈先生去世后约十年后。这是一本极严肃的著作,著者于卷首题识署受业,又因事迹不备所以不称年谱,足见其尊师的精神,所以材料虽不及后起的同类新著,但在立论诸方面却显然有异。书分上中下三卷,大体上依不同时期区分,前两卷部分取材于陈先生的自述,家人的笔记,还有诸多参考吴雨僧先生未刊日记、年谱及诗集。末卷属于陈先生晚期生活,这和近刊今人陆键东著有关传记,在材料占有上有很大悬殊,著者于五七年系年下记云以后数年事多不详,虽多方访询,亦无所得。不过陈先生的晚年的得力助教黄萱仍提供了不少材料。

《事辑》也偶有疏误,如宣统三年陈三立《酬涛园》诗,作者附注涛园即沈瑜庆,沈葆桢子,有《涛园诗集》,民国九年外孙李拔可印行。又云此承钱默存先生见告。按林琴南《畏庐文集》有《李佛客员外墓志铭》称沈葆桢为外祖,沈瑜庆为舅,李佛客是李拔可之尊人,据此李拔可应是沈瑜庆的外曾孙,而非外孙。卅年代钱默存先生多识海上诸老,此当是得于传闻而误记。《事辑》有些记事有意略而不详,如民国廿年散原老人由沪避暑北平,中途感不适,改赴庐山。作者注云本年秋黄某有《寄讯散原先生》诗,此黄某自是《花随人圣庵摭忆》著者黄秋岳,诗有句云“幽梦崝庐循墓泪”,按黄氏《摭忆》有语云散原诗集数见崝庐皆歌哭万端,并将崝庐记全文转录。这篇记是陈三立追记其先人陈右铭极为悲恸的文字。据陈宝箴行状说光绪廿六年六月二十六“忽以微疾卒”,再看《崝庐记》有“而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诸语,今人有疑陈宝箴实死于非命,因此行状中微疾云云和记中诸语,俱堪玩味。

一九四九年之后著者两次南下谒师,首次在一九五三年,有赠诗,末次在一九六四年。蒋氏在他另著《楚辞论文集》的《弁语》中说:“昔年陈师吟《印度象鼻竹实》诗,师母绘竹实图并书诗其上以寄枢,‘莫教绿鬓负年时’,所以勖枢也。其后再游羊城,师询所业,以楚辞对,语次,言及温公通鉴,师有通鉴不载屈原事语,实以砭枢,不敢自明其衷曲也。”按钱钟书《谈艺录》第二二节论“朱子书与诗”亦引顾亭林《日知录》“通鉴不载文人”条谓顾亭林亦有“通经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之语。陈先生熟精通鉴,这当是偶然与前人所见相同。关于通鉴的谈话有无言外之意,不得而知。但六四年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会面,也是陈先生生命中重要的一次会面,因为他送给蒋天枢的《赠蒋秉南序》文即作于一九六四年的六月,此文盖向世人表达他的最深沉的心曲,从系年看即使不是绝笔,也是最晚期的文字,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惜乎近人新著对此重视不够。

《事辑》对陈先生晚年协助文稿的人记叙简略,这一部分由于材料缺少,也由于著者在取择上有意从简。其中作者惟一郑重记载的是一九五三年南下时特书“此行初识黄萱”,以后陈先生为黄萱作鉴定时也有详细记载,于此可见他对于长期任陈先生助教的黄萱的敬重。其他亦有被近人新著认为为陈先生搜集有关书籍最勤的胡守为氏未见于《事辑》记载,但在《金明馆丛稿初编》目录后附加的注中则有相关的名字。《事辑》一九六八年四月有记事云责令解释四六年《丁亥清华园作》诗句。按陆著传记亦有关于某人奉命参加注释陈先生诗作,并详细介绍其人才情横溢,竟可嫡传陈先生之学业。关于责令解释丁亥诗句事,《事辑》原有注云是某某所嗾使,注在刊前删去,所以今刊本不见此字样。一说为奉命参加,一指为嗾使,此在当时情况下实情有可原,不足深究,不过陆著于有关人物多有溢美之言,此其一例。

一九五四年原清华大学助教汪君南下迎陈先生赴京,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职。《事辑》和陆著都有记载,后者尤详。陈先生以健康原因谢不就,汪辱命返京。先是汪君有一报告,主题是陈先生尚有许多未竟的研究课题,而且涉及文史诸方面,据汪建议“最好有人拟定有关这些方面的论文题目请他指导。这样可以挖出不少东西。”这是四十多年前的语言,亦是在那时情况下写的,但今天读依然使人骇异地感到一个受业的弟子直以无生命的机器人一样看待他的老师,可以从他身上挖出什么。

其实陈先生对他一生的志趣在《赠蒋秉南序》中已说得极为明白,从一种文化培植出来的学人必然要保持他人格的一贯性。这也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那种期于意志和道德律的完全一致,而进于生命的完整。不明白这一点,认为精神力量是可供任意驱使的,像人们上面所看到的那样,那真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传记艺术,难不在于传主,而在传记作者自己,如果他不能把握住他自己的情感,他势必不能驾驭他的材料,而是为材料所牵制。这就是传记艺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过分的渲染不仅给文体本身带来损害,而且也使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失真。这原本就是极困难极不易掌握的历史时期,显然作者在热情驱使下,失去了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这是我们看到存在于陆著的最大缺憾。蒋天枢先生的《事辑》只是薄薄的一小册,但已足使人们亲切地看到大师的神容面貌。也许在传记之外,首要的是要读其书,不读其书如何能做到知人论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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