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感旧录

清华园感旧录

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三十年代的清华园也是这样，首先是校风，浓厚的学术气氛，然后才是出人才。尽管当年曾执教的一代大师王国维和梁启超都已先后去世，但三十年代仍是清华园的全盛时期，它依然雄心勃勃地建立一个新的学院农学院和筹建一座现代化的文法大楼。可是战争无情地摧毁了这一切，苟安的幻想证明是对于历史的无知。在战事尚未爆发前一二年，校园实际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离开了书桌，崇尚学术荣誉本来是许多人奋力以求的，现在也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了。学生中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数更急剧增加，这对于昔日的清华园和它的近邻燕大（情况相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大众化的思潮冲垮了正统学府的尊严。然而也有这样一部分人——许多是学理工的——没有离开实验室，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这一部分学有专长又异常杰出的人才后来成为国家建设和尖端科技的支柱。他们是栋梁，他们的爱国是在后，不是在前。

当历史已翻过这许多页以后，今天或许能更清晰地回顾一下当年的一些人物。在我怀有深厚友情又最不能忘记的有三个人，他们是同一班级的社会学系的蒋茀华和历史系的徐高阮及丁则良，他们都成绩优异，在清华园有相当知名度。他们抱有相同的理想追求，可是却又略带有异端的色彩：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历史的大潮流之外，或者被称为是“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一本苏联小说名）。因为他们把对于当前国是意见写成文章投寄《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大公报》总编王芸生把这些文章编入一本反映青年思想的集子中。这是一种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的尝试，即使对于历史具有敏锐的感知，但在当时大形势下是不会被容允的，而且也显然只是微弱的声音。一位深知内情的当年清华园老学长是这样回忆蒋茀华的：“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想起写一点蒋兄轶事的原因是，他是同学中少见的人才，是人类中一个花朵，我已年近耄耋，可以说得上是阅人多矣，但是我似乎未曾经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回首五十五年前，假如没有那么多层面（中略），人们不需要在这些层面里翻上去，倒过来，那么像蒋茀华这样的人，无疑会成为一名罕见的学者。说到这里已经近于说傻话了。”云云（见清华十级级刊十三期，槿堂文）。此言诚是，受命运之播弄者，皆可作如是观。

徐、丁都有著述留下，徐到后期才从寅恪先生读史，他以约十年时间完成《洛阳伽蓝记》的校刊，使此书得以原貌刊刻，寅恪先生为徐刊本写的序文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徐又在晚年写了约万余字的《山涛论》，这是一篇风格与纯粹的考据迥异的人物传论，对于魏晋禅让之际那样隐密的权力争衡，作者做了极为细致的稽考，所以这是一篇史文，也是考证，但却具有极大的文字魅力。关于丁君，他与著名物理学家林家翘同一中学毕业，同入清华，又同是闽籍，长期居家北京。丁先从张荫麟先生治宋史，可是正要进入最后一学年时，他突然休学，莫知去向。在三校南迁时，他才复学。他是由地下关系进入国民党的一个宪兵团，当一名文书。初时没有引起注意，有次宪兵拘留一名白俄流浪汉，他竟操英语代行讯问，使宪兵团人大惊失色。但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这可称传奇式的一次经历。丁君后游学英伦，读史兼学俄文，因此后来弃宋史研究转而从事与俄国近代史有关方面的研究，当五七年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看到名字赫然上报时，即自沉于原燕大的未名湖。他是过早地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留给我的一个纪念是他翻译的英国散文家赫德森（W.H. Hudson）一篇题为《在克劳默海滩》的散文，写一个成年人在著名的海滩胜地，日日与一个小女孩相遇的情景，好像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掩存于心中的秘密，一种无言的相识，这是写少女的早熟的美，我极喜欢此文，一半由于译文的优美和对于丁君的怀思。

但清华园也并不全是蒋君徐君那样一些活跃于思想领域或热衷于国是的论争的人，另有一二是置身于此外的人，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哲学系的王逊君，另一位是数学系的钟开莱君。南迁之后，他们同住于昆师北院的宿舍，记得此时同住楼上的尚有今在北大任教的李赋宁君。北院的前面是一空旷的广场，时时有人经此往来，有次遇研究院魏君，问他有什么好看的书吗，答何不读阿尔达斯•赫胥黎的小说《旋律与对位》，他是在武汉大学听陈西滢教授讲此书的。于是我们几个朋友全都取来看，好像发现了小说的新大陆。从北院楼上看去，有时尚可望见一二倩影姗姗而过。昆明不同于清华园也不同于北大的红楼，它就像是一所没遮拦的校园，一个战时的文化名城。

王君山东人，或者由于滨海的关系，一身清气，大有浊世翩翩佳君子之慨。他读哲学，而却喜美术鉴赏，留下一部《中国美术史》。能写散文和小诗，那时发表的有《河上的图》、《烛虚颂》诸篇。在冯至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重印前言上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三九年我到昆明不久，就在《云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比较深入的评论，过些时我才知道作者王逊是一位年轻的美术研究者，在云南大学教书，不久我们便成为常常交往的朋友。”王君豪放善饮，然而若有抑郁不得意者，终于没有能留下更多的关于美术方面的论述。

钟君开莱，杭州人，居美国加州，久在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任教并兼系主任。一九三六年以第一名进入清华，在上大学一年物理课时，吴有训教授点名时说这是我们今年的状元。他不久转数学系。他的英文水平尤在侪辈之上，上陈福田教授一年英文班的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有问什么字同班没有人能答时，教授总是问他。我曾问他说你的英文是怎样自学的，他说中学时数学好像是他的天赋，而英文不及他的兄长，于是发愤把一个叫SAITO的日本人编的厚厚的一本英文文法，读透了，读精了，是这样由此起步的。大约在大学时他已开始写数学论文投寄法国的数学学报，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演算全靠一支笔，我曾看见他在完成了数十张纸的演算而终于提炼成薄薄数页论文时，把这些演算过的纸全都扔在地上，在脚下踩着，我终于看到在完成一个数学命题时在他身上所显示的完成之后的欣悦感。这跟艺术或文学创作完成后的欢悦并无二致。不惟此钟君对于文学与艺术的欣赏也有他的过人处。他读赫胥黎，读普鲁斯特，读托玛斯•曼，最近则喜读司汤达的日记，他的特性是所言不多，而一言达意。当他向我说某一作品可读时，我好像已能领会到他所谓好的意思了。在文学、艺术乃至哲学上，神交意会都可存在于无言之中。一九四五年钟君去美，我亲送他到机场，近十年他多次回国讲学，都失之交臂，前两年总算得一晤面机会，他下榻于静安宾馆，送我出来时说这里面包房的可松很好吃，我说我吃过，但不知此字原文是什么，他说即CROISSAN T，现在上海已有法国可松（颂）面包房，我想一定也还有人不明此字的原意。

案头有两本有关清华园的书，一本是潘光旦师附录于一本论著的《图南日记》，另一本是浦江清教授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两本都不是全面记载清华园的书，但都有极有价值的材料。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园撤退前后的情景，我所见过的回忆文中没有比潘先生这篇日记中记载得更详细了。当年仓皇逃难时，清华园是何等的凄凉，潘先生在屏当其自己藏书时不禁悲从中来，吟起明亡后屈大均送顾炎武的诗“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浦江清《日记》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旧清华园日记，这部分字数并不多，而且中间也不连贯，不过有怀旧心的人是会喜欢看到诸如记载至消费合作社喝可可一杯之类，那会掠起人们许多旧梦；第二部分是记战时的西行日记，也极可读；第三部分记四八、四九年之际的清华园，虽然记载未详，但浦先生无意中留下的这份文字，时间定会赋予它以作为可供后人参阅的历史文献的价值。这一点吕叔湘先生的跋文中也已说到了。

清华园是美好的，每一个曾在这里读书生活过的人都留有一份属于他或她自己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是精神上的就更可贵了。老来悲怀的怀旧情结是年轻一代难以理解的。时代既已改变，人事已非，“桃观已非前度树”，诗人何用如此神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