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福建进士欧阳詹与太原官妓

唐代福建进士欧阳詹与太原官妓

福建在唐代什么时候才有进士贡举，说法不一。公元八世纪相当于唐中叶，福建还是未受文化沾溉的地区。古书上闽越连称，只说那里土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有的材料说长溪（属福州长乐郡）人薛令之是福建第一个进士登第的人，时在中宗神龙二年（公元七○六年）。但比此更后的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与韩愈同榜登第的欧阳詹，应是福建真正有进士贡举的开始。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这是因为建中初年，宰相常衮罢相之后，又出任福建观察使，衮到任后大大改变了福建的风气。他设乡校，教生员读书作文辞，这样就使福建的习文辞者不止限于只做地方的吏事。欧阳詹在这些生员中又是最突出的一个，深得常衮的赏识。所以在未举进士前，他的文名已远播江南，为韩愈所钦慕。贞元八年是由礼部侍郎陆贽典贡举进士，所取名除韩愈、欧阳詹以外，还有李观、冯宿、王涯等共二十三人，其中多知名士，所以被时人称为龙虎榜。欧阳詹作为一个足不出里闬的南方人，一旦在这有名的一榜上举进士，应当说对其个人及其家庭都是莫大的荣耀，而且正是仕途上充满希望和机缘的时期。可是这个沉潜又富有才华的年轻文士，却在途经太原时，与一欢场女子不期而遇，两情一见倾心，不能自拔，终于导致了双双为情而殉的悲剧。

太原官妓申家有二姊妹，长名行云，次名止云。当时人说止云温柔婉媚，但行云更为慧丽，并且通文翰，善歌舞，所以行云名噪一时。欧阳生在某将军宴席初见行云，而行云对这个来自南方的容仪秀异、谈吐隽妙的文士深深倾倒。这时候席间觥筹交错，丝管杂陈。行云揽衣而起，当筵轻声曼歌。那一种逸姿艳态殆非人世所见。次日行云以书致欧阳，过其所居。是日艳饰相待，终于两情欢悦而定情。良宵苦短，未久欧阳即离去京师，而与行云约定到期来迎娶。欧阳生有《初发太原途中寄所思》一诗，极写离别恋恋不舍之情，诗是这样的：“驱马觉渐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犹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欧阳至京，尝四次应博学鸿辞考，都未如愿。最后才得任国子监四门助教，然而和行云相约来取已衍期许多时了。此时行云日夜企盼，甚至到饯别之所，徬徨吟眺不忍离去。终至得病缠绵不起。当欧阳遣仆来迎时，行云已香消玉殒，只留下一函发髻嘱交欧阳。欧阳未久也因伤恸过甚去世。过分的欢悦随着而来的便是剧烈的痛苦，这是西方哲人所已说过的，对于欧、申二人尤其如此，悲剧的种因是在两情相识的俄顷便已萌生。

欧阳死后，韩愈有《欧阳生哀辞》一文，深致悼念，因为二人的交谊超乎同年之上。但韩文却只字不及太原情事。幸而同时人孟简（字几道）为其事写了五言古诗一篇，而所附序叙经过尤详。这样，后人读欧阳寄太原所思一诗便有可供笺证的真实材料。

宋修《太平广记》从唐五代时人黄璞《闽川名士传》中将欧阳与太原妓事全部收入，很可惜的这一凄艳绝顶的爱情悲剧竟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几乎湮没了有千余年之久。一直到本世纪初（公元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也是一个闽籍人士用盟鸥榭署名把故事写成仿唐人传奇体小说名《函髻记》。原书系私家刊刻，故传世极少。我们上面有些文字是从该篇节引的，现代未能看到全文的读者，必定愿意一读小说末节写女主人公柔肠寸断那一幕情景：“（上略）年余病益不支，揽镜惊曰：‘行云憔悴至此乎，吾负行周矣。’召止云谓曰：‘玉雪之肌骨，花月之神情，转盼皆尘土耳。唯发为难朽，可留之以见行周。’遂临镜细挽作坠马髻，巧梳密掠，光可以鉴。审谛久之曰：‘此毫发无憾耶。’复唤婢曰：‘为我取缕金箱来。’箱至以新绢铺垫平帖。袖中徐出剪刀，止云泣而止之。行云曰：‘妹勿惜我，他日尚可见我髻也。’乃以左手掩面，右手揣摸发际，啮齿下剪，欻然发落，行云亦晕绝矣。炊许复醒曰：‘吾心未死尚能为诗，妹可以纸笔授我。’止云不忍忤，铺纸于几，扶坐床侧。行云取笔仰面曰：‘行周遣人来时，可以此箱与之。’已则摇首曰：‘恐杀行周奈何！’下笔书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伏于止云之肩，喘息稍定微笑曰：‘行周志气甚强，宜可禁当此语。’持笔欲下，腕颤不已，颜渥赭如火，久之面色渐白，力自噤龂，复书曰：‘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掷笔仰倒，止云急掖之，气已绝矣。”

欧阳遣使到时，行云已死，但取回函髻。欧阳开箱但见昔日云髻俨然，一恸而绝。一时友朋中知名人士如李翱、崔群等，百端开导，甚至责以大义。欧阳坦然说：“诸君见责，吾皆知之。詹以哀情驰突，径伤吾脏，不可复活。”又说平生本以文字为业，满望能多有时光，稍有成就，今竟如此，难道不是天道之酷吗？临终作书致父母和妻子深致忏悔。又有一书致止云：“吾终不以一己声名之故，而使行云殉我之情谊湮没无称于世，吾友孟几道已许我为诗以传行云矣。吾所寄诗可藏之以为证。吾所以报若姊者止此。”是夕遂卒。

宋人邵博在他所著《闻见后录》中说欧阳詹为并州妓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到宋朝申家妓寮还保存着欧阳的墨迹手卷。《函髻记》又从而别载欧阳与行云书一通，无论这封书信是否出于小说家的虚构，但却极可读。因为城西之别，行云神伤和行周难言之隐，在信中都表达得极为真切，虽然怀着永好的期望，而其实它却是悲剧性的。信云：“城西别时，不意行云神伤至此。吾于斯晨岂不能携手同车拥子而西耶。特以倜傥非常之举所伤实多，吾之与子虽负绝俗之意，乃至情爱之间曾何殊于形气之流辈哉。幸保颜色，以规永好。日月更易，制思为难，行云其勉之。”

欧阳詹作为唐代福建最早的进士登第者，正由于涉世未深，所以尚保有本于自然的那种纯真的美德，不以一己声名之故，而使一个痴情的风尘女子湮没无称于后世。孟简的诗和序也诚然功不可没，因为欧阳虽然于当时早有文名，且又与韩愈等一时名士交往，可是集虽传世而读者却并不多，所以此段太原凄恻之至的情爱悲剧，幸经孟氏的诗而留传下来。

《函髻记》作者盟鸥榭即海藏楼郑氏，近年由于他的巨册日记的刊布，使我们得以从中找到有关此小说撰作经过的一些材料。《函髻记》虽写欧、申情事，而却有其现实中的原型，此原型即是郑氏一度眷恋的清末民初名噪海上的女伶金月梅。极具巧合意味的是金月梅不惟也通文墨，而且也是原籍山西。这就是说与千年前的申家妓同是并州女。此中详情以及由于洪杨之役和八国联军动乱，使南北伶界发生重大变化，这里所反映的极具有社会史价值种种有兴味的情事，这里不能尽述，当待另文补写。又《函髻记》文承北京郑炳纯先生允据其珍存本复印见惠，使其中部分文字得先披露，特此志谢。